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作为国外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正在成为“时代显学”。但中国在海外中国学上的学术影响力,与现有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中国学研究中国,但当前中国学的中心并不在中国。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权建构。在此基础上打破中国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内外区隔,推动构建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世界中国学”,最终实现“让中国学回到中国”。

从“外国学”到“中外互鉴之学”——世界中国学研究方法与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为落实习近平主席2023年11月24日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精神,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2024年5月11—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与《国际汉学》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世界中国学研究方法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在沪举行,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德国波恩东亚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20个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中国学学科建设回顾与前瞻、中国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当前中国学研究前沿和热点问题透视、中国学研究与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现将与会专家的精彩发言内容综述如下。

美国学界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及评估

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是美国多学科理论方法培育出的跨学科研究。美国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理论的潜通暗合形塑并推动了美国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及其演进。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研究探讨党的妇女发展策略,及其赋权妇女和民族建设的运动对妇女发展起到的助推作用。美国的中国妇女运动研究是其观察中国的重要切入口,需从研究范式和话语概念层面认识美国研究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从历史文化层面理解中美学术阐释中国妇女运动的路径差异,从事实层面辨析美国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研究的各种视角。

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笔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知识变革、提供思想先导,迫切需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认知迷思。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宏观与微观之分,作为地方性理论学科建设生动实践的中原学则是以根性研究、谱系研究、基因研究、精神研究为核心的、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一门系统知识、学问及学说的总和,是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近年,中原学建设的相关实践充分体现了大变革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新取向,在此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理论与实践成果。中原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地域性和综合性,中原地区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独特的地域特色。中原学研究不仅要深入挖掘这些历史文化遗产,还要结合现实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为中原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为进一步把握中原学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方向,推动中原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南社会科学杂志社策划了本期“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笔谈,约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从文化学、历史学的视角对中原学、地方学建设提出创建性意见和思考。

世界中国学视阈中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学问。从世界中国学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独特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现代化模式,并有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为精神内核。

中国学与欧洲的中国观——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综述

2023年11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1)

新旧产能更替视角下的投资对就业动态影响分析——基于ALMON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的研究

解决就业问题是中国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投资可以促进新旧产能更替,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解决就业的有效措施。因此,从新旧产能更替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就业和投资统计数据,建立ALMON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实证研究发现:(1)投资在不同阶段会对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具体分为初期的联动创造效应、中期的就业挤出效应和长期的结构优化效应3个阶段。(2)联动创造效应存在于第0~3期,共4期;就业挤出效应存在于第4~11期,共8期;结构优化效应存在于第12~14期,共3期。(3)联动创造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对就业的影响为正,就业挤出效应对就业的影响为负,投资对就业产生的总效应为正,但联动创造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存在的时间短于就业挤出效应。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研究——新冠疫情背景下的挑战与应对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生命威胁的同时,对全球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亦不容小觑。我国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遭遇了外部环境收紧和疫情叠加的双重约束。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者,如何审视新冠疫情冲击下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背景出发,分析了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临的新挑战,在立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判定之上进一步提出应对之策。研究认为,疫情直接冲击了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全球经贸活动受限影响了“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进度和节奏,但是相关基本判定不会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动摇。因此,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把握多元目标的逻辑自洽性和一致性基础上,还需要意识到实施过程的长期性、反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平常心对待主客观认识的变化和修正。基于上述重要判定,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接,在现有的规则和多边贸易协定基础上,融合和对接有助于“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规则和措施。第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整体对接”情况下,充分利用“个体”合作的重要性和突破作用。可考虑通过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强化中国与自贸协定国的经贸关系,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积极开拓双边市场的重要动力,利用示范性合作和收获性成果撬动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第三,借助已有的价值链体系优势和制造业产能优势,从地区和产业维度对沿线国家制定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区域价值链布局策略。建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强化以价值链构建为核心的贸易和投资平台,构造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价值链体系,打造“区域价值链合作范本”。第四,抓住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挖掘疫情后信息网络、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产业合作新空间。

