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肺适能对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的保护作用

目的:在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rteri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不同危险程度患者中评估心肺适能对ASCVD事件发生的影响。方法:入选2016年9月至2018年4月期间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行心肺运动试验的非ASCVD患者544例,根据《2016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对其进行ASCVD总体危险评估,通过心肺运动试验准确测定心肺适能指标——峰值摄氧量(peak oxygen uptake,VO 2peak),并对患者进行临床随访。结果:506例患者完成了随访(低危组250例,中危组93例,高危组163例),中位随访时间为19个月(9~28个月)。在随访期内共51例患者出现ASCVD事件,其中心肌梗死/不稳定心绞痛/冠脉血运重建治疗者33例,缺血性脑卒中/短暂脑缺血发作/颈动脉血运重建者18例。出现ASCVD事件的患者作为ASCVD组(n=51),其余患者作为非ASCVD组(n=455)。ASCVD组VO 2peak[16.3(3.6)mL/(kg·min)vs.19.1(3.2)mL/(kg·min),P<0.001]显著低于非ASCVD组。以是否发生ASCVD事件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VO 2peak[OR 0.893(95%CI:0.831~0.959),P=0.002]及ASCVD危险分层[OR 1.428(95%CI:1.028~1.878),P=0.031]与ASCVD事件的发生独立相关,VO 2peak每升高1 mL/(kg·min),ASCVD事件发生风险降低11%。依据患者VO 2peak的三分位数[14.4 mL/(kg·min),23.0 mL/(kg·min)]将患者分为低、中、高VO 2peak,分别在ASCVD危险分层高危和中、低危的患者中,以是否发生ASCVD事件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ASCVD危险分层高危患者中,中水平VO 2peak[OR 0.210(95%CI:0.054~0.814),P=0.024]及高水平VO 2peak[OR 0.146(95%CI:0.025~0.870),P=0.035]患者ASCVD事件的发生均显著下降,但在ASCVD中低危患者中未发现VO 2peak升高对ASCVD事件发生的显著影响。结论:高心肺适能可显著降低ASCVD高危患者ASCVD事件的发生。

心血管受体的信号转导与疾病

从受体学说起源开始,至今已发现多种类型的受体调控心血管系统的生理及病理效应。受体信号转导及其调控的失调是众多心血管疾病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关于受体信号调节及其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是目前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受体理论也不断在深化和丰富。一些新的理念不断加深人们对受体下游信号通路及其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关系的理解。

非心脏手术围术期心血管事件风险预测模型研究进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医疗技术的发展,经历外科手术的患者数量逐年增长。围术期心血管事件是外科手术患者出现围术期并发症和死亡的主要原因,直接影响其预后。术前准确评估心血管事件风险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可直接降低围术期心脏事件发生率。风险预测模型是整合了多种危险因素的评分系统,可以有效评估围术期心血管事件风险。本文将结合国外最新指南及相关研究进展就非心脏手术围术期心血管事件风险预测模型展开综述。

静脉移植后桥血管代谢重塑的力学生物学调控机制

目的以自体静脉为供体的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是治疗冠脉三支或左主干堵塞的首要方法,术后10年内40%~50%患者出现静脉移植物管腔再狭窄。由动脉高压造成的高机械牵张是静脉移植物管壁平滑肌细胞(VSMC)异常增殖和新生内膜形成的关键,但力学生物学调控机制尚不清楚,而过度增殖的VSMC中具有显著代谢变化。

血管平滑肌细胞中机械力信号受体的研究进展

血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VSMC)在血管生理功能维持和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硬化与钙化、动脉瘤与夹层等血管疾病发生、发展、转归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其表型的高度可塑性,VSMC可对血液动力学因素、管壁细胞外基质刚度和拓扑等多种机械力刺激予以应答,通过表型转换而参与血管稳态和重塑调控。本文阐述了VSMC感知、转导和响应其所处力学微环境的关键受体和信号转导途径,并基于作者研究团队近年来的工作,重点介绍了酪氨酸激酶受体型机械力信号受体和核机械力信号受体等在机械力感知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

