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红外相机调查浙江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

2018年12月至2019年10月,利用红外相机在浙江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野生动物多样性调查。以1 km^(2)的网格为单位放置红外相机,并在重点区域增加相机数量。最终共在89个位点布设了红外相机,累积14 906个相机日,获得独立照片4 778张。共鉴定出野生动物50种,包括19种兽类(隶属于5目12科)和31种鸟类(隶属于4目12科)。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种,分别是黄腹角雉(Tragopan caboti)、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和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0种,包括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和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等。分析结果显示,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兽类依次是小麂(Muntiacus reevesi)、猪獾(Arctonyx collaris)、鼬獾(Melogale moschata)、野猪(Sus scrofa)和花面狸(Paguma larvata);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鸟类依次是白鹇(Lophura nycthemera)、灰胸竹鸡(Bambusicola thoracicus)、黄腹角雉、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和紫啸鸫(Myophonus caeruleus)。本研究首次利用红外相机调查了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的多样性,为保护区后期持续的野生动物资源监测提供基线数据,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设计和保护对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不同气候带森林土壤微生物多样性和群落构建特征

【目的】研究不同气候带森林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特征和分布模式,为认识其多样性形成机制及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依据。【方法】以温带针叶林(新疆喀纳斯,新疆库尔德宁)、暖温带针阔混交林(甘肃小陇山)、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湖北木林子)和热带雨林(海南霸王岭)4种不同气候带森林为对象,在已经建立的固定样地采集土壤样品,利用Illumina测序技术分析不同气候带森林土壤细菌和真菌的多样性以及群落构建特征。【结果】土壤细菌多样性在暖温带针阔混交林中最高,即在沿气候梯度的5个地点样地中呈单峰分布;土壤真菌的香农指数在温带针叶林中最高,土壤真菌丰富度在热带雨林中最高。基于零模型数学框架分析发现,土壤细菌的群落构建主要由确定性过程主导,土壤真菌群落结构受随机性过程影响较大。典范对应分析(CCA)和Mantel test分析表明,土壤pH值(r=0.826,P<0.001)和植物多样性(r=0.474,P<0.001)与土壤细菌和真菌群落具有显著相关性。【结论】不同气候带的森林土壤细菌和真菌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都存在显著差异,土壤细菌和真菌具有不同的群落构建特征,土壤pH值和植物多样性是影响不同气候带森林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因素。

赤水河流域典型植被类型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多样性

土壤微生物是反映土壤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为明确赤水河流域典型植被类型土壤微生物群落特征及优势菌属,为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管理提供理论依据,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研究了赤水河流域的5种典型植被类型(灌丛、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杉木林和竹林)土壤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并探讨了其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不同植被类型的细菌和真菌丰富度Chao1指数差异均不显著,说明二者所观测到的物种总数没有差异。Shannon指数显示各植被类型微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差异,细菌多样性以竹林最低,显著性低于灌丛和针阔混交林(p<0.05);真菌多样性以灌丛和杉木林显著性高于其他3种植被类型(p<0.05)。(2)5种植被类型土壤细菌优势门(相对丰度>10%)主要有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ota)和酸杆菌门(Acidobacteriota)。其中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在灌丛、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中占绝对优势(相对丰度为29.70%~33.62%),而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ota)则在杉木林和竹林中最为丰富,相对丰度占比分别为32.88%,29.88%。各植被类型土壤真菌门以子囊菌门(Ascomycota)为绝对优势菌群(相对丰度>49%)。(3)5种植被类型土壤细菌和真菌中优势菌属差异较大。在细菌属水平上,针阔混交林和竹林分别以未定名的Vicinamibacterales和芽孢杆菌属(Bacillus)为优势,而其他3种植被类型则以节杆菌属(Arthrobacter)最丰富。在真菌属水平上,灌丛和常绿阔叶林中优势关键属为子囊菌门(Ascomycota)未分类真菌属(unclassified_p_Ascomycota),杉木林以被孢霉属(Mortierella)最丰富,而针阔混交林和竹林中均以沙蜥属(Saitozyma)相对丰度最高。(4)NMDS分析表明,土壤细菌与真菌群落空间分布差异显著。(5)冗余分析表明,土壤含水量、pH值和TN(总氮)对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pH值、容重、TOC(总有机碳)、TN和TP(总磷)对真菌群落结构影响显著。综合分析可知,针阔混交林土壤细菌群落较丰富,杉木林土壤真菌生长较旺盛,而灌丛土壤细菌和真菌多样性均较高,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主要林分土壤养分,从而激发微生物的生长,改善土壤环境。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爬行类动物多样性初步调查

