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实践与思考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设了一系列古籍书目数据库,如"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数据库""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中华历代古籍书目数据库"等。本文就这些古籍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实践展开论述,并指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以“中华古籍资源库”建设为中心的古籍数字化工作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年来,在古籍普查、文献修复、书库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其中,围绕"中华古籍资源库"开展了一系列古籍数字化工作,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古籍数字资源,促进全国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古籍保护研究(第十一辑)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宋人徐积所撰《节孝先生文集》8部,但其版本著录混乱不一,有欠妥当。本文对这8部《节孝先生文集》的版本加以考辨:将“清康熙六十年(1721)王邦采刻本”考订为“清雍正锡山王邦采刻本”并考证其底本为宋淳祐十年(1250)王亨刻本;将“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刘祐刻本”考订为“元刻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刘祜重修本”,并对刘祜生平事迹略做钩沉,又对刘祜所修之版的刊刻情况进行了考证,最终对多家藏本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所收8部《节孝先生文集》的版本著录进行了修订。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情况综述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动实施过程中,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牢固树立"保护民族古籍、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理念,在制度设计、古籍普查、价值挖掘、文脉传承、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推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及民族地区古籍保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对"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成绩进行总结梳理,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建议。

清中期满洲科举世家的身份认同——以英和日记为中心

雍乾以降,在首崇满洲与君主专制的碰撞博弈中,满洲科举成功者凭借其民族、文化双重优势,逐渐在旗人高级文官的选拔中占据重要位置,形成家族内的代际传承。满洲科举世家与汉人士大夫保持密切联系,具有民族认同较弱而文化认同较强的特点。内务府索绰络氏是清中期最重要的满洲科举世家,嘉道重臣英和是其家族代表人物。英和的性格塑造与宦途穷通,与其身世背景关系密切。他终身纠缠于“翰林儒臣”与“皇家世仆”的双重角色之中,从《奉使陕甘日记》《壬戌扈从随笔》二种日记史料即可见其一斑。

古籍数字化与共建共享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为中华古籍传播和利用提供了重要平台。加快古籍数字资源建设,是充分发挥平台作用的重要内容之一。要加强古籍数字资源建设,必须解决长期以来古籍数字化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通过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合作共建实现古籍数字资源的全面共享。同时在资源发布、人员培训等多方面加强与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的协作。参考文献8。

藏園書魂永不散——傅增湘先生與國家圖書館及館藏善本書之淵源考略

我們尋找一個事件與其前件的聯繫,於是史學家根據過去發生在某時某地的經過做出一系列判斷對這個事件進行描述。~①對古籍保護工作而言,我們需要對物、人、事三者進行審慎地回顧與分析。古籍保護之目的爲物品與内容之不朽與傳承。其中,物(古籍)具有延續性,可以流通、互换,多數故物雖經歲月,基本上還能有大概的模樣。

我国古籍数字化发展策略探析

本文介绍了我国古籍数字化的现状,探讨了以古籍保护中心为主导,以国家专项资金为保障,以互联网为信息平台的古籍数字化发展策略。

稿本方玉润日记文献价值举隅

方玉润稿本日记现存约八十六卷,记事细致、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态,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方玉润作为亲历者在日记中记录了太平天国战争的第一手史料,描绘了晚清官场恶劣生态,保存辑佚了较多底层文人作品,对游历各地的奇闻异景也多有叙述。方玉润日记的文献价值远不止以上数端,其重要性仍待深入探索。

佛教发展对北朝文风的影响

与南朝对佛教的兴趣偏重于义理不同,北朝佛法之特征主要表现为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等礼佛实践。这种特征在思想领域体现为儒佛并重的文化倾向,也从表现内容、表达方式、体裁发展、语言丰富等不同方面对北朝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其形成“辞义贞刚”和“重乎气质”的独特文风。

《韩诗外传》对孟子、荀子思想的继承与批评

《韩诗外传》是汉代今文《诗》学流传至今较为完整的文献。在今文《诗》学均已亡逸残缺的情况下,它成为汉代《诗经》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汉代经学研究、文学研究,乃至汉代思想研究的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该文在《韩诗外传》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探讨了现存《韩诗外传》的卷数问题,并分析了《韩诗外传》对荀子、孟子关于"学"、"人性"等观点的批评与继承。

从“西域遗珍——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为例谈举办展览的成功经验

举办古籍展览是古籍保护宣传工作的重要形式,有助于增强社会民众的古籍保护意识,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古籍保护工作中来。2011年1月26日至4月10日,由教育部、科技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财政部、文化部等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清代刑部堂官的权力分配

