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国教育治理研究热点与未来前瞻

2023年,中国教育治理研究成果丰富、重点和特点突出,回应了中国教育的时代问题,体现了教育治理研究的学术特色和优势。通过系统梳理和分析教育治理研究文献,文章发现:2023年的教育治理研究密切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主要内容是基础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教师教育治理、全球教育治理;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治理、以教育数字化开启教育现代化、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治理、“双减”政策落地两周年省思、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村教育治理等学术热点;聚焦教育治理概念厘定、教育治理学科建设、教育法体系化与法典化等研究前沿,深化了教育治理热点研究。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今后将进一步推进教育治理理论研究与学科体系建设,注重教育治理政策与立法研究,加强教育治理比较研究,深化教育治理实践研究,以深入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化视域中的中国共产党百年伟业——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盛事,也是载入人类史册的大事。在过去的100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明确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为了进一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领会全会精神,杨国斌对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进行了访谈,就如何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如何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空间尺度下黄河国家战略实施的区域协同模式——基于济南市域协同案例的研究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是我国江河战略的重要构成,其体现出的流域治理模式和国家战略贯彻方式,是中国式流域治理的政策集成的重要体现。地方政府是落实黄河战略的主要执行者和关键力量。在黄河战略提出三年之际,对济南市域空间的协同案例进行多尺度拆分,从空间尺度视角审视黄河国家战略中市域范围内协同模式与特征,可以发现:济南市落实黄河国家战略中的区域协同,在国家、市域和县(区)域三个尺度上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与特征,分别为国家战略驱动的科层模式、创新激励驱动的网络模式和平等协商驱动的契约模式。不同空间尺度上呈现出的区域协同模式,是自下而上协同主体的治理需求与自上而下战略驱动的政策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国家逻辑

理解税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国家逻辑。税收与国家天然不可分割,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现实回应。从国家与税收的关联逻辑来看,国家是税收存在的政治前提与税收活动的行为主体,同时,税收是国家成长的财政逻辑。一方面,国家是塑造税收治理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税收治理的价值取向、主体结构、治理方式和客体目标,亦即国家治理的内涵体系决定了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体系。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税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供给和制度联动功能,为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最终实现税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对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影响研究

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是增强养老金支付能力的重要改革举措,也是实现养老金制度安全规范发展的关键。文章基于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了养老保险统筹改革对企业实际缴费率及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级统筹显著降低了企业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该结果在更改变量度量方式、排除竞争性解释、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在不同征管模式、企业类型及地区层面对企业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对于社保征收和税务代征模式、劳动密集度高的企业、所在地区老龄化程度低和财政压力小的企业影响更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市县政府由于“相对剥夺效应”和“逐底竞争效应”所产生的征管强度不足是造成省级统筹改革后企业缴费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进一步分析表明,省级统筹改革降低了基金收支平衡,并对中西部省份影响更明显。研究对于加强地方政府征管治理、促进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为征管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平衡及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经验证据。

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服务理论思考:内涵、要求与路径

公共服务作为保障国家和社会良好运行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面对人民群众需求层次提升的现实要求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公共服务被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而这种变化的具体要求和表现以及由此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带来的挑战,并没有在当前的研究中得到充分讨论。新时期公共服务现代化的要求在于实现服务配置的公平正义、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和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因此,有必要基于公共服务在内容体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结合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过程,构建理解治理现代化下公共服务发展要求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出公共服务的空间路径、财政路径和技术路径。一是科学配置有限的资源,优化空间功能与设施布局,重构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以空间资源配置回应空间正义。二是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责权关系和角色,完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制度设计,以财政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场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以技术赋能实现供需有效匹配。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病毒式谣言及其治理研究

有效提升治国理政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一环是深刻认识社会信息的复杂性特征及其活跃因子。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病毒式谣言始终伴随疫情起伏的全过程。从社会认识论角度来看,病毒式谣言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呈现寄生性、变异性、危险性及复杂性特点。病毒式谣言的“爆发”和“流传”集中反映在丰富的传播需要与感性的集体表象、信息阙如与人的信息饥渴、传播加速与人的有限性、社会价值纷争与人的价值预设等矛盾冲突中。病毒式谣言的治理也须运用复杂性思维,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时机、治理技术、治理功能等维度构建治理体系,实现健康的传播。

国家治理研究的问题域、价值取向和支撑体系

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新境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根据当时的国情，实行的主要是差异化战略，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快有慢地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梯度性地推进改革开放，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行业、一部分群体先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成就辉煌，但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服务与空间融合: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优化路径

基层治理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精准切口,承载着治理重心下移的时代任务与人民期待。在基层场域实现服务与空间的融合,不仅为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布局分散化、邻里关系淡漠化等难题提供了破题思路,更是明确了以空间承载服务、将服务嵌入空间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以青岛市李沧区新时代邻里式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为例,可归纳出“空间设施改造—服务持续嵌入—邻里精神培育”的动态优化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出党建引领、资源联结、共识培育的融合机制,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规范化、可推广的解释机制与经验借鉴。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理论根基,从“和合共生”的中华智慧中汲取营养,立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明确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要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强调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以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担当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提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指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实践方向。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其重要启示在于: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秩序迈向公正合理;深入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