【目的】及时更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爬行类动物名录,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数据支撑。【方法】基于2021年4—5月和8—9月野外调查,整合相关文献资料,汇编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爬行类动物名录。【结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共记录到97种爬行类动物,隶属于3目24科63属,其中中国特有物种14种,海南特有物种11种;国家公园共记录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种;被《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为极危物种有6种,濒危物种13种,易危物种17种,近危物种8种;在地理区系构成上,97.9%为东洋界物种,仅2.1%为广布物种,无古北界物种。【结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爬行类动物种类丰富,为众多濒危、特有爬行类动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生境,反映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优良性和完整性。

祁连山国家公园牧民对雪豹(Panthera Unica)保护的态度认知及其影响因素

祁连山地区是中国乃至全球雪豹(Panthera Unica)分布最集中、种群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雪豹科学保护对于全球雪豹种群具有重要意义。了解祁连山国家公园牧民对雪豹保护的态度认知、探究影响牧民对雪豹保护态度的主要因素,对于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半结构式访谈对祁连山国家公园牧民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1)受访者认为狼(n=34,91.89%)和雪豹(n=16,43.24%)是最重要的两种致害野生动物;(2)所有受访者对雪豹保护均持积极态度;(3)受访者认为野生动物捕杀(n=14,50.00%)和草场退化(n=9,32.14%)是家畜面临的两大威胁因素;(4)“雪豹捕杀家畜”和“为家畜购买商业保险”是影响牧民对雪豹保护态度的关键因素(P<0.05)。为促进人与野生动物长期共存,需要各级政府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野生动物保护与管理措施。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片区 周边社区人熊冲突现状

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与人类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人熊冲突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因此研究人熊冲突现状是了解其发生机制并提出缓解冲突措施的基础。我们于2019年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对高黎贡山保护区保山片区周边社区的79位居民进行了人熊冲突相关的调查。结果表明亚洲黑熊在高黎贡山保护区周边社区的肇事类型按发生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破坏农作物(119起)、捕食家畜(43起)、损害蜂箱(40起)和伤人(5起)。亚洲黑熊造成受访者经济损失最多的肇事类型是捕食家畜(799200元),之后依次为损害蜂箱(309300元)和破坏农作物(298790元)。在高黎贡山保护区周边社区亚洲黑熊肇事的高峰期是每年的7—9月。在高黎贡山东西两侧亚洲黑熊肇事特征明显不同:东坡以破坏农作物为主,而损害蜂箱在西坡最常见。居住在高黎贡山西坡的村民比在东坡的村民对亚洲黑熊持有更为消极的态度,但消极的态度没有导致他们对黑熊进行报复性捕杀。此外,在高黎贡山周边社区72.0%的受访者表示没听说过当地有偷猎黑熊的事件,98.6%的受访者表示没听说过熊产品交易事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在未来也没有使用熊产品的意愿。本文分析了高黎贡山保护区保山片区周边社区人熊冲突的现状,探讨了人熊冲突的空间和时间格局,为在高黎贡山开展缓解人熊冲突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进展与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科研机构和文献关于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数据,梳理和分析了我国针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进展情况。结果显示,我国已按时完成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中2015年之前对60%以上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指标;目前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达136.19万km^(2),占我国自然保护地面积(186.60万km^(2))的72.99%;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受多方关注。本研究调查数据与世界自然保护地数据库、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全球数据库的数据差异较大;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多样,各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进展差异显著,管理有效性评估标准化和连续性有待提高。最后,提出了如下建议:加强自然保护地整体性和连通性;参考世界自然保护区委员会的评估框架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标准,按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分类制定管理有效性评估规范并将评估制度化;有效利用评估结果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标准化、科学化并建立激励机制等。

