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界分内外与清朝天下秩序的退而未消

与17世纪西欧国家划界同步,清朝自顺治五年开始陆续在漠南、漠北之间划定旗界,使内外蒙旗以瀚海为间隔,但就隔离思维、标界方法和管理模式而言,这仍是王朝传统的“边”,而非近代产物的界。对应康、雍、乾地图,外无国界,内无内外蒙古界,并未走出天下秩序所笼罩的疆域模式。清中晚期,随着官方将蒙古分为内外,学者绘制的地图出现国界和内外蒙古界,进而在宣统元年首现版图“秋海棠叶”形象比喻,促使朝廷重视地图所表达的主权边界。但因蒙古方位存在文化偏差,加之内外蒙古界未经测绘,清末民初地图均错置此界,无法准确表示内、外蒙古范围。界线不明确也迫使清末朝廷仍以传统天下模式划分藩部疆界,缺乏对边界的直接掌控,成为俄国渗透外蒙古的内因。以边界为衡量,清朝从传统天下秩序转向近代主权观念并非始于《尼布楚条约》,而是从清晚期开始,至清末也未完成,体现了清朝疆域模式的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