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病理学临床技术操作规范(2019版)——肝移植

为了进一步规范器官移植病理学临床技术操作,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专家和移植病理学专家,从移植肝病理学基本原则、切除病肝的病理学检查临床技术操作规范、供肝病理学评估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移植肝病理学检查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方面,制定器官移植病理学临床技术操作规范(2019版)之移植肝病理学临床技术操作规范。

Banff移植病理学诊断标准的起源、发展及对器官移植的推动作用

Banff移植病理学会议(Banff会议)的召开及Banff移植病理学诊断标准(Banff标准)的建立是国际移植病理学发展的里程碑。目前世界各器官移植中心均常规依据Banff标准进行移植肾的活组织检查(活检)病理学诊断。随后移植肾Banff标准的研讨和更新模式很快扩展至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肝、移植胰腺和移植小肠等各类移植器官。Banff会议不仅成为包含各类移植器官病理学研讨的专题会议,而且也为各类移植器官的活检逐步制定了统一的诊断标准,更好地促进了器官移植术后并发症的明确诊断和治疗。本文总结了国际移植病理学研究的历史、Banff会议及Banff标准对器官移植的推动作用,旨在为临床器官移植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

器官移植与疫苗接种

器官移植受者术后需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因此免疫功能低下,是感染的高危人群,且其住院率、危重率和病死率均较高。接种疫苗是目前公认的预防感染的有效方式,器官移植受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疫苗接种。但器官移植受者对疫苗的敏感性降低,其接种疫苗的种类、接种方式和时机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本文就器官移植受者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器官移植受者特定疫苗的接种以及器官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做一简要述评,以期为器官移植受者的疫苗接种提供参考,并特别关注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器官移植受者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现状。

直接抗病毒药物治疗肾移植供者来源性HCV感染的疗效分析

目的评估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 antiviral drugs,DAAs)治疗接受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阳性供肾的HCV阴性肾移植受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共纳入2018-2023年期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12例患者,其中10例于移植当天立即启动预防性应用DAAs方案,2例于移植后出现肝功能异常及检测出HCV RNA(+)后再予以抗病毒治疗。所有患者均应用12周索非布韦(sofosbuvir,SOF)/维帕他韦(velpatasvir,VEL)口服抗病毒药,并定期复查转氨酶、血肌酐、eGFR、药物浓度及病毒载量等来评估DAAs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10例预防性用药患者在完成SOF/VEL方案后出现1例治疗失败,检测其基因亚型为3b,其余9例均于停药后12周获得持续性病毒学应答(sustained virological response,SVR12)。初治失败患者在连续两次更换抗病毒方案后最终通过联合利巴韦林(ribavirin,RIB)的方案也实现了SVR12。2例治疗性患者术后1个月时检测到肝功能异常及较高水平病毒载量,立即启动DAAs治疗,在接受治疗后转氨酶水平均能迅速恢复正常并实现SVR12。初治失败患者在使用含利巴韦林抗病毒方案时出现了持续性胆红素升高,所有患者随访期间血肌酐、药物浓度水平均维持稳定。结论HCV阴性受者接受HCV阳性供肾在肾移植术后预防性或治疗性使用DAAs是安全有效的,针对HCV 3b亚型的泛基因型抗病毒方案可能出现治疗失败,初治失败后可选择含利巴韦林的联合抗病毒方案。

703例次移植肾穿刺活组织检查的病理诊断分析

目的总结移植肾穿刺活组织检查(活检)的并发症发生情况,分析穿刺指征及病理诊断类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644例肾移植受者的703例次超声引导下移植肾穿刺活检的资料,分析穿刺合格率、并发症、指征性活检的穿刺指征和病理诊断类型。分析监视性活检的应用和病理诊断。结果肾组织穿刺活检合格率为99.9%,穿刺出血并发症包括移植肾周血肿和血尿各1例次。血清肌酐升高(76.8%)和蛋白尿(13.8%)为主要穿刺指征,48例次(6.8%)为评估治疗效果的监视性活检。病理诊断排斥反应共399例次,其中细胞性排斥反应293例次、抗体性排斥反应60例次、混合性排斥反应46例次;原发病复发或新发肾病195例次,主要为IgA肾病144例次和局灶性节段性肾小球硬化42例次;感染相关肾病共57例次,其中BK病毒相关性肾病(BKVAN)56例次;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NI)肾毒性损伤31例次,包括急性CNI肾毒性损伤15例次和慢性CNI肾毒性损伤16例次;其他诊断45例次。结论移植肾穿刺活检的成功率高及安全性好,现阶段细胞性排斥反应仍然是移植肾指征性活检的最主要病理诊断。