力学信号决定血管发育、功能与疾病进程

血管是运送血液的管道。除了毛细血管以外,动脉和静脉血管都由内膜、中膜和外膜三层被膜构成。血管内膜包含由单层扁平上皮细胞组成的血管内皮,它们包绕着所有血管的管腔并与心内膜相连;血管中膜由规则环绕的平滑肌细胞和弹性蛋白层构成;血管外膜位于血管壁的最外层,由成纤维细胞、管周脂肪组织和滋养血管组成[1]。人体的所有器官细胞都依靠血管运送血液来供给氧气和养料,排除代谢废物,维持内环境稳态而发挥正常功能。以血管功能与结构改变为重要病理生理学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脑卒中、肺动脉高压等多种疾病,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因此,深入认识血管功能的稳态维持机制对保证机体生命活动和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急性前壁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直接冠状动脉介入术后微循环阻力指数与左心室不良重构的相关性

目的:评估急性前壁ST段抬高心肌梗死(acute anterior S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患者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PCI)后微循环阻力指数(index of microcirculatory resistance,IMR)与1年后左心室不良重构(left ventricular adverse remodeling,LVAR)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连续选择2014年1月至2017年8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住院的前壁STEMI并行PPCI患者,术后即刻通过压力/温度导丝测量IMR。利用血清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峰值评估梗死面积,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MI)后1 d和1年时评估超声心动图,将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eft ventricular end-diastolic volume,LVEDV)较基线增加≥20%定义为LVAR。结果:共入选43例患者,平均年龄(58.7±12.4)岁。根据IMR正常参考值将患者分为两组,IMR>25(n=23)组较IMR≤25组(n=20)患者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梗死相关血管完全闭塞率(95.7%vs.65.0%,P=0.029)更高,血清CK峰值水平更高[4090(383,15833)vs.1580(396,5583),P=0.004],室壁瘤发生率更高(30.4%vs.5.0%,P=0.021)。MI后1 d两组LVED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11.0±18.8)mL vs.(115.0±23.6)mL,P=0.503],而1年后IMR>25组LVEDV明显高于IMR≤25组[(141.5±33.7)mL vs.(115.9±27.9)mL,P=0.018]。IMR>25组LVAR发生比例更高(47.4%vs.11.8%,P=0.024)。二元Logistics回归显示IMR[B=0.079,exp(B)(95%CI)为1.082(1.018~1.149),P=0.011]和血清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水平[B=1.610,exp(B)(95%CI)为5.005(1.380~18.152),P=0.014]是患者MI后1年发生LVAR的预测因素,IMR对1年后发生LVAR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曲线下面积=0.749,P=0.019),IMR>29为良好的临界点,敏感性81.8%,特异性68.0%。结论:STEMI患者PPCI术后即刻测定IMR可以反映微血管功能,而微血管功能障碍是STEMI后1年左心室不良重构的有力预测指标。

多学科融合助力心血管健康促进

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GBD)公布最新数据,我国心血管疾病高居死亡原因首位,2019年导致约460万人死亡,死因占比43%,超过排名第二(肿瘤)和第三(慢性呼吸道疾病)之和,且仍处于上升阶段。心血管疾病已然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成为实现“健康中国”的巨大阻力。

靶向剪切力敏感关键分子的动脉粥样硬化防治研究

临床与基础医学证据表明,流体剪切力与粥样硬化等动脉病理改变密切相关。在大动脉弯曲或分叉处的血流扰动,可对内皮细胞产生较低且不规则的剪切力,诱导内皮功能障碍和损伤,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而在大动脉长、直段的层流所产生的高且规则的剪切力,则保护血管内皮且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本文重点关注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受到剪切力调控并且对疾病引发有关键作用的转录因子或辅助因子,并概述以其为靶点的动脉粥样硬化相关血管病变的防治策略研究。