总结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我们发现一些基本共识和共性问题,就共同观点而言,都强调现代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国家治理方式的合作性、国家治理过程的互动性和国家治理工具的多样化;就共性问题而言,主要包括间接民主的内在困难、后官僚制的内在困难和合作共识的内在困难等问题。

关系与契约:民宿企业参与乡村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多元协同治理是乡村各利益主体通过合作共同处理乡村公共事务、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一种方式。乡村企业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乡村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中重要的一员。为剖析乡村企业参与多元协同治理的实践形态、演进逻辑及治理机制,本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通过对QS民宿企业进行纵向单案例分析,构建了乡村民宿参与乡村多元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企业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主体—嵌入—行动及互动—客体”的动态因果关系,分析了关系和契约治理机制在企业参与乡村治理不同阶段治理绩效的变化过程及其对多元协同治理演进的影响。分析表明:QS企业参与的乡村多元协同治理随着企业嵌入乡村的阶段而发展,其嵌入乡村的治理机制也在发生动态演进;企业嵌入乡村的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机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本文建立了乡村民宿企业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嵌入分析框架,揭示了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在企业参与乡村治理演进过程中的动态适应规律,拓宽了乡村治理的研究视角,为进一步推进乡村协同治理、实现良性共治提供了思路。

对口支援:一种中国特色的规模治理制度

对口支援是当代中国本土实践的产物,也是国家规模治理中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结对支援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当代中国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规模治理负荷与非均衡性双重难题。对口支援的生成演变经历了孕育和初创、确立和拓展、巩固和完善三个阶段,“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天下一家”等传统文化为其奠定思想基础,单一制体制下的国家统筹和党组织对社会力量的有序引领是对口支援构建党政同责同心圆治理格局的关键支撑,“行政发包制”以及项目制是对口支援实现特定领域下规模治理负荷转移与分化的内在逻辑。面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目标,有关对口支援的创新实践研究需要进一步学理化提炼,完成实践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变,把中国之治的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现代国家之国族与族群的纠缠

现代国家为当下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其本质是民族形成后从君主手中夺取主权而建立的一套体现“主权在民”国家伦理的体制机制。民族国家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纳而达至普遍化后,便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可是,欧洲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将国内众多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国族而建立民族国家的,欧美最早的民族国家也由于多族化而出现了多种族群,所以现代国家便普遍地面临着国族与族群的纠缠,以及其间的张力所带来的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中采取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就是国族化和族群化两种。两种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迥然有别,但国族化的选择显然更有利于现代国家体制的稳定运行和功能的发挥。

“四个共同”中华民族史观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

“四个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史观的系统性概括和总结,吸收借鉴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共识性成果,是基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结晶,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四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史观包含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观、中国历史的整体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发展观,其在确立历史的主体性、揭示文明底蕴和探寻历史规律等维度上,对于新时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新时代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与“术”

超大城市是承载着上千万人口的空间实体,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关键引擎,对超大城市这一巨系统的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道”“术”并举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其治理现代化之“道”表现为把握城市发展大势的战略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坚持守正创新的方法原则、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国担当;治理现代化之“术”主要包括全周期管理打造韧性安全的超大城市,协同共治汇聚超大城市治理主体合力,科技赋能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文化引领夯实超大城市治理的精神根基。把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与“术”,对于我国提升超大城市治理和国家治理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地方政府征管行为的影响研究

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基于2012—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全国统筹初级阶段的中央调剂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中央调剂制度对地方政府征管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央调剂制度降低了地方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管强度,中央调剂制度实施后,基金缺口地区存在“压力缓解效应”,基金盈余地区存在“基金收益受损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压力小和老龄化程度低的地区,中央调剂制度对地方政府征管强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严征管和降费率改革在中央调剂制度与地方政府征管行为之间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为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提供了经验依据,对增强地方政府征管治理能力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社会治理的场景构建、运行逻辑与公共价值实现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已引领社会治理迈入数字时代,发展数字社会治理也已成为国家数字战略的重要任务。依据社会治理需求可将数字社会治理场景分为政务服务、数字产业、公共服务、城市生活四类。数字技术在数字社会治理场景中具有联结治理主体、整合各方利益等作用。按照“需求汇聚—信息共享—架构再造—主体聚合”的机理,数字技术能够为社会治理赋能。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但同时也可能因各主体的参与问题导致公共价值失灵。未来,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融合需要从社会治理本源出发,秉持以人为本、公开透明、风险共担、可持续发展、公平公正的原则,追求数字社会治理公共价值的实现,从而助力数字社会治理走向善治。

外在激励如何影响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一项调查实验研究

如何有效提升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已成为当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已有研究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可激励属性重视程度不足,且缺乏在中国情境下的因果机制探索。基于此,论文采用调查实验法,以S省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探析不同的外在激励如激励性质(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与激励方式(金钱激励与荣誉激励)对公共服务动机的因果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激励方式在激励性质与公共服务动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相较于负向激励,正向激励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影响更强,而以金钱和荣誉为代表的激励方式对其公共服务动机水平没有显著的差异性影响。此外,在激励性质和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激励方式发挥了调节作用,即相较于荣誉激励,金钱激励下正向激励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更强。研究拓展了对公职人员公共服务动机前因的探讨,丰富了基层公务员的激励理论,为政府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公务员激励机制提供了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