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在博物馆、美术馆的应用

照明在博物馆展陈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功能与艺术表现力以外,还有文物保护的考量。当前,博物馆照明产品正悄然进行着一场革命——传统光源逐步被LED照明产品所替代。这场新老交替的变革中,博物馆、美术馆如何应对?又有哪些经验得失供参考?本文对博物馆、美术馆运用LED照明产品过程中的良好作法和实际问题进行汇总和分析,希望能够对于博物馆、美术馆合理应用LED光源起到一定的指引和借鉴作用。

15世纪至16世纪初期欧洲、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绘画中的殊方异物——从丢勒的《犀牛》版画说起

丢勒版画《犀牛》、曼坦尼亚《三博士来拜》、《列王纪》插图、伦敦大英图书馆所藏两部波斯诗集的插图、明永乐《瑞应麒麟图》、法海寺壁画中的狮子等六幅作品产生于中古时代与早期现代的变革阶段。传播路线上,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和郑和下西洋给异域方物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同时,旧有的陆上丝绸之路路线也在发挥着作用。在贸易原则方面,明朝为代表的东亚朝贡体系和葡萄牙为代表的殖民贸易体系既并行运作又互有交错。从图像制作上看,为宗教、为礼仪而绘制的大艺术(major art)传统行将式微,走向大众传媒的版画、插图和日用类书正在勃兴。在文化接受方面,西方古典的复兴、中国博物学、伊斯兰美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方物转换为图像的机制。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青铜器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林林总总的文物中,有三件青铜鼎被公认为『旷世收藏』,即后(司)母戊鼎、子龙鼎和大盂鼎,它们并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三大青铜器。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历史。早在距今八千余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便广泛使用陶鼎进行炊煮。至迟到距今三千六百年前后,人们开始铸造铜鼎,先以礼器事之,逐渐演变为社稷重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大青铜鼎。

傅说传说与战国“选贤”思想

在传统的古史叙事结构中,傅说是仅次于伊尹的商代名相。然而傅说传说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不合理的成分,例如傅说出身低微,在"以亲以贵"的商代职官体系中根本不可能登坛拜相;与傅说同时代或前后的商代著名政治人物,如巫咸、伊尹、甘盘等均见于甲骨文祀谱,而最为著名的傅说本人却在商代祀谱中不见踪迹;周初周公论史于武丁朝仅提到甘盘,不及傅说。这些传世及出土文献之间的矛盾并非流传已久而渐歧出那么简单。从战国时代有关傅说传说资料的基础上可以看出,以布衣为相的傅说故事是战国时代士人阶层的建构,目的是为士人阶层进入官僚体制创造舆论。

汉简人名“延年”身份考

"延年"是常见的汉简人名之一。它的流行,与汉人追求健康长寿的观念有关。由于多数"延年"人名简散乱残断,不易识读,对研究造成一定困难。运用历史和逻辑推理法,可以还原诸多"延年"身份。区别"延年"身份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两类。绝对标准指的是姓氏和籍贯。姓氏和籍贯不同,自然为不同的人。相对标准指的是简牍的出土地点和简文所载年代、职务等信息。单一相对标准的区别效力较弱,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标准才更有说服力。从对"延年"人名简逐一进行排比、整理与分析可知,"延年"人名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尤以宣、元、成三朝为多,东汉简中则较罕见,这与传世史籍中的记载相符。

辽朝郎君再考述

契丹人进入汉地建立政权后,在逐步接受华夏先进文明的同时,政治制度保留了鲜明的游牧文明特色,贵族子弟的选官方式即是典型的例子。有辽一朝,对汉人普遍采取科举取士,契丹宗戚子弟则通过候补郎君、在皇帝身边担任侍从侍卫换取入仕资格。文章重新讨论了学界对本班郎君等关键概念的传统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前人未涉及的辽朝郎君入仕后的具体迁转路径做了初步探讨,论证其入仕的最初资序为本班郎君,以及比本班郎君较高一级的祗候、牌印、御盏郎君三者之关系。

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界面——评《中国视觉文化中的身体与面容》

本文为论文集《中国视觉文化中的身体与面容》的书评。这本论文集共收录十二篇关于中国视觉文化的论文。上述十二篇文章从视觉文化这一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墓葬、佛教、文学,以及电影等艺术中的身体与面容如何呈现。这篇书评力图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置于欧美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中加以理解。

汉律中“同居”及相关问题考订

通过张家山汉简和里耶户籍简等相关材料的补证可知:汉律中"同居"的构成要件是"同籍",它包括奴婢,不包括父母及妻子等最近层直系亲属。"同居"之间的互相举告,可预防和遏制犯罪的发生和发展;"同居"是决定当事人在爵位和代户继承上优先与否的关键因素。

常见文物缺陷描述语

文物点交是博物馆展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博物馆界国际交流合作的日益频繁,掌握通用的文物状态描述语,尤其是文物缺陷描述语,对于消除与外方合作分歧,保障展览工作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在多次涉外文物点交工作中,注意收集和整理了一些常见的文物缺陷描述语,希望能给从事相关工作的同仁们带来一些参考。

试析“坐隶,隶不坐户”

通过对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等相关材料的整合分析,认为睡虎地秦简"坐隶,隶不坐户"应理解为"奴婢犯罪不牵连主人,而主人犯罪奴婢应受牵"。

战国楚卜筮祈祷简中的“五祀”

"五祀"即"户、灶、中霤、门、行",见于《周礼》、《仪礼》及《礼记》的有关篇章,在战国望山楚简、包山楚简、九店楚简、天星观一号墓楚简、秦家嘴楚简及新蔡葛陵楚简之中,也发现有"五祀"的记录。通过对简文的分析,我们发现简文中"五祀"用牲为"特牲",这与《礼记·月令》郑注所据《中霤礼》所记相同,同时,对于行神的祈祷,无论尊卑均以犬牲,此可补史记之不足。此外,简文中关于"五祀"的其他记载,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典籍之中的相关问题。

清代历任江宁织造任期考述

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主要办理宫廷所需要及官用之绸缎、绢帛、布匹等纺织品,始置于明。明天启七年（1627年）,苏、杭二局奉旨终止织作,明清鼎革之际,江宁织造亦被迫停止生产。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入南京城,定国大将军多铎以原明提督太监车天祥续任江宁织造,授官＂江南提督织造＂。并重置江宁织造署,设督理织造一员,无常品,驻江宁。后管理者由织造太监的＂遣差＂职转为内务府官缺,职责由监督而专责,清代专任及兼管织造官员达90余人次。

清乾隆年间整顿内廷酒醋房述论

酒醋房是明洪武时期所设内廷供应机构之一,掌宫中各处所需酒醋酱菜等项承办事务。清承明制,隶内务府,并次第完善。至乾隆时期,酒醋房弊病丛生,各项传用成例渐失。乾隆二十四年发生的玉泉酒案促使乾隆开始整顿酒醋房事务并制定《酒醋房用度奏销定例》。四十三年,清廷将宫中年使用酒醋酱菜等物货币化,并制定《钦定宫中玉泉酒用项定例》。乾隆帝两次整顿酒醋房,意在撙节内廷用度、完善内廷管理,体现了其法祖"以俭治国"的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