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化疗患者健康素养、健康教育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肿瘤化疗患者健康素养和健康教育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1年5月至6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住院化疗的53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慢性病患者健康素养量表和化疗患者健康教育需求量表,调查其健康素养和健康教育需求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化疗患者健康素养得分较高,健康教育需求得分较低。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最高学历、疾病部位、合并其他慢性病、家庭主要照顾者、吸烟、饮酒、经济来源、医疗付费情况、疾病负担的化疗患者健康素养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年龄、最高学历、疾病部位、合并其他慢性病和化疗次数的化疗患者健康教育需求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信息获取能力与自尊健康教育需求,以及交流互动能力与认知、生理、安全教育需求外,健康素养及其内部维度与健康教育需求及其内部维度呈负相关(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年龄(X_(1))、最高学历(X_(2))、疾病负担(X_(3))、经济来源为家庭支持(X_(4))是化疗患者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P<0.05);合并其他慢性病≥3种(X_(1))、医疗付费情况为外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X_(2))、化疗次数为3次(X_(3))是化疗患者健康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P<0.05)。回归方程如下:Y_(1)=85.922-2.817 X_(1)+7.239 X_(2)-3.268 X_(3)-3.260 X_(4);Y_(2)=35.631+11.520 X_(1)-5.544 X_(2)-4.424 X_(3)。结论化疗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教育需求,年龄、最高学历、疾病负担和经济来源为家庭支持是化疗患者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合并其他慢性病≥3种、医疗付费情况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化疗次数为3次是化疗患者健康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应建立有针对性的、跨学科、全方位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其健康素养和对治疗的依从性,从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质谱技术在肿瘤分子诊断中的应用进展

随着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肿瘤治疗进入了“精准医学时代”。通过检测相应的标志物,使肿瘤的诊治更具有针对性和特异性,进而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因此,寻找和检测与肿瘤相关的分子标志物至关重要。近年来,质谱技术发展迅速,不仅能定性和定量地分析小分子物质,还能用于检测各种生物分子,如蛋白质、代谢物及核酸等,使得质谱技术迅速成为医药卫生、生物化学、环境监测和石油化工等领域的有力分析工具。因此,本文针对近年来质谱技术在肿瘤分子诊断中的应用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流式细胞术临床检验图文报告书写专家共识

流式细胞术(FCM)是一种综合运用了光学、机械学、流体力学、免疫学等学科的实验技术,广泛用于临床检验。FCM临床检验报告以文字描述和必要的图片呈现检验结果,并给出解释性注释,提出实验诊断及进一步检验建议。然而,FCM检验结果的描述和报告书写规范尚未统一,致使不同医疗机构的FCM检验报告的可读性和严谨性参差不齐。为此,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医学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对FCM临床检验图文报告中的必要信息和书写格式进行规范,以加强实验室和临床对FCM检验结果的正确解读。

多种教学方式在检验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检验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培养检验医师的重要途径。如何提高培训效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将教导式教学方式、互动式教学方式和针对性教学方式3种教学方式应用到检验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并建立了多元化的评估与持续改进规定,对每种教学方式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探究。经过多年累积应用效果较好,使得住院医师的岗位胜任力得到"进阶式"的提高。

利用临床血常规标本富集血细胞在血液分析仪线性验证中的应用评价

目的利用临床血常规标本分离、富集血细胞,制备高浓度血细胞样品,用于血液分析仪线性范围的验证评价。方法从多份临床新鲜血常规抗凝全血标本中分离、富集血细胞,制备高浓度血细胞样品,按照国家卫生行业标准WS/T 406-2012及WS/T 408-2012文件的要求,对Sysmex XN-350血液分析仪的线性范围进行验证。结果混合多份临床血常规标本,通过分离富集血细胞可获得高浓度血细胞样品;对Sysmex XN-350血液分析仪线性验证数据进行多项回归分析显示,Hb与PLT为一阶线性,而RBC、HCT和WBC为临床可接受的二阶线性。RBC、Hb、HCT、WBC和PLT线性验证数据的不精密度计算值分别为0.73%、0.58%、0.84%、1.11%和1.39%,均小于判定界值9.76%,数据的精密度较好,可满足线性评价的要求;实际验证的线性范围分别为(0~8.35)×1012/L、0~260 g/L、0%~76.2%、(0~291.38)×109/L和(0~2 404)×109/L,可基本满足临床需求。结论混合多份临床血常规标本通过分离、富集可获得高浓度血细胞样品,可用于血液分析仪线性范围的验证。

