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犯未遂与不能犯辨析及完善路径--以张筠筠、张筠峰运输毒品案,赵长锁盗窃案为切入点

不能犯未遂自德国刑法学者提出以来一直是刑法理论中颇具争议的领域,刑法学者对该问题相当关注。两大法系对不能犯未遂观点悬殊,即便在大陆法系,也存在不同主张。与外国的不能犯学说相比,我国不能犯未遂在理论根基适当、判断层次合理,有助于发挥刑法的规范机能、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判断标准简明、实务操作性强等方面存在优势。应当完善犯罪未遂定义,明确犯罪既遂概念,改进未遂犯处罚方式,使我国不能犯未遂理论更加完善。

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界分及合理法律规制路径

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要素中“社会公众”的正确理解,对集资诈骗罪构成要素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准确界定,有利于准确辨明非法集资类犯罪与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当前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大背景下,应当准确把握“社会公众”“向社会公开宣传”“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适当放开民间借贷的管控,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我国金融业合理有序发展。

中韩法官教育培训制度比较研究

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在深刻影响着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教育培训工作,本文立足于司法信息化建设的背景,详细考察了韩国法官教育培训的基本定位、法官网络培训、法官培训体系和方法等方面内容,并从中韩比较的视角提出了加强我国法官教育培训工作、完善法官网络培训体系、完善法官培训课程的体系化和标准化建设、以案例为载体提升法官教育水平等观点。

《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终身监禁研究

终身监禁制度展现了《刑法修正案(九)》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承担着继续完善刑罚结构的改革重任、兼顾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双重功能、彰显了报应与预防的刑罚功能,并具有控制死刑适用的试验田价值。对其定位也应是双重的,从死刑立即执行的角度看,其属于部分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性措施;从其与死刑缓期执行的角度看,其属于死刑与普通死缓之间的中间刑罚。对于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应同时把握其对象条件、时间效力和裁判思维等方面,提炼出死刑、终身监禁与死缓之间的递进式适用规则。对于重大立功表现能否改变终身监禁走向,本文认为因死缓执行期间还是无期徒刑期间而有所差异。

域外非犯罪化的立法途径及启示

对非犯罪化的立法途径进行域外考察,可以借鉴域外立法的先进之处,弥补我国立法的不足。域外非犯罪化立法途径主要有无法益侵害性犯罪的废除、轻微法益侵害犯罪的行政化处理、责任阻却事由的特殊规定、处罚阻却事由的设置等四种。在此基础上分析域外立法的可借鉴之处,从而启示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

运输毒品罪司法适用争议问题探讨

运输毒品罪的司法适用一直存在较大分歧。本文选择了与运输毒品罪定罪量刑有关的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包括本罪与相关罪名的界定、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认定、主从犯责任划分、立功的认定及对从宽的把握等。从界定运输的内涵出发,探讨了本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贩卖运输毒品罪的区分主要在于主观目的的不同,是毒品犯罪的堵截性罪名;其既未遂的认定应以毒品进入运输状态为标准;在未归案者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在案犯的责任应当根据在案证据能否证明其地位来划分主从犯责任;对于协助抓获同案犯的问题应从宽认定为立功,其对量刑的影响应考虑罪行本身的轻重等。

特殊减轻制度的司法适用及规范改进

特殊减轻制度是理性刑罚观念的体现,是实现量刑个别化的重要保障。为规范特殊减轻权的行使,我国现行刑事法规定了严格的核准程序。经实证调研发现,这一制度的实施情况不容乐观,其功能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中立法的缺陷是一重要的原因。在规范分析该制度的基上,建议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完善:合理界定案件的特殊情况、修正法定刑的概念以确定减轻刑的基准、重新配置复核权和加强相关诉讼制度的建设。

论我国的供述排除规则及其程序配置

供述排除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下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立法中的主要内容。当下的供述排除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未来的供述排除规则建构需要寻求科学的理论支撑,并着眼于建构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中重大损失的司法认定

重大损失是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定罪门槛之一,但目前尚无司法解释予以专门明晰。立案追诉标准中的“重大损失”与定罪标准中的“重大损失”不具有同一性。司法实践中,重大损失的范围认定存在概括化、多样化现状。实务中,对重大损失的认定应坚持权利人直接经济损失立场,排除仅有无形资产损失情形,将间接经济损失作为量刑因素或在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时予以适当考量。

“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规范评价——以李明故意伤害案为视角

防卫限度是正当防卫条款适用中争议焦点所在。防卫限度的认定应当以假定制止不法侵害必需的防卫行为与实际采取的防卫行为相对比,判断是否超过必要限度,而非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对比。判断必要限度时要将不法侵害作为一个整体,充分了解前因后果,站在当时具体情境,考虑到时间、地点、防卫人自身状况、能力、紧迫程度以及不法侵害一方的人数、手段、工具、强度、侵害时间长短等因素,以防卫人主观认识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