X盒结合蛋白1与肾移植相关损伤

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和排斥反应是影响移植肾远期存活的主要因素。IRI或排斥反应引起内质网应激(ERS)可导致肾损伤,X盒结合蛋白1(XBP1)作为调控细胞稳态主要的ERS相关蛋白,通过肌醇需求酶1α(IRE1α)剪接内含子后生成剪接体XBP1,进而影响靶基因表达重塑细胞环境。适当的ERS可促进细胞存活,但超过阈值时XBP1表达过多会导致细胞失稳态或死亡,进而引起肾脏内环境失衡,这与肾移植相关损伤的发病机制和疾病进展相关。因此,XBP1的有效激活对应激损伤具有保护作用,有助于维持肾脏系统的活力和功能的完整性。本文评述了ERS通路IRE1α-XBP1、XBP1在肾实质细胞和免疫细胞中的作用、XBP1在肾缺血性损伤和排斥反应中的作用及靶向XBP1的临床检测和潜在疗法,探讨靶向XBP1对肾移植相关损伤的潜在价值,以期为改善肾移植预后提供新靶点和新方向。

移植肺后限制性移植物综合征合并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肺炎1例

肺移植(lung transplantation,LTx)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特发性肺纤维化和囊性纤维化等终末期肺部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1])。随着外科技术、围手术期护理、免疫抑制治疗和移植后感染管理的进步,LTx受者的一年生存率达到80%~90%^([2,3]),但其长期生存率仍不乐观,中位生存时间约为6年,双侧LTx术后10年生存率约41%,单侧LTx术后仅23%^([3])。

成人供肾双肾移植临床实践和应用前景

成人供肾双肾移植(dual kidney transplantation,DKT)政策最早于1994在美国巴尔的摩两家移植中心开始施行,目的是为了增加边缘供肾的利用率。1996年,当地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率先报道该中心通过DKT将年龄>60岁死亡供者(deceased donor,DD)供肾弃用率降低了21%[1]。随后,DKT在美国和欧洲各移植中心相继得到开展,例数不断增多。美国1995~2019年开展了2254例DKT[2-3]。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移植中心也相继报道大宗DKT病例总结[4-7]。DKT在国内起步较晚,首例DKT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于2016年开展,次年报道[8]。目前,DKT只在国内少部分移植中心开展,总体例数和报道的经验总结不多。我院器官移植研究所自2017年以来累计开展DKT>100例,是国内实施DKT例数最多的移植中心。本文结合我们开展DKT的经验,对供肾标准、术式、风险和疗效及其应用前景方面进行总结。

肾移植受者健康管理实践与思考

肾脏移植作为目前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的最佳治疗方案,在近20年来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大中心常规开展的手术。但与其他常规外科手术不同的是,巨大的供体缺口决定了我们必须尽力提高每一个供肾的生存时间以及工作质量。自本世纪初开始,国内各中心已经逐渐认识到良好的术后健康教育和管理对移植成功及良好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指导意见与干预方式。有效的移植术后健康管理有利于促进有限医疗资源的高效利用,提高受者的生存质量,减轻个人及社会医疗负担。但是,仅仅依靠移植相关领域的医务人员难以形成高效的移植受者的健康管理,需要社会多维度参与和支持。本文重点从术后早期患者自我健康管理、免疫抑制药物管理及回归社会等方面讨论移植受者的健康管理。