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亚洲黑熊活动节律研究

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神农架国家公园”)位于我国华中区域,是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的重要分布区域。目前,缺乏该物种在神农架林区的活动节律研究,无法支撑神农架国家公园制定该物种针对性的保护方案。研究收集了2018—2020年神农架国家公园772台次红外相机位点监测数据,累计62575个相机工作日,利用其中亚洲黑熊的影像数据分析其活动节律,并采用卡方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亚洲黑熊对不同海拔段的利用强度及不同季节的垂直迁移行为。结果表明:(1)神农架国家公园亚洲黑熊年活动节律为单峰型,夏季和秋季的活动强度较高,冬眠期为12月下旬至次年4月中旬,持续时间约为3个半月。(2)神农架林区亚洲黑熊日活动节律为晨昏活动模式,日间活动强度更高,具有明显的昼行性。(3)在海拔梯度上,亚洲黑熊在神龙架>1000~2600 m海拔段最为活跃。(4)不同季节亚洲黑熊活动的海拔范围差异明显,具有垂直迁移行为。(5)在神农架林区亚洲黑熊拍摄率最低的>1600~1800 m海拔段内,公路长度和居民点数量分别居第2和第1,说明人为活动对亚洲黑熊活动产生较大影响。神农架国家公园亚洲黑熊的活动节律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可为神农架国家公园制定亚洲黑熊种群的保护管理方案以及缓解人熊冲突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和科学支撑。

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动态监测样地鸟类和兽类多样性

2016年8月至2019年2月,我们利用红外相机对海南尖峰岭60 ha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的鸟类和兽类进行了调查。共在79个位点上布设了红外相机,累积27,848个相机日,获得可鉴定到物种的独立有效照片15,320张。经鉴定,共拍摄到46种野生动物,包括16种兽类(隶属于6目11科)和30种鸟类(隶属于8目16科)。其中,属于国家Ⅰ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3种,即海南孔雀雉(Polyplectron katsumatae)、海南山鹧鸪(Arborophilaardens)和中华穿山甲(Manispentadactyla),属于国家Ⅱ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6种,分别是猕猴(Macaca mulatta)、巨松鼠(Ratufa bicolor)、红原鸡(Gallus gallus)、白鹇(Lophura nycthemera)、松雀鹰(Accipiter virgatus)和蓝背八色鸫(Pitta soror)。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兽类依次是帚尾豪猪(Atherurus macrourus)、红腿长吻松鼠(Dremomyspyrrhomerus)、白腹巨鼠(Leopoldamysedwardsi)、赤腹松鼠(Callosciuruserythraeus)和赤麂(Muntiacusvaginalis);前5种鸟类依次是白鹇、海南孔雀雉、蓝背八色鸫、海南山鹧鸪和栗颊噪鹛(Garrulaxcastanotis)。本研究补充调查了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的多样性,与之前的基线调查对比分析了大样地内野生动物物种及其相对多度的动态变化,可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设计和保护对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四川雪宝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和兽类多样性

2017年4月至2019年10月,利用红外相机在四川雪宝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野生动物调查工作。共在152个位点上布设了红外相机,累积30,792个相机日,共获得独立照片6,316张。共鉴定出野生动物105种,包括27种兽类(隶属于4目13科)和78种鸟类(隶属于5目20科)。其中,属于国家Ⅰ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7种,分别是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四川羚牛(Budorcas tibetanus)、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绿尾虹雉(Lophophoruslhuysii)和金雕(Aquilachrysaetos);属于国家II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11种,包括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等。分析结果显示,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兽类依次是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岩羊(Pseudois nayaur)、岩松鼠(Sciurotamias davidianus)、野猪(Sus scrofa)和猪獾(Arctonyx collaris);拍摄率最高的前5种鸟类依次是血雉(Ithaginis cruentus)、雪鹑(Lerwa lerwa)、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和绿尾虹雉。此外,红外相机还在26个位点上拍摄到了家畜,在22个位点上拍摄到了人为活动。