清代刑部是"天下刑名之总汇",刑部堂官作为部务的决策者,对本部的政务与人事两方面都负有责任。刑部堂官的人选,清初以开坊翰林为主,乾隆中期以后逐渐转变为兼用翰林和本部秋审处出身的司官。此外,刑部又形成了由"当家堂官"在部坐办看稿的行政模式。晚清当家堂官的权力愈发集中,诸堂"因其人而生权力"。除"六堂",刑部在乾隆以后还长期存在大学士管部的情况。乾隆年间的管部大学士掌握部内人事大权,嘉庆以后则逐渐虚化,对部务的干涉较少。总的来说,清代刑部"法律知识主导权力运作"的人事安排符合刑部执法谳狱工作的需要,有助于推动刑部的法律专业化进程。

核心—邊緣:乾隆朝“出旗爲民”研究

"出旗爲民"是乾隆朝一個重要歷史事件。清王朝以八旗立國,入關之後對旗人一直施行"包養"與"隔離"政策。康熙中期以後,國家有限的財政支出無力供養日益孳孽的旗人,出現了嚴重的八旗生計問題。乾隆年間,統治者試圖通過令處在八旗内部政治、經濟邊緣地位的中下層漢軍旗人,旗下開户人出旗爲民的辦法,緩解這一問題。出旗的完成是八旗組織從擴張轉向收縮的標誌,並促成了清王朝軍事布局的最終確立。

“部駁議處”制度下的清代刑部與地方法司

清代刑部對地方刑名事務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部駁議處"制度當中。"部駁"是對案件的駁審,多就地方諮、題、奏案中引用例案不當之處而駁,亦有少量就案件情節不清之處而駁。部駁經皇帝確認後,刑部有參劾承審錯誤的地方官、建議吏部將其照例處分的權力,謂之"議處"。參劾承審官雖然只是刑部的附帶職責,但對地方官的仕途前程影響巨大,迫使其對"部駁"案件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部駁議處"制度的正面意義在於促使地方官、幕、吏配合理刑,以免"干駁",推進了地方刑名領域的專業化,對抑制一省之内大小官員串通包庇的體制弊端起到一定作用。但亦有造成地方官考績壓力過大,爲規避處分而疲于應付,甚至通統作弊以掩蓋已過的問題。

“国事误于正人”:庚子主战派的错位认同——以刚毅、赵舒翘为例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里,刚毅、赵舒翘是庚子主战派在清廷中枢的最重要代表,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他们仍然活跃在旧式行政领域,是传统技术官僚在晚清的余绪。二人均起自寒微,凭借个人努力,在法律知识主导权力运作的刑部获得快速升迁,继而外升内调,在甲午、庚子之间先后入枢。这样的出身背景、仕宦经验、性格作风,塑造了他们勤于吏干而昧于大局的思想认同,最终迷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成为庚子"祸首"。刚、赵等庚子主战派的认同悲剧,酝酿于鸦片战争后民族主义与近代化追求的相互角力之中,前者始终在道义上占据上风,戊戌以后沦为权力的木偶,汇入民粹主义的洪流。而随着庚、辛之后主流舆论的彻底转向,庚子主战派冥顽保守的历史形象也被日益固化,其在传统领域的治绩不再为人关注。

以笔墨为剑 写新民华章--梁启超先生文稿中的家国情怀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享年57岁。梁启超先生曾任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与国家图书馆有着深厚渊源。去世前,他专门叮嘱儿女,务必将其手稿和所藏书籍捐给国家。1930年2月,梁氏子女将天津饮冰室藏书、碑帖拓片、手稿等“永久寄存”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以供众览”。

从乾隆年间《永乐大典》被盗案说开去

《永乐大典》是一部卷浩繁的大型官修类书,全书以韵统字,事从其类,计合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〇九十五册。书系写本,告成于永乐六年(1408),又于嘉靖时重录副本,抄录工作完成于隆庆初年。副本的形制、册数均与正本相同,其开本宏大,外以黄绢包背,装顿之隆重气派,实是皇家威仪。

新见方玉润未刊手札十一通考释

方玉润(1811~1883),字幼石,亦作友石、黝石,自号鸿子。云南宝宁(今云南广南)人。廪膳生。咸丰间辗转王国才、李孟群、曾国藩等幕府,同治元年(1862)辞幕入京谒选,三年(1864)吏部铨选,派为陕西陇州(今陕西陇县)州同,而其任所长宁驿已毁于战乱,不得已寄居州治。在任期间力劝知州周鸾恢复了州城的五峰书院,担任书院主讲,培养了一批学子。由于薪俸微薄,晚年生活艰难。

清代刑部司官的选任、补缺与差委

清代以刑部为"天下刑名之总汇",刑部司官的法律专业化水准于国家治安干系重大。雍正及乾隆初年,刑部内推动了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司官的选任、补缺方式、差委情况均发生变化。在此之后,刑部司官的入部年龄降低,在部时间延长。司官的部内地位在"缺"和"差"的双重作用下赫然分为两个阶层,堂官对司官仕途的决定权越来越大。初入刑部的年轻司官为了获得堂官的赏识,在部内"日治案牍夜读律"。他们努力弥补入仕前法律专业知识不足的缺陷,使刑部的法律专业化水准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