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学习临场感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的影响研究

利用直播学习临场感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是数字时代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路径。本研究基于心流理论和学习投入理论,构建了一个直播学习临场感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 096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直播学习临场感显著正向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心流体验和学习投入均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基于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应迎合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需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直播学习临场感,帮助其增强心流体验、增加学习投入;大学生应全面提高自身的数字素养水平,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直播学习。

疫情背景下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战略与实践策略刍议

新冠疫情增加了逆全球化趋势,疫情防控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成为当前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为后疫情时代中国最大的主场外交活动之一,是提升我国体育国际话语权、改善国家形象的重要机遇。基于此,结合当前全球疫情背景,从国际关系、国际舆论、国内发展状况等角度综合分析了北京冬奥会国际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从国际传播战略和国际传播实践策略两个层面出发,提出战略规划和策略实施的具体路径,以期提高体育国际传播效果,增强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构建国际传播新格局。

他者想象与自我认知:中美民众国家形象认知研究

中美关系决定着21世纪国际政治走向和全球体系的和平与稳定,妥善处置中美关系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而言均有重要意义。以2017—2018年中美两国民众世界观调查为主要依据,详细分析中美两国民众心目中的两国国家形象以及对彼此国家的认知状况,发现两国民众在对彼此国家的关注和了解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对彼此国家的认知途径与报道满意度方面趋同。此外,在认同彼此国家大国形象的基础上在国家好感度、国家领导人好感度以及两国政治与公共外交形象等细分领域也存在明显分歧。而民众对一国是否感兴趣、是否了解以及民众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国际新闻接触率是影响民众国家形象认知的重要因素。

中美两国公众的世界观念与国家印象研究报告(2017～2018)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信息经济的发展,传播技术的进步,全球力量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G7、G8相继失去了昔日的辉煌,G20成为世界大国协商的主要平台;过去美苏、美俄两强博弈悄然让位于美中角力;长期以来一直韬光养晦的中国,不经意间步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商业贸易,还是军事力量方面,中国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大国。如果仅从经济的意义而言,按购买力平价理论中国甚至早在四年前就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单一经济体。

印尼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基于“寰球民意指数”(2023)的实证分析

以“寰球民意指数”(2023)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客观评估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公众对“中国崛起”的现状认知、潜力认知、态度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崛起”在印尼公众心目中已成客观事实,印尼社会高度认可中国的未来发展潜力,并对“中国崛起”持乐观友好态度。印尼公众的双边关系认知、华人群体认知、南海问题认知及媒体接触频度对“中国崛起”现状认知具有显著影响,印尼公众的双边关系认知、“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南海问题认知与“中国崛起”潜力认知显著相关,印尼公众的经贸往来认知、“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华人群体认知及南海问题认知显著影响其看待“中国崛起”的态度。

关于新闻传播史论课程群教学改革的思考

新闻传播史论课程群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联系新闻传播专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中介,在教学内容上承担了与新闻传播专业相关的人文教育,其教学特色决定了新闻传播人才的专业底色。但在新闻教育改革背景下,新闻传播史论课程群的教学存在着不少问题,严重滞后于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要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必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在专业定位的基础上,厘清课程目标定位,更新课程内容,完善教学手段,统筹新闻传播史论课程的综合改革。

理想与现实:40年来中国国家形象变迁

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表现为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弱国转身为强国;从闭塞走向开放;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转身为一个先进的国家;从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积极进取,呈现出继续发展、充满活力、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这就是现实的中国形象。相对于习近平主席描绘的理想的中国形象,即"四个大国"形象,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中国理想国家形象的建构,需要我们心无旁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还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筹谋内外传播,将传播效率发挥到极致。