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多样性

为了解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后河保护区)鸟类物种多样性及其区系组成的变化,我们通过样线、红外相机调查和检索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获得了后河保护区鸟类名录,并将其与后河保护区1999年科学考察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本研究于2017–2019年共在后河保护区内设置了82km的鸟类调查样线,共在309个位点上放置了红外相机,累计99,586个相机日。我们用“后河”“鸟类”“湖北省”等关键词搜索相关出版物,并查阅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经审核后发布的鸟类信息,结合样线和红外相机调查结果形成后河保护区鸟类名录。共整理得到后河保护区鸟类255种,隶属于16目55科。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2种,包括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和金雕(Aquila chrysaetos);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46种,包括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棉凫(Nettapus coromandelianus)、松雀鹰(Accipiter virgatus)、灰林鸮(Strix aluco)、蓝鹀(Emberizasiemsseni)等。此外,后河保护区有11种中国特有鸟类,占我国特有鸟类种数(n=93)的11.83%。在区系成分上,后河保护区鸟类以东洋种为主(151种,占59.22%),其次为广布种(55种,占21.57%)。与1999年科学考察结果相比,鸟类增加了116种,其中有1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在区系组成上,后河保护区内东洋种占比增加,包括分布区向北扩散的物种成分。此外,本次调查未记录到20世纪在保护区内有分布的白冠长尾雉(Syrmaticusreevesii)和海南鳽(Gorsachiusmagnificus)。本研究表明,后河保护区鸟类物种多样性高、特有种及珍稀濒危物种丰富,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和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后河保护区内野生鸟类动态变化,可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设计和保护对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三江源和祁连山国家公园雪豹种群的遗传结构分析

掌握遗传信息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我国雪豹重要分布区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分别采集粪便样品,利用mtDNA的cyt b基因、微卫星多态性位点进行了雪豹的物种鉴定、个体识别和种群遗传结构评估。在采集286份疑似雪豹粪便样品中,成功的对86份雪豹样品进行了扩增鉴定,利用微卫星位点进行个体识别获得41只雪豹个体,其中祁连山国家公园26只,三江源国家公园15只。通过等位基因数、有效等位基因数、观测杂合度、期望杂合度、多态信息含量等指标进行种群遗传多样性评估,认为雪豹种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但祁连山国家公园雪豹种群遗传多样性相对较高。STRUCTURE进行群体遗传结构分析表明,4个种群可以划分为3个遗传类群,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种群(YCW和QLS)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种群(DC和SJ)的遗传差异,可能与种群间的地理隔离存在明显的相似性。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人兽冲突现状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解国家公园内牧民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态度,为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规律、针对肇事动物制定防控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牧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2014—201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牧民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调查分析发现:11月—次年3月是祁连县野生动物肇事高峰期,狼和雪豹是捕食家畜的主要动物;狼被牧民认为是肇事最严重的动物,而实际数据表明雪豹的肇事频次却要高于狼,这与两种动物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等级有关,加之牧民对雪豹肇事的容忍度更高;天峻县相比祁连县,除了狼以外其棕熊肇事频次较高,牧民认为应当大力控制狼和棕熊的种群数量,因为棕熊除了捕食家畜,更会伤害牧民和破坏房屋,威胁到牧民的生活,雪豹则需要进一步保护;牧民一般会选择使用牧羊犬和强化圈舍来防止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羊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牧民对狼吃食羊无法容忍,棕熊入户直接掠食伤人现象目前频次不高,但需提前防范。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人熊冲突现状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

