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审计嵌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三个维度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形势下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安全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高质量审计监督可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研究型审计作为一种宏观性、战略性、全局性、建设性的审计工作模式,其理念在多个维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契合,有助于消解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过程中的现实困境。文章基于研究型审计嵌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逻辑分析,探索出研究型审计嵌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三个维度,即创新研究型审计模式,聚焦总体国家安全观发展重心;促进信息化审计平台建立,提升国家安全库规模水平;进行研究型审计人才培养,提升审计人才国家安全观思维。

领域化:一种国家情境中的空间治理机制

空间通过血缘与地缘的自然性分离、土地要素与其他要素的生产性分离以及抽象空间与实体空间的竞争型分离,形成以“国家化”为元形态,并逐渐与“国家化”相区别的“领域化”政治行为,影响政治权力配置、实施与监督的全过程。“领域化”与“国家化”的相互嵌合不仅是新型国家空间秩序建构的基础逻辑,也是当代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机制。当代中国超越西方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二元对峙,通过以人民性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与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价值体系相互作用,实现“领域化”的合法性证成,这也成为“领域化”最终服务于最广泛、最普通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提。

走向“审计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审计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审计至关重要。国家审计是一项关涉权力监督的政治制度,属于国家政治监督体制的范畴,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十八大之后,随着国家治理职能重心位移,国家审计也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国家审计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审计职能需要明确定位,国家审计权力需要重新配置,国家审计能力也要全面提升,我们开始迈入"审计国家"。"审计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审计监督和审计全覆盖,建设"审计国家"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矛盾,其中主要矛盾是国家审计理论发展滞后于国家审计实践发展。

论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建构

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理念主张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与融合,力图在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社会发展共担共享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从理论范式上来说,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体现了公共行政从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系统过程。建构主义主张在自我治理、参与民主、公共协商、多元协同等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在国家治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既要通过国家治理价值、结构以及程序的整体推进而寻求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又要超越社会建构本身在制度规范供给与克服市场失灵上的不足,而发挥国家在宏观引导、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及政策规范等方面的必要作用。

风险社会视域中的国家治理模式转型

在中国"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对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撕裂式解构,使潜隐的社会矛盾放大突显、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中国渐趋驶入风险社会轨道,并以公域萎缩所导致的结构性风险和信任消弭所诱发的认同性风险为典型呈现。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相应变革和治理能力的相适提升,在国家治理模式的回应性转型过程中,应遵循从权力胁迫到制度规范、再到基于互惠的自愿合作的建构逻辑,并以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承载民主化与治理方式复合化为具体路径图式。

协商民主:在国家审计体制改革中的认知与建构

国家审计体制改革是一个已然的趋势,而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协商民主制度的嵌构过程中提供了诸多的必要条件。虽然此中的协商民主制度样态在目的、主体、内容和形式上是与其他领域中的协商民主相区别的,但对于促进国家审计体制改革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此,从民主意识、机制创新、制度建构三个方面探寻建构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在为国家审计体制改革中建构协商民主所做出的努力,也是在为当下深入推进国家审计体制改革开辟新路。

国家审计学科建设论纲——基于政治学视角的分析

国家审计的实践发展呼唤建立国家审计一级学科。国家审计学科建设既受到国家审计实践属性影响,又受到国家审计科学研究纲领制约。国家审计的实践属性是政治性与技术性的结合,政治性是其本质属性。国家审计的学科定位是一门具有交叉性的应用型学科;学科属性是一门独立的、与政治学学科联系密切的、属于法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学科设置除了包括常规的"国家审计学科、社会审计学科、内部审计学科、审计技术与方法"之外,还应增设"审计政治学、审计管理学和国际审计学科"共七个二级学科;同时,积极完善国家审计学科规范和方法论,即大力培养国家审计学科的学术共同体,通过多方合作、多学科融合与多元方法综合,形成国家审计学科建设的合力。这七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国家审计学科建设论纲。

2009年版和2017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对比及发展研究

目的:为我国医疗保险药品相关政策和目录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比较2009年版和2017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目录项目、药品分类(包括分类代码、分级与名称)、药品品种(包括新增品种、剔除品种)、药品剂型(包括新增剂型分类、调整剂型)以及支付和使用限制等变化,探讨其发展变化趋势及存在问题。结果:2017年版目录比2009年版增加"药品分类代码"项,减少"英文名称"项。药品分类代码中新设置"药品分类代码"项,分级由六级精简为四级,四级分类的编码和名称与解剖学-治疗学-化学(ATC)分类系统的前四级分类规律一致。2017年版收录药品品种2 535个,较2009年版实际新增362个(化学药151个、中成药211个),此外,化学药剔除15个品种、转至中成药目录4个品种,中成药剔除11个品种、转至化学药目录1个品种。2017年版目录实际比2009年版多20个剂型、涉及31个品种,调整剂型的有231个(化学药143个、中成药88个)。支付和使用限制的化学药从239个增加到302个、中成药从72个增加到115个。结论:2017年版目录增加了收载药品数量,扩大了临床用药范围,调整完善了目录分类结构,医保控费品种数呈增长趋势。