放射性心脏损伤检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随着肿瘤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肿瘤患者生存期不断延长,放射性心脏损伤(radiation-induced heart damage,RIHD)逐渐成为影响肿瘤放疗患者生活质量、导致非肿瘤死亡的重要原因,放疗结束后随访过程中早期发现RIHD人群,并探索相应的防护措施,有望改善肿瘤放疗患者远期预后,降低非肿瘤因素导致的死亡风险。现综述其检测方法及评估标准。

肾上腺素受体与心血管疾病

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在调节心血管活动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肾上腺素受体是其发挥作用的门户.肾上腺素受体是G蛋白偶联受体家族的代表性受体,介导了重要的生理信号功能.肾上腺素受体信号系统的异常是导致众多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机制,因此也是临床用药的最主要靶点.本文回顾了肾上腺素受体的发现及其研究进展,梳理了肾上腺素受体的信号转导系统及其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为肾上腺素受体的进一步研究和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2019新型冠状病毒、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与心血管药物

2019年底,武汉出现了由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该疫情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公共卫生安全。目前,COVID-19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作为受体介导2019-nCoV进入细胞,是目前最有可能防治COVID-19的靶点之一。中老年人是COVID-19的易感人群,多伴有基础疾病,且大部分为心血管疾病,因此这部分人更容易发展为重症和危重症,造成严重的临床后果。ACE2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此系统为靶点的ACE抑制剂和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断剂等药物,是目前临床治疗高血压、心肌重构和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最主要的药物之一。本文系统地介绍了COVID-19以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相关药物及其临床应用,并且分析了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相关药物在COVID-19防治中的价值,以及并发心血管疾病的COVID-19患者用药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新型口服抗凝药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应用

口服抗凝药的长期应用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基石治疗之一,半个多世纪以前,华法林从高效灭鼠药一跃成为临床常用的口服抗凝药,并一枝独秀了50余年。但因其起效缓慢,抗凝效果易受多种食物、药物影响,且需频繁检测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临床应用受到很大限制。21世纪初,新型口服抗凝药(new oral anticoagulants,NOAC)横空出世,其以安全、方便等特点极大地冲击了华法林的地位。近年来,多个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奠定了NOAC在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rteri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等领域抗凝治疗中的地位。此外,一些小规模观察性研究也探索了NOAC在左室血栓领域中的应用。本文从不同心血管疾病的角度对NOAC在抗凝治疗中的应用进行综述。

聚焦血管稳态调节推动血管医学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和环境因素的改变,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危害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冠心病、高血压、卒中、肺动脉高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病理学基础是血管功能失衡及损伤修复异常引起的血管重构[1]。稳态是人的基本生理功能及机体内环境组成与特性相对动态恒定的生理状态,血管功能的稳态平衡是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基础。血管重构是血管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的主动过程[2],是维持血管稳态的适应性过程,也是许多重要血管疾病共同的关键病理环节。

低氧状态及炎症反应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损伤的危险因素

目的:寻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损伤的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COVID-19住院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共纳入149例COVID-19确诊患者,依据2018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发布的第四版心肌梗死全球统一定义中关于心肌损伤的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心肌损伤组(19例)及非心肌损伤组(130例)。收集全部入组患者的临床信息及实验室化验结果,并分析COVID-19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与非心肌损伤组患者相比,心肌损伤组患者年龄更大,危重症患者比例更高(P<0.05),入院时呼吸频率更快,未吸氧状态外周血氧饱和度(percutaneous oxygen saturation,SpO2)偏低(P<0.05)。心肌损伤组患者除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外,其余炎症因子水平均高于非心肌损伤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入院时未吸氧状态SpO2水平偏低(OR=0.860,95%CI:0.779~0.949,P=0.003)及血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水平升高(OR=1.068,95%CI:1.019~1.120,P=0.006)为COVID-19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低氧状态及炎症在COVID-19患者发生急性心肌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人体外膜肺氧合的应用及并发症

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是近年来应用越来越广泛的一种体外心肺机械辅助技术,用于常规治疗无效的循环衰竭和(或)呼吸衰竭的辅助治疗,可有效降低患者死亡率。但受患者自身疾病及ECMO本身技术特点所限,使用ECMO辅助的患者面临着多种并发症发生的可能,包括患者机体并发症(如出血、栓塞、末端肢体缺血、溶血、神经系统功能异常、肾功能不全及感染等)和ECMO机械系统并发症(如氧合器氧合不良、血浆渗漏、循环管道破裂等),并发症的出现将显著影响患者预后,应予以高度重视。