大型哺乳动物肇事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报复性猎杀严重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人熊冲突问题严重,棕熊肇事不断突破了当地牧民的容忍度,严重影响其保护的积极性,了解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态度认知对于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防熊措施至关重要。通过分析2014年1月—2017年12月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上报的296起棕熊肇事案件,同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法对71户牧民进行访谈,以期了解该地区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对棕熊的态度认知。研究结果表明:(1)棕熊主要肇事类型为入侵房屋,同时也捕食少量牲畜,以绵羊和山羊为主;(2)每年6—8月为人熊冲突高发期,8—10月为案件上报高峰期;(3)年纪较小和经历过棕熊肇事的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更为消极;(4)多数受访者认为过去10年里棕熊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新枪支政策的执行;(5)大部分受访者在防熊措施选择偏好上较为保守,认为修筑水泥墙和找人看守是保护财产最有效的两种途径。建议地方政府完善当前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人熊冲突管理过程;提升电围栏防控技术,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棕熊补饲站;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允许牧民在一定范围内合法使用防熊喷雾;未来应加强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棕熊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

人熊冲突缓解措施研究进展——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

人与熊科动物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亚洲、欧洲和美洲地区的一个普遍问题,科学有效的人熊冲突管控措施有助于人熊共存机制的建立。目前,全球范围内肇事熊科动物涉及7种,分别为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北极熊、马来熊、懒熊和眼镜熊。肇事类型主要包括伤人、捕食牲畜、入侵房屋、损害庄稼、袭击蜂箱以及翻食垃圾。引发人熊冲突的原因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熊科动物种群数量上升、熊科动物生境质量下降、熊科动物自然食源周期性短缺、人类食物来源易获得性以及公众对肇事熊的容忍度下降有关。国际上已有的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包括物理措施、生物措施、化学措施以及政策导向性措施,然而,多数措施的制定仅停留在措施本身的技术层面上,缺乏对地方实际情况和冲突驱动因素的分析。西藏棕熊属于棕熊的一种稀有亚种,生活在靠近人类的中亚高海拔地区。在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人类与西藏棕熊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协助制订有效的保育目标、解决区内人熊冲突问题,提出以下缓解建议:(1)缓解措施的制定需因地而异,综合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如地理环境、法律法规、民俗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2)冲突类型多样,防熊措施需持续更新与完善;(3)加强人类社会发展与熊科动物生存之间的关系研究,探索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熊科动物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4)加强棕熊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从棕熊生境质量、种群动态、自然食源以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等方面去深入挖掘人熊冲突的驱动因素,进而从根本上制定缓解措施,促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人熊共存。

气候变化背景下秦岭地区羚牛生境脆弱性评估及适应性保护对策

脆弱性是指物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开展脆弱性评估工作有助于人类认识气候变化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为制定野生动物适应气候变化的保护对策提供科学依据。采用最大熵模型评估气候变化背景下秦岭地区羚牛(Budorcas taxicolor bedfordi)生境脆弱性。结果表明:(1)当前秦岭地区羚牛适宜生境总面积为6473 km^(2),到2050s年,预测秦岭地区羚牛适宜生境总面积为4217 km^(2),减少34.85%,羚牛适宜生境将向更高海拔地区转移,转移约210 m;(2)已建保护区覆盖49.82%当前羚牛适宜生境,尚有3248 km^(2)的适宜生境处于保护区之外;到2050s年,保护区覆盖了43.87%适宜生境,尚有2367 km^(2)的适宜生境未被保护;(3)到2050s年,当前分布在太白县、佛坪县、洋县和宁陕县等地区的3490 km^(2)羚牛适宜生境将会成为生境脆弱区域,丧失53.92%;(4)分布在秦岭核心区域的2983 km^(2)当前和2050s年保持不变适宜生境,将成为羚牛躲避气候变化的庇护所。基于研究结果,就未来羚牛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保护对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考虑将当前羚牛适宜生境纳入国家公园范围、构建适应性生态廊道、加强野生动物监测。