从“神道设教”走向“人文”之道——《周易》的思想史意义研究

《周易》由《经》《传》两部分构成。一般认为《经》诞生于周初,《传》诞生于战国时期。《经》是周人万物有灵、鬼神概念存在的证明,《传》则对占卜之辞和鬼神观念做出了新的解释,反映了周人"近人而忠"的时代特征。具体表现为:(1)对"神""天"的内涵加以现实化改造,使其从神灵、至上神变成了变化之道、天地之天;(2)首次提出了"人文"的德教概念,对"文明"作了道德化的阐释;(3)将"君子"概念从有善有恶的贵族男子改造为有善无恶的道德楷模,并对"君子"的道德修养提出了丰富要求;(4)倡导"革而当理"的人道追求,提出"与时偕行""顺天应人"的变革原则。于是,《周易》从神道设教的占卜之书转化为探究"人文"之道的修身济世指南。

国学学科所面对的知识状况与体制困境

作为当代深具活力的文化思潮和社会各阶层调节文化心理与处世姿态的特别方式,国学在今天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表面上轰轰烈烈,一派繁荣;但究其根底,实潜藏着巨大的隐忧,现实中多样的面貌和歧义的理解也使之充满了含混性。特别是如何实现其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相融和对接,这在知识境况与制度安排方面还存在着难以突破的障碍;正视与化解这些矛盾,也许是建构一种有深度的国学系统,使之能够根深叶茂、行之久远的必要前提。

“乱世之文,有英伟气”:《战国策》人文思想研究

《战国策》虽然是一部反映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游士朝秦暮楚的"乱世之文",但历史上视之为"邪说"并不符合实际。仔细研究《战国策》可以发现:战国时期虽然礼崩乐坏,但人们依然守护着西周以来崇尚的孝、义、仁、忠信等道德,"有英伟气";不过这种道德在现实中常常遭到挑战、"不得施谋"。同时,《战国策》肯定了"士贵于王"的神圣地位,塑造了以"尽忠直言"为业,以独处民间为"全",以机智勇敢为特点的"良士"形象,表现了对虚心纳谏的仁君的向往和对讳疾忌医的暴君的否定。

本同末异:列子“贵虚持后”说与杨朱“贵己恣意”说比较研究——重写先秦思想史研究系列

列子和杨朱,分别是战国时期发生很大影响的思想界“十豪”之一。二人思想分别导源于老子,但最终的主张各异。列子秉承老子道德论,主张贵虚持后,成为庄子思想的主要铺垫。杨朱秉承老子的“贵身”主张,发展出“贵己享乐”的学说,走向老子清虚无欲的反面。二人的思想言论集中保留在《列子》一书中。关于《列子》一书的真伪,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晋人的伪书,但近来的研究认为《列子》属于古本的辑佚补撰,基本上可当做先秦古籍使用。本文依据《列子》,试图在比较研究中揭示列子与杨朱本同而末异的思想状况,补上先秦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左传》的思想取向：“吉凶由人”“先民后神”——“重写中国思想史”研究系列之一

《左传》是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以记事为主,但事不离言。它通过周王室和诸侯国君臣之间的对话,反映了春秋时期周人贵人轻神、礼德为重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具体表现为:这个时期人们认识到"吉凶由人""唯人所召",因而主张"先民后神";认为"礼"为"政之舆""民之行",只要"德礼不易",就"无人不怀";从保障民利与尊重民意两方面对民本思想的强调和对推翻无视民本的无良之君的革命实践的肯定。《左传》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提出闪光人文思想的历史人物,如叔兴、申繻、闵子马、宫之奇、史嚚、季梁、邾文公、师旷、史墨、穆叔,其中晏婴、子产、叔向更值得注意。

国学中的“民本”论及其现代意义

"民本"的完整说法是"民惟邦本"。在历史发展中,"民本"思想形成了四个要点:民为天之本、民为君之本、民为国之本、民为吏之本。"民本"思想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资格,这与现代政治文明是相通的。新时期以来,中央政府亦以"执政为民"为核心理念,闪烁着"民本"思想的熠熠光辉。