心脏移植术后肾损伤相关并发症研究进展

近年来,心脏移植手术操作、围手术期管理和免疫抑制剂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心脏移植术后并发症仍然是影响受者生存的重要危险因素。其中急性肾损伤是一种心脏移植术后早期常见的并发症,可导致心脏移植术后继发慢性肾病,并进展到终末期肾病,严重影响受者生存质量和长期存活。因此,识别心脏移植术后肾损伤的危险因素,并及时给予干预,对改善心脏移植预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对心脏移植术后肾损伤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危险因素、防治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心脏移植术后肾损伤相关并发症的预防、诊断及治疗提供参考,改善心脏移植受者预后。

肾移植受者继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免疫抑制方案的调整

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继发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感染免疫抑制方案的调整。方法总结疫情初期本中心收治的5例肾移植术后继发COVID-19感染病人的临床资料,分析其免疫抑制剂的应用特点。结果1例普通型病人,免疫抑制方案未做调整;4例重型/危重型病人,霉酚酸酯平均停用(19.8±3.6)天,他克莫司先减半量(8.3±4.1)天,因症状未能控制再完全停用(9.0±3.1)天,同时静脉使用20~40 mg/d甲泼尼龙,平均(11.8±4.2)天。5例病人均核酸转阴,肾功能正常,康复出院,从发病到出院平均(37.6±8.3)天。结论对于肾移植术后继发COVID-19感染,尤其重型/危重型病人,免疫抑制剂减量甚至停用以及早期小剂量短疗程应用皮质类固醇对于疾病的控制至关重要。

Banff移植肝病理学诊断标准及其进展

移植肝活组织检查(活检)病理学不仅在供肝病理学评估,而且在移植术后并发症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中是不可缺少的。移植肝并发症的病理学诊断相关研究随着临床肝移植的扩展而日益深入,国际上逐渐制订了Banff移植肝活检病理学诊断标准,我国移植肝活检的病理学研究也逐步开展,并逐渐形成了适合我国肝移植临床实际的移植肝活检病理学诊断标准。本文对Banff移植肝活检病理学研究的历史和移植肝并发症的主要病变进行综述,旨在为我国更好地开展移植肝活检病理学诊断,协助临床进行肝移植术后并发症的明确诊断和针对性治疗,进一步提高移植肝和受者的良好存活提供参考依据。

Banff移植肾病理电子显微镜诊断标准及其进展

随着临床器官移植的发展,移植病理学也在不断发展和提高。其中,Banff移植病理学会议的召开及Banff移植病理学诊断标准(Banff标准)的建立是国际移植病理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自此之后,各类移植器官病理学诊断的Banff标准得以不断更新和完善。电子显微镜(电镜)的超微病理学观察在移植肾早期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移植肾复发性疾病和新发性疾病的早期诊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发现和早期合理治疗有助于保障移植肾的长期存活,减少移植肾失功。本文介绍了电子显微镜及其超微病理诊断的基本定义、Banff移植肾病理中有关电镜诊断标准的研究历程及主要进展,总结了在移植肾活检电镜诊断中的典型病变、标准术语及诊断标准,旨在为临床器官移植及基础器官移植研究提供参考。

婴幼儿单供肾成人受者移植39例报道

目的总结婴幼儿单供肾成人受者肾移植的临床近期效果。方法 2014~2016年间接受3岁以下婴幼儿单供肾移植的成人受者39例,依据供者年龄分为0~1岁婴儿供肾组(9例)和1~3岁幼儿供肾组(30例),统计术后1年内肾存活情况、肾功能状况、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及并发症情况。结果两组术后未见原发性无功能(PNF)和外科并发症导致的移植肾失功病例,婴儿供肾组死亡2例,死因均为间质性肺部感染;幼儿供者组死亡2例,死因分别为肺部感染与不明原因猝死,死亡删失的移植肾存活率两组均为100%。两组受者术后1年的血肌酐水平分别为(74.14±18.52)μmol/L和(91.46±26.91)μmol/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DGF发生率,婴儿供肾组44.4%(4/9),幼儿供肾组26.7%(8/3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术后蛋白尿发生率分别为33.3%和3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婴幼儿单供肾移植给低体重成人受者,移植肾近期存活效果良好,可扩展器官来源。但是术后早期蛋白尿发生率较高,可能与供肾高滤过损伤有关。