能动的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下应急志愿者参与治理的审思——以重庆市北碚区山火救援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迅速转型,中国进入风险型社会时期,时刻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发展风险和挑战。应急志愿者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关键社会力量,具有高效协同的优势,能够动员社会成员能动地参与到治理过程中,从精神上和物质资源上更好地发挥协同优势助力政府治理的功能,并在“国家—社会”关系中塑造空间、角色、动机和行动的新形式,从而摆脱“中心—边缘”社会结构下不平等、不公平式的被动参与,弥补政府单一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不足,日益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社会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生态审计探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的生态审计是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不可或缺的独立经济监督或控制工具。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再审视,发现生态审计蕴含的价值观念是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从整体的、系统的思维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应充分发挥生态审计预防、揭示、抵御的“免疫系统”功能,开展各项与生态治理相关的审计工作,督促各级政府部门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推动经济发展,寻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点,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生态基础,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实现。

美国联邦政府审计署对401(k)计划的政策审计研究

美国联邦政府审计署对401(k)计划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政策审计,期间通过收集、分析数据、采访相关人员等方式对该计划进行了政策评价,发现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费用信息公开不到位、部分政策条款导致账户资金流失严重及计划参与者退休后计划资金的花费缺少规划。审计署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并陆续发布了审计报告。我国要借鉴美国在政策审计方面的经验,加强审计过程的连续性、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发展多元评估机构,以促进我国政策审计事业的发展。

博弈视角下的“区块链+审计”

区块链技术在审计领域被广泛重视,但是“区块链+审计”的应用都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相关研究浮于表面。通过构建一般审计、积极型与消极型“区块链+审计”的博弈模型,比较分析“区块链+审计”对审计模式、审计主体与客体、审计质量的影响。基于博弈模型对比结果,得出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审计后,审计模式可能由风险导向向系统导向+算法重心转变、两种“区块链+审计”的运用都能显著提高审计质量但差距不显著,因此,提出区块链技术下审计机构改进的方向。

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实践检视及完善路径

行政规制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弥补民法规制与刑法规制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较大程度地防止相关主体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然而,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存在立法内容的涵盖性有待加强、监督制度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处罚制度的严谨性有待强化、救济程序的规范性有待提升等方面的不足,应通过完善现行立法内容、优化行政监督体制、调适行政处罚机制、改进行政救济程序等路径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予以完善。

我国基层部分基本药物全额保障经验研究

我国地方基层试点部分基本药物全额保障,有利于慢病管理、促进分级诊疗、节约医保基金,对基本药物制度自身完善和慢病健康管理意义重大。文章通过梳理总结国内目前已免费供应部分基本药物的13个省份24个试点地区政策经验,提出了针对我国地方基层试点全额保障部分基本药物的发展建议。

包容性治理:边缘社区的治理创新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由农村人口大量转移所形成的城市边缘社区逐渐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主题。在治理诉求日益延伸的语境下,以政府意志的强制性和社区责任的边缘性为治理逻辑的社区管控模式显然增加了边缘社区的治理成本和治理难度,因此,需要积极构建包容性治理以力图建构一种柔性化、可持续的治理模式。但边缘社区所积聚的诸多矛盾造成了创新发展中的现实困境,这就迫切需要从权力包容、机会包容、权利包容、体制包容等方面寻求有效的建构路径,以助推边缘社区包容性治理的实现。

治理转型中的社会自主性：缘起、困境与回归

社会自主性的建构并非完全是在"国家——社会"互动结构中的叙事,其自身成长发育的"故事"似乎更为值得发现。本文试图突破社会自主性理论分析中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解读,从社会自身发展的角度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主性的发展缘起、现实困境和回归预设,以期从社会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寻求自我、完善自我。

权力结构新解: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考量

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语境下,对权力结构的集权与分权二元争论显然在逻辑理路上缺乏有效的说服力,而从社会结构中去发现权力结构的样态也要尝试破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互攻讦所导致的认知偏失。"权力集结构"概念的提出,可以在集权与分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兼顾中找到一个解释着力点,以契合社会治理创新语义中对权力结构样态的真实性描绘。权力集结构也存在着诸多局限,需要不断地优化与完善,从应时性选择尽快步入历时性变迁。

原子化:公民参与生态治理的障碍及破解

政府理应在生态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单靠政府力量是难以有效应对的,要有效解决生态问题,公民参与不可或缺。但在实然层面上,公民参与出现了原子化倾向,其所表现出的自利性、松散性和零散性与生态治理要求公民自觉、有序和全民参与相抵牾,这掣肘了生态治理的效力,致使生态治理陷入困局。因此,要有效破解这一困局应教育公民树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利用网络的组织替代作用,充分发挥制度机制的激励作用等,来促使原子化公民生态治理参与方式走向自觉、有序和全民参与。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坚定文化自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本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定文化自信与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七、八两大部分集中阐释,其深层的逻辑是,坚定文化自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本源。具体说来,在历史的追寻中文化自信彰显的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在传统的继承中文化自信推动的是社会治理的转型;在对外交流中文化自信确立的是社会治理的特色;在实践探索中文化自信丰富的是社会治理的内容。由此,立足包容性、延续性、先进性和信仰性等"四性"坚定文化自信以助力社会治理创新是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明智之举,也是落全、落细、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现实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