“共识”与“共识的程度”:国家形象认知的别种维度

论文循着国际合法性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关联,尝试从国际合法性视角出发来建构国家形象认知。国家形象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它直观地体现着一国的主流民众对他国的融汇情感在内的整体性知觉和评价,在此种意义上国家形象可以理解为"共识";同时,国家形象并非静态的主客体关系的结果和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述,而是主体间进而是形象间交往互动的产物,其中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国家间多重力量的博弈,在这种意义上国家形象可以表示为"共识的程度"。

社交网络平台信息传播的回声室效应仿真实验分析

回声室效应是当前信息传播与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归纳了该问题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其形成机制、负面影响、解决策略、应用阐释等多方面的研究。目前研究中,回声室效应的形成及要素等问题也还存在争议。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采用多主体仿真研究方法,探索社交网络平台中社会网络结构属性与回声室效应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个体网络中心性与个体回声室效应有显著相关关系;整体网络的度分布特征、平均社会距离、平均聚集系数与群体回声室效应有显著相关关系;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对其回声室效应有明显影响,验证了社会资本理论对回声室效应形成的解释力;整体网络的枢纽节点的存在对于回声室效应也有明显影响,多中心网络更利于意见交换,不易形成意见强化现象。

国际社交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革命性影响

随着社交网络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强势入侵,国际社交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带来革命性影响。国际社交网络中的政治参与能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机制、衍生机制和涌现机制对国家政权安全产生威胁;国际社交网络中的恐怖主义扩散能够通过回音室机制、群体极化机制和非对称优势机制对社会安全与稳定产生威胁;国际社交网络中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够通过分化机制、削弱机制和渗透机制对国家政治制度安全产生威胁。国际社交网络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能够模糊政治安全的治理边界,削弱主权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权威性、合法性和独立性。因此,应利用国际社交网络掌握政治安全发展态势,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基于网络空间主权的命运共同体。

把握学科思维转型 搭建华夏传播理论矩阵——“传播学原理”课程改革的困境与超越

在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形势下,作为传播学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学科理论的创新改革是实现传播学学科教育转型的关键环节。目前,传播学理论教育存在着“西学东用”的在地化断裂和西方经典理论力有不逮的两大困境,需要从学科思维转型和华夏传播理论建构两方面着手,探讨高校传播学理论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新闻传播教育史体系刍议

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教育空前繁荣。面对社会和传媒生态的转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要把握新闻传播教育的明天,必须深入研究新闻传播教育的前身今世、来龙去脉。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自成体系,其构成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手段、教育组织、教育制度和教育环境。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推动了新闻传播教育的进步。要建设完备的新闻传播教育史体系,必须建设新闻史研究者的学术共同体、完善教育档案制度、重视收集教育文物、加强针对教育界老人的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还是编纂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多管齐下,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万物互联网中个人数据云传播的隐私安全

万物互联网时代的个人数据包括表征个人自然属性特征的数据和表征个人行为属性特征的数据。个人数据云传播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存在诸多泄露和滥用的安全隐患,主要包括个人数据在万物互联终端的泄露隐患,个人数据在万物互联云端的泄露隐患,以及个人数据在万物互联应用中的滥用隐患。个人数据的云传播过程中,其拥有者几乎失去了对其个人数据的控制权,也较难掌握其个人数据的流向。因此,保护个人数据的关键方法之一是尽可能地让个人数据由个人掌控,建立基于边缘计算的个人数据控制机制;之二是要尽可能地让个人自身管理其数据的流向,建立云端个人数据开放和使用的监管机制。

“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建设与在线教学模式探索

推进“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体系建设,需要从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三个方面切入,实现精准定位“三维一体”的培养目标,理顺古与今、中与外、史与论的关系,倡导“双主体”的研究型教学模式。同时,在智媒时代要融合学科边界,创新教学方法,培养质疑精神,进而探索技术变革背景下“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在线教学的创新实践。

党派倾向对美国民众中国形象和中美关系认知的影响研究

为了分析党派倾向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形象和中美关系认知的影响,对美国民众进行在线抽样问卷调查,获得2200个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党派倾向对美国民众的中国印象评价和中美关系认知有显著影响。党派倾向越保守的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评价越低,越倾向于认为中美两国将趋向疏离和对抗而非交融和合作。