同种异体复合组织移植Banff移植病理学诊断标准及进展

同种异体复合组织移植(CTA)是一门新兴的用于治疗功能性组织或肢体缺损的移植学科,由于绝大多数CTA移植物为带血管的移植物,因此也称为带血管的复合组织移植(VCA)。CTA/VCA的移植物包含同种异体的皮肤、皮下组织、骨骼、肌肉、神经和血管等两种或多种组织结构成分。由于大多数CTA/VCA移植物中带有皮肤组织,而皮肤组织是抗原性最强的免疫成分,移植术后的急性排斥反应是导致CTA/VCA移植失败及其移植物失功的首要障碍,因此CTA/VCA移植物中的皮肤排斥反应的组织病理学特征成为首要的关注点。本文就CTA/VCA的排斥反应等病理学特征、2007年Banff诊断标准及其研究进展予以综述,以期为CTA/VCA的排斥反应及其他并发症的诊断及治疗提供参考。

移植肾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的病理学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亦称体液性排斥反应,是由抗体、补体等多种体液免疫效应因子参与所致的排斥反应免疫损伤。AMR在超急性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以及慢性排斥反应中均发挥了重要的致病作用。本文对AMR的基本定义、Banff移植病理学诊断标准(Banff标准)中AMR病理学的研究历程及其主要成果以及移植肾AMR的主要病变特征进行综述,旨在为准确诊断、及时治疗AMR提供依据,以保障移植肾和受者的长期存活。

婴幼儿肾移植的护理

目的总结5例婴幼儿肾移植的围手术期护理经验。方法术前成立特护小组,术后给予患儿严密的生命体征监护、细致入微的病情观察、出入液量平衡管理、抗凝治疗、抗排斥及抗感染治疗、并发症的观察和护理。结果 2例患儿术后早期移植肾恢复不良,其中1例发生排斥反应,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行二次肾移植后痊愈出院;另1例行血液透析后移植肾功能恢复。2例患儿移植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排斥反应,通过抗排斥治疗后痊愈出院。1例患儿术后移植肾恢复顺利。结论婴幼儿病情变化快、并发症多,专业化的诊疗护理能提高肾移植成功率,促进患儿早日康复。

移植胰腺病理学诊断标准及其进展

胰腺移植和胰肾联合移植是治疗1型糖尿病和部分2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导致的肾衰竭的最佳治疗方法。胰腺移植的类型主要包括同期胰肾联合移植(SPK)、肾移植后胰腺移植(PAK)和单纯胰腺移植(PTA)。在所有的胰腺移植类型中,对移植胰腺的活组织检查(活检)仍然是明确诊断其排斥反应并与其他并发症进行鉴别的最佳方法。本文对移植胰腺活检的方法及其相关的研究进展、移植胰腺活检排斥反应诊断标准及其进展、移植胰腺主要的并发症及其病理学表现进行阐述,旨在为指导临床对上述并发症予以准确诊断,良好地保障移植胰腺和受者的长期存活提供参考。

移植肾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的病理学

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TCMR)是器官移植排斥反应的主要效应机制之一,也是最常见的急性排斥反应类型。2019年Banff移植病理学诊断标准(Banff标准)根据免疫损伤病变的特征将TCMR分为急性TCMR(aTCMR)和慢性活动性TCMR(caTCMR)。本文对TCMR的基本定义、移植肾Banff标准中TCMR病理学的研究历程和TCMR的基本病变及其诊断分级进行综述,旨在为早期识别、诊断和治疗TCMR提供依据,以预防其进展为caTCMR,进而保障移植肾和受者的长期存活。

移植小肠病理学诊断标准及其进展

小肠移植已经成为肠衰竭最为理想的治疗方式。现代临床小肠移植包括3种类型:单独小肠移植、肝小肠联合移植和腹腔多器官簇移植。移植小肠具有与其它实体移植器官显著不同的免疫学和解剖生理学特点,导致移植小肠出现显著的急性排斥反应、慢性排斥反应、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感染和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TLD)等诸多独特且严重的并发症,其中以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尤为棘手。通过对移植小肠的内窥镜观察及肠黏膜活组织检查可以对上述并发症及时予以诊断和鉴别,进而予以针对性的治疗,更好地保障移植受者和移植小肠的长期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