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发现红鬣羚

红鬣羚Capricornis rubidus隶属鲸偶蹄目Cetartiodactyla牛科Bovidae鬣羚属(魏辅文等,2021),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列入附录Ⅰ(CITES,2019),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近危(NT)(Duckworth&Than,2008)。2017年之前,红鬣羚仅知分布于缅甸北部(Grubb,2005),其分布区的东北部与中国云南省傈僳族自治州接壤,但中国境内一直未有确认的野外记录。《中国动物地理》(张荣祖,1999)、《中国哺乳动物多样性及地理分布》(蒋志刚等,2015)和《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蒋志刚等,2016)均未记录红鬣羚。

不同环境条件下川金丝猴的皮质醇和Klotho激素水平变化

为了探究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在不同季节和环境中皮质醇和Klotho激素水平的变化规律,以神农架国家公园大龙潭野外补食群(WG)、神农架姊妹峰笼养群(ZCG)和北京动物园笼养群(BCG)的川金丝猴为研究对象,随机采集各种群4个季节的粪便样品,运用ELISA法测定激素水平。结果显示:WG的皮质醇水平总体低于2个笼养群;WG在春季皮质醇水平极显著(P<0.01)低于秋季,BCG在夏季皮质醇水平极显著(P<0.01)高于其他季节,ZCG在各季节无显著差异。WG的Klotho水平只在春季极显著(P<0.01)低于2个笼养种群,其他季节3个种群间均无显著差异,BCG与ZCG年变化趋势相似,且二者在相同季节均无显著差异;WG的Klotho水平在春季显著(P<0.05)低于夏季和冬季,ZCG的Klotho水平在春季显著(P<0.05)高于夏季。相关性分析表明,不同种群间皮质醇和Klotho激素无显著相关性,笼养群不同性别个体间激素水平无显著差异。皮质醇和Klotho激素主要受环境条件和季节影响,研究为改进川金丝猴的繁殖和管理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人参种植对林地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和代谢功能的影响

揭示人参种植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代谢功能的影响,对防治人参连作障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研究了林地和由林地开垦耕种人参3a和4a后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代谢功能的变化。结果表明,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绿弯菌门(Chloroflexi)是林地和人参种植土壤微生物的主要优势类群。林地开垦种植人参后,土壤放线菌门和疣微菌门的相对丰度显著增加,土壤酸杆菌门的相对丰度显著降低;而土壤微生物多样性指数明显降低。除趋势对应分析(DCA)显示不同种植a限人参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存在明显差异。Tax4Fun功能预测表明,人参种植后土壤微生物的萜类化合物和聚酮类化合物代谢与信号转导功能的相对丰度显著降低,而膜转运功能的相对丰度增加。典范对应分析(CCA)和Partial Mantel Test分析表明,土壤速效钾、全钾含量和土壤pH值是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重要因子。因此,林地开垦种植人参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多样性以及代谢功能产生了显著影响,土壤速效钾、全钾含量和pH值是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重要因素。

内蒙古乌拉特鹅喉羚蒙古亚种夏季生境选择初步研究

【目的】研究鹅喉羚蒙古亚种与夏季栖息地的关系,为探索鹅喉羚蒙古亚种的生境选择和生境恢复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6年7—8月,采用样线法和随机样方法,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蒙古野驴-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开了鹅喉羚蒙古亚种夏季生境选择研究。共获得71个鹅喉羚数据样方,测定了15种生境因子,计算Vanderploeg和Scavia选择指数同时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鹅喉羚喜好高平原和残丘,坡向半阴,灌木类型以白刺灌木林为主。倾向选择灌木数量为0～10株、20～30株,植被盖度为0～20%、60%～80%,距道路的距离为10～15 km,距居民点的距离为10～15 km的生境。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前5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76.504%,其中第1主成分的贡献率为22.058%,地形因子(坡向、坡位和坡度)是第1主成分的影响因子,其他几个主成分的生境选择因子主要是干扰、水源和食物及植被因子。【结论】因此,我们认为夏季鹅喉羚对生境的选择呈现一定的偏好和回避,是由于夏季保护区内气候、地形、食物以及干扰等因子特有的季节性特征导致,也体现出其对保护区实际生境情况和资源分布进行的择优和取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