国学中的“民主”论及其现代观照

中国古代"民主"的本义是"民之主"。它着眼于人民大众的劣根性,主张由英明的执政者代民作主,为君主专制的产生提供了依据,这是它最受诟病的地方;同时它要求充当"民主"的君主像"民之父母"一样"养民"、"教民",这却是与现代"民主"追求的人民权益存有交叉面的,是古代"民主"积极的一面,不可一概否定。现代"民主"源自西方,本义是"公民自主"。它肯定每一个公民的天赋自主权,这是其积极意义所在。不过"公民自主"往往以代议的方式实行,而代为反映民意的"间接民主"在实施环节会发生"议员变猪仔"的猫腻,所以对于现代西方式的"民主"也不可一味拔高。国内外历史上,曾发生过将"民主"的"民"从全体"公民"缩小到部分"人民",从而剥夺国家中另一部分非人民的公民的"民主"权利的沉痛教训。这是值得我们记取的。今天我们所要建设的"民主",应当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公民自主"。

一位不该被遗忘的戏曲史家——朱希祖的戏曲收藏、研究及其贡献

作为驰名中外的史学家,学术界极少关注到作为戏曲史家身份的朱希祖。早年的朱希祖未能摆脱视戏曲为小道的短视,但受到民国初年"纯文学"观念影响,也得益于他长期执教的北京大学文学系浓厚的戏曲研究氛围,朱希祖逐渐转变了对戏曲的认识。民国十三年(1924),时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在北平书肆购得昇平署档案和戏曲,由此开启了他戏曲研究的序幕。此后他撰写完成了匡补王国维《曲录》的《续曲录》。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朱希祖将自己珍藏的曲本、《续曲录》悉数捐赠给刚合并不久的北平图书馆,极大丰富了此期北图的戏曲藏书。民国二十一年(1932)秋,朱希祖南下广州、南京任教,戏曲逐渐淡出他的学术视野。但是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戏曲学界的研究动态,提携后学不遗余力。统观朱希祖戏曲研究,他十分看重戏曲在改造社会中的贡献。他与王国维相似的"以史治曲"的学术方法,更是近代戏曲研究范式转折的关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释义:基于文化视域下的本土化类型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形成了三种本土化类型,分别是延续型本土化、吸纳型本土化、融合型本土化。三种本土化类型的划分涉及对传统文化、客位文化、主位文化变迁的态度,以及对主客文化关系的评价。融合型本土化更多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经历了短暂的思想启蒙,不再是对主位文化一味崇拜或对外来文化全盘吸纳,而是用批判的方式审视传统文化和异域文化,并通过融合的方式使外来文化成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融合型本土化的一种典型,其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文化评估的范式转变、文化价值的整合重塑及文化自觉的逻辑转换三个方面。

以七期断国学之代殊——谈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

汉儒讲学,最谨守师法家法;先师传授下来的学问,弟子一个字不敢改易。而清儒却不主张墨守。不惟弟子对于先生,时时加以纠正;就是汉唐的旧注旧疏,也要驳难;甚至经文,也有勇气去改。这种精神,实在是宋儒一种＂求是＂的精神。不过宋儒虽然想要＂求是＂,然而没有考据的工夫,不免武断。到了清儒,就实事求是,把宋儒求是的精神,运用于汉儒考据的方法之中。国学文选类纂钱基博编撰,傅宏星点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语》的思想取向：“君子之行，唯道是从”——“重写中国思想史”研究系列之一

《国语》为研究周代思想史的特征提供了生动的依据。一方面,周人肯定神灵的存在,主张“民神异业”,“绝地天通”,重新恢复“神”的权威和神职人员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周人又将“人”提高到了与“神”同等的地位,要求“事神保民”,达到“民神无怨”,并将决定神意的根本归结到民意、道德上,提出“道而得神,是谓逢福”“君子之行,唯道是从”,倡导节俭利民的君德,体现出尚贤、尚信、谏失德、诛无道的人道取向。

中国商民运动的研究缘起及理论基础

"商民协会"是北伐前后中国商人团体中出现的新事物,国民党"二大"以后,对于商民运动与其他各阶级运动同等重视。为领导革命,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农民、工人、青年、商民和妇女等部,并在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的同时通过了商民运动决议案,作为指导商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商民运动受到高度重视。尽管学术界对大革命史研究的成果甚丰,而且研究大革命史的学者都很注意民众运动,但对当时曾被"同等重视"的商民运动却基本没有提及。本文在详述商民运动学术缘起的同时,论析商民运动的目标背景和理论基础,进而指出其深入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