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新闻热点事件报道中人物隐私权保护探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传统的媒介环境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网络不仅跃升为继报纸、电视、广播之后的第四大媒体,它更是在新兴传播领域“独领风骚”,成为一种新媒介环境下不可或缺的传播渠道。与传统媒介不同,网络环境是一种更为开放的传播环境,这种开放性既体现在对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也体现在对信息报道形式的开放,其传播具有双向性、平民化、虚拟性、互动性特征,使得网络在报道新闻热点事件时具有更大的传播力和催化性。一个网络热点事件可能在一夜之间就“红”遍全球,火速爆炸,其信息传播之快、传播范围之广使人难以想象。在网络热点新闻事件报道中,几乎每一个案例都具有隐私权侵犯属性,新闻热点人物隐私权保护亟待提升。因此拟从隐私权保护谈起,探究隐私权保护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的重要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数据安全风险及刑法保护

在数字时代,数据已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数据安全也被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数据传播和使用的深度和广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也可能产生数据安全风险。数据来源合法性、数据泄露的风险以及可能带来的数据伪造问题都亟须解决。数据保护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内在矛盾使得现行《刑法》无法适应新的困境。因此,应当改变数据保护策略,构建数据安全刑法保护体系,重构数据访问规则和出罪机制,根据数据流通阶段的不同调整《刑法》保护的侧重点,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崛起带来的数据保护困境。

我国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改革研究

本文阐释了科学设置我国检察机关内部机构的重要性及深远意义,全面介绍了建国以来检察机关经历的初创、恢复、规范三个发展阶段及其设置模式。深入检讨了检察机关内部机构存在的与检察机关地位不相称、设置不规范、设立缺乏自主权等问题,并提出了内部机构改革的宏观思路,即创设新的设计理念、原则,完善新的调整和实施策略,制定一套新的具体设置方案。

检察职业道德面临的冲突与对策

法律职业道德是在法律职业化建设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检察职业道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公布《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检察职业道德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对我国检察职业道德的涵义、主要内容、面临的冲突及应对的方法作了较深入的探讨。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定位之思考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定位是一个充满纷争而又十分重要的课题。自检察机关诞生之日起其在刑事诉讼中应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时至今日仍未定论。盖因以往的学说皆试图以“一元定位说”囊括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多重相互冲突的职能,致使出现学说自身之悖论,故未能普遍被接受。在此困境之际,文章开拓新思维,以“多元定位论”重新界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定位,以期为更好地发挥检察官保障权利、维护社会正义和法治秩序的伟大使命尽绵薄之力。

检察机关可做公益诉讼主力军

随着一些环境污染事件频繁出现，公众开始越来越关注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受到侵害该如何保护的问题。目前我国保护公共利益的法律不够完备，实践中司法救济也不够有力。近年来，公益诉讼逐渐走入公众视野，检察机关、中华环保联合会、中消协等机关和组织相继提起公益诉讼，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审视一下，检察机关和环保组织、消费者保护组织应当携手并进，通过诉讼实现共同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未成年人检察一体化背景下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科学完善的社会化支持体系是降低未成年人再犯率以及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彻底告别犯罪回归社会正常生活的重要保障。但是,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矫正帮教的探索起步较晚、专业化程度不高、各司法机关规定的处置措施缺乏有效衔接、全国各地社会支持体系发展不均衡、社会资源配置多元化和碎片化。为此,检察机关需要发挥对涉罪未成年人案件"捕、诉、监、防"一体化保护和监督职能,发挥家长在未成年人复归中的积极引导作用,采用合适保证人制度以及联合各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团体共同构建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支持体系。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制度研究

作为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制度在我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摸索阶段和90年代后的完善阶段,在司法实践中逐步确立了一系列原则与措施。从介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制度的基本原则入手,剖析了其在立法和司法上存在的诸多缺陷。对该制度提出予以完善的构想,在对传统的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环节进行创新的同时,也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执行阶段的相关检察制度进行探索,以期形成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制度。