瞬时无波形比值与血流储备分数的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评价瞬时无波形比值(iFR)与血流储备分数(FFR)的相关性及影响诊断一致性的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15年5月至2019年4月接受iFR和FFR检测的冠心病患者,探讨二者的相关性及影响其诊断一致性的因素。结果收集60例患者80支冠状动脉的109组FFR和iFR数据,FFR和iFR中位数分别为0.80(0.74,0.85)和0.90(0.87,0.94),二者呈线性相关(r=0.780,P<0.001)。iFR预测FFR≤0.80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70,最佳临界值为iFR≤0.90,诊断一致率为77.1%。iFR“灰区”为0.88~0.94,可使44.0%的功能学评价免予使用腺苷。体重指数是二者诊断不一致的独立影响因素,与iFR≤0.89且FFR≤0.80组相比,iFR>0.89且FFR≤0.80组的参考血管直径[(3.06±0.75)mm比(2.54±0.67)mm]、最小管腔直径[1.84(1.42,2.21)mm比1.35(1.17,1.52)mm]和最小管腔面积[2.65(1.58,3.83)mm2比1.42(1.08,1.83)mm2]均较大(均P<0.05)。结论iFR与FFR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病变局部解剖特点可能对二者的诊断一致性产生一定影响。

瞬时无波形比值和定量血流分数评价冠状动脉临界病变准确性的对比研究

目的以血流储备分数(FFR)为标准,比较定量血流分数(QFR)和瞬时无波形比值(iFR)评估冠状动脉临界病变的准确性,并分析QFR与iFR的相关性及诊断一致率。方法回顾性纳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15年5月至2020年6月因冠心病进行冠状动脉造影(CAG)并接受FFR和iFR检测的62例患者,收集患者的临床和CAG病变解剖学资料、靶血管iFR和FFR值,并测量同一靶血管的QFR值。以FFR≤0.80为判断心肌缺血的临界值,比较QFR和iFR与FFR评估冠状动脉临界病变的准确性,并分析QFR与iFR的相关性及诊断一致率。结果62例患者中,有53例(85.5%)靶血管为左前降支,基线直径狭窄率为48.0%(41.1%,55.7%)。iFR、QFR与FFR均具有较好的相关性[r=0.773(95%CI 0.649~0.857)、r=0.626(95%CI 0.445~0.757),均P<0.001]。QFR、iFR预测FFR≤0.80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859(95%CI 0.748~0.935)比0.875(95%CI 0.766~0.945),P=0.801];二者与FFR诊断一致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4.2%比79.0%,P=0.615)。QFR与iFR的相关性较弱(r=0.396,95%CI 0.162~0.587,P=0.0015)。QFR对应iFR≤0.89的AUC为0.663(95%CI 0.524~0.801,P=0.028)。QFR、iFR联合诊断策略可以与FFR达到88.7%的诊断一致率,同时减少58.1%的压力导丝使用。结论iFR与QFR评估冠状动脉临界病变具有相似的诊断准确率,但二者相关性较弱。二者联合诊断策略可进一步提高诊断准确率。

强基补短,双管齐下,推进我国血管和淋巴管生物医学研究

生物医学研究一直是应用基础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国际著名学术期刊Science,在创刊125年之际提出了125个重要科学问题,其中与生物医学有关的科学问题近半,著名科普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也曾邀请顶级科学家提出了关乎人类未来的20个重大科学问题,其中一半以上涉及生物医学。21世纪是生物医学的世纪。

右心室心肌应变: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临床预后评估的新视角

左心室功能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危险分层和预后判断中的地位被广泛认可,而右心室功能在判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预后中亦具有独特的临床价值,尤其右心室心肌应变作为早期评估右心室局部和整体收缩功能的敏感指标,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预后评估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就右心室心肌应变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临床预后的评估方面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