回归理论之维:重新确证国家形象生成中的非理性面向

人不仅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还是一种拥有欲望、情感和信仰的非理性存在物。作为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国家形象在根本处隶属于认识论范畴,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只有理念立场、经验知识及媒介技术的参与,处于潜隐状态的非理性因素也时刻共在并作用其间。然而,既往关涉国家形象的学术生产,却大抵是沿着"理性人"的先验逻辑展开的,相对疏忽了人性和文化结构中的非理性力量及其在国家形象生成中的介入,抑或注意到诉诸情感和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众对国际议题的表达,但此种注意多停留于经验主义路径,超越实用主义和行政范式的理论思考则较为少见。基于此,文章回归理论视野,从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科知识出发,讨论国家形象生成中的非理性面向及其如何可能。

“自我映射”与形象建构:外交格局调整下民众对国家形象认知的心理形成机制

认知即人们对某种实体所持有的认识与知觉,而外界对自身的评价往往是自我认知的重要途径之一,心理学将其称为"自我映射"或"镜像原理"。本文从认知心理学视角出发,利用自我映射的观点来研究人们的心理认知过程,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格局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民众的"中国观"及影响其形成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相较于2017年,2018年中国民众对自身国家形象的评价明显提高;国家层面的倡议调整、提出与建构,显著影响着中国民众的自我心理映射。此外,为进一步剖析影响"中国观"形成的复杂心理层次,研究对问卷中的14个相关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从而得到了国际心理距离、国际信息距离、国际社会距离以及国际格局距离四个核心影响因数,并在此基础上借助深度心理学理论,尝试性地构建了自我形象认知透视模型。

社会网络分析的融合视野：一种定性与定量整合的研究趋向

社会网络理论的提出与分析技术的拓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消弭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也弥合了经验假设和理论建构间的鸿沟,更打破了传统方法论中单一研究层次的禁锢。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导引,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用动态关联的视角去研究行为主体,不仅能合理规避“去情境化”描绘个体行动决策的武断做法,也可更为融通地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结构作出深层次的剖析。这类整合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网络数据收集形式,不仅能辅助识别网络中各层级间的嵌套关联,减少由割裂使用任一方法造成的网络数据获取限制,而且有助于在量化关系的同时解读社会情境,洞察行为者之间的交往本质。

作为非理性的偏见何以可能——理性主义的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偏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种认知罔顾事实和对话,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之外化表征。在西方跨文化传播中,东方被贴“标签”及至遭遇刻板偏见,乃为一般事实。直面此种现象,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逻辑搭建多囿于政治理念、国家利益、大众传媒等视野,相对疏于社会文化心理进路的考察。理性主义构筑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柱石,展现出西方社会“意欲”向外投射的根本要求,推动了现代性进程,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危机也引致西方跨文化传播陷入“他者化叙事”泥淖。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媒体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修辞和话语表达,而“东方主义”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其概念内涵及生成机制与理性主义偏好之间的深度关联,更隐喻出省思理性主义对西方话语生产的影响还需扎根理念空间。

学术权力视域下新闻学院院长的职业养成研究

高校新闻学院院长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实际承担者。在高校系统,它既是二级学院的一院之长,全权负责学院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同时也是大学行政链条的中层管理正职,是承上启下的枢纽。在主持学院工作时,须对校长负责。院长的权力与责任要求具备常人不备的综合素养与管理能力。既要有必要的权力,又要有道义权威。但同时具备权力权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院长还须有包容的心胸、民主意识、平等精神和大爱情怀,同时还要具备突出的创新能力、协调能力、规划能力与执行力。在任职之前,并不是每个院长都完全具备这些素养和能力。大多数院长都是在体悟、交流和实践中,逐步地获得相应的素养与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