高校思政课引领大学生思想的重点、难点与应对策略研究

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充分发挥思政课对大学生的思想引领功能,就要分析出目前思政课教学存在的重难点并找出应对策略。高校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通过提高思政课教师的教学水平、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以及形成抓教育人合力等方法,实现高校思政课的思想引领功能。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定位与制度发展方向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将行政检察监督范围从诉讼领域拓展至行政执法领域,是新时代行政检察持续发力方向之一。从职能性质、履职范围和履职过程观察和审视,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应是直接监督、适法监督、事后监督。基于此职能定位,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制度良性发展应当重点关注职权配置和运行规律,以职权入法打破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合法性质疑,以功能发挥廓清与行政公益诉讼之间的边界,以精准监督体现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补强监督优势。

“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

"公共利益"是我国法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术语,作为法律保留条款或说是法律限制条款,其本质是对个人和部分利益的限制,对全民或整体利益的维护和偏袒。"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有实体和程序标准。"公共利益"的实体界定标准主要有三个:(一)客观具体性。即现实中没有抽象的公共利益,针对某一具体情况时,其内涵不再是概括的、抽象的、不可确定的,而是具体的、可以确定的客观存在。(二)公共性。受益主体的共同性即共享性、受益内容的共同性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共同性即政府提供。(三)和谐发展性。程序界定标准主要包括:1.建立充分反映民意的民主程序;2.确立"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标准;3.赋予人民群众拥有公益诉讼的权利;4.设置公共利益确认的单独程序四个方面。

论行政公诉制度的法理基础

行政公诉作为一种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其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的。人民主权理论、分权制衡理论、诉的利益理论和诉讼信托理论都为行政公诉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

宪法变迁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不同于宪法的产生、发展和宪法修改。通过加强宪法解释等方式实现宪法变迁,避免频繁修改宪法,有利于良好宪政秩序的构建和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解释是宪法变迁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此,应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使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衔接,形成二元宪法解释体制,并为宪法变迁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和运作机制。

强迫交易罪司法问题研究

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强迫交易行为频繁发生。在强迫交易罪的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一些困难。正确地界定强迫交易罪中的暴力、胁迫的含义,划清它与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等相似罪的界限,以及其一罪与数罪的界限,对于刑事司法实践正确认定本罪会有所帮助。

宪法工具主义的困境——七五宪法的革命话语分析

七五宪法鼓励革命,有宪法无宪法秩序,背离宪法目的性价值,是作为工具使用的。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革命思维指导立宪;宪法建立在魅力权威的基础上;群众运动导致的大民主;七五宪法的文化渊源与变迁。进而指出了走出宪法工具主义困境的出路:一是放弃大民主,注重程序民主;二是宪法变迁应遵循法律变迁规律;三是宪法秩序要求对人民权利的严密保护。

论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是个被理论界忽视的罪名,然而,该罪在司法实务方面存在许多疑难问题,如本罪的行为对象、实行行为、主观方面、罪数等问题,以及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究,期望对司法实务有所启发。

死刑复核程序之立法完善研究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修改之际,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已势在必行。死刑复核程序之立法完善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死刑核准权下放导致部分案件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死刑适用标准混乱、立法无序并剥夺和限制了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应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方式应修改为赋予被告人律师辩护权,书面审理、凡有争议的案件应采取书面审理与设置听证程序相结合方式;死刑复核范围应采取法官全面审查与针对控辩方提出异议内容进行审理相结合;复核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不规定具体期限,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规定具体期限;复核死缓案件无论量刑是否偏轻均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

我国罚金执行制度的检讨与罚金易科制度的建构

我国刑法53条规定的罚金刑的随时追缴制和罚金减免制度不符合刑罚理性要求,对罚金刑的执行所起的作用也有违立法的初衷,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理的。罚金的易科执行经实践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拟通过对我国罚金执行立法进行检讨,分析罚金易科制度的可行性,找出其合理依据,并提出了完善这一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