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预测标志物及耐药机制的研究进展

恶性肿瘤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一大类疾病,针对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抗体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问世掀开了肿瘤治疗的新篇章。尽管ICI明显地改善了部分患者的总生存期,但临床结果显示在绝大多数未经挑选的实体瘤中,接受ICI单药治疗的患者客观有效率仅10%~30%,大部分患者不能从中获益,即原发性耐药;即使治疗有效的患者在治疗一段时间后也会出现疾病进展,即继发性耐药。

m6A RNA甲基化在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RNA甲基化是表观遗传转录组学的重要研究领域。N6-甲基腺嘌呤(N6-methyladenosine,m6A)是mRNA上最丰富的内部修饰,受到甲基转移酶、去甲基化酶动态可逆的调控,并且通过与m6A读取蛋白的结合影响mRNA的加工和代谢过程,调控基因表达。m6A RNA甲基化修饰的异常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但不同肿瘤中的m6A介导的分子机制和作用尚未完全阐明。随着高通量测序与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已有多种方法可对m6A甲基化位点进行检测分析。以m6A修饰蛋白作为临床诊治靶标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特异性调节剂的开发有望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的选择。

血清肿瘤分子标志物:从挖掘到临床应用

近年来,分子诊断技术日新月异,伴随而来的分子标志物在肿瘤的预防、诊断、治疗、预后评估、复发监测等中应用研究也越来越多,但各种实验室技术和分子标志物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如何选择适宜的实验技术和恰当的血清肿瘤分子标志物是临床实践中的关注热点。

人乳头状瘤病毒核酸检测用于宫颈癌筛查中国专家共识(2022)

我国正处于加速消除宫颈癌的关键时期,使用高质量筛查方法提高筛查覆盖率是消除宫颈癌的主要手段之一。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核酸检测是WHO推荐用于宫颈癌初筛的首选方法,但我国尚无将其用于宫颈癌筛查实践的指导性文件。因此,中华预防医学会肿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阴道镜与宫颈病变专业委员会、中国优生科学协会阴道镜和子宫颈病理学分会、北京医师协会医学检验专科医师(技师)分会与中华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邀请国内50余名公共卫生、妇产科、检验医学、病理学等多学科专家结合国内外指南、医学循证证据及我国实际情况形成专家共识,推荐将HPV核酸检测作为我国宫颈癌筛查的主要方法,并针对其应用于宫颈癌筛查实践前评估和准备、具体用途和适用人群、实验室操作流程以及实施后监测和评估等方面提出了科学建议,以推动我国HPV核酸检测全面、深入、规范、有序地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我国宫颈癌消除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多元化教学与过程性考核相结合在临床生化检验教学中的实践

临床生化检验是医学检验的重要亚专业之一,也是各级各类考试的重点与难点。但临床生化检验的带教也最容易走人“只教仪器操作,其他靠学员自学”的误区,甚至出现教师不知该教什么,学员不知该学什么的迷茫情绪。在此,阐述检验科临床生化室的带教经验,制订的版块式培训方案,采用的导师负责制与日常带教相结合模式,灵活运用操作演示、专题小讲座、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手段,辅以面试、笔试、演讲汇报等过程性考核形式,显著提高了临床生化检验的教学质量。

补体介导的肿瘤免疫逃逸及其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中的应用

补体系统是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许多证据表明,补体对机体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清除病原微生物等危险因素,补体还可以通过不同的作用途径影响肿瘤免疫逃逸机制进而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鉴于补体在肿瘤中发挥着复杂且重要的作用,本文分别从补体固有成分、补体活化产物以及补体调节蛋白3个方面阐述补体系统参与肿瘤免疫逃逸的相关机制,并针对这些机制为补体在免疫检査点抑制剂治疗中的应用进行展望,旨在为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方向。

血小板促进肿瘤转移的机制以及肿瘤中血小板的检测方法

转移是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肿瘤细胞可以侵袭淋巴结,也可以播撒入外周血液循环,而后者是转移发生的主要解剖学通路[1]。外周血液循环中大量存在的血小板,其可在肿瘤侵袭、血行播撒以及远端器官定植等转移的多个过程中发挥作用[2,3]。

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介导代谢重编程的研究进展

非小细胞肺癌依靠代谢重编程以满足自身生长和增殖所需。不同的驱动基因变异及肿瘤恶性程度均可导致非小细胞肺癌的代谢异质性,为药物研发带来挑战。因此,阐述驱动基因变异导致代谢重编程的异同,将为药物研发及联合治疗方案制定带来一定的启发,从而改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及其阳性免疫细胞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表达变化

目的探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G-CSFR）在结肠炎相关结直肠癌（CAC）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阳性表达的免疫细胞亚群。方法联合应用氧化偶氮甲烷（AOM）和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C57BL/6小鼠，建立CAC动物模型，模拟结直肠癌疾病发展中的3个阶段，即炎症恢复期（AD1）、轻度不典型增生期（AD2）和原位癌形成期（AD3）。于AD1、AD2和AD3结束后，分别取结直肠组织制备单细胞悬液，应用流式细胞仪和荧光定量PCR法检测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G-CSFR）的表达，并分析G-CSFR在T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细胞中的表达情况。结果小鼠结直肠炎-癌转化模型成功建立，可以有效模拟结直肠炎-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AD1组、AD2组和AD3组小鼠结直肠组织中G-CSF mRNA的表达水平分别为对照组的1.2倍、7.3倍和18.0倍，其中AD2组与对照组、AD3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AD1组、AD2组和AD3组小鼠结直肠组织中G-CSFR mRNA的表达水平分别为对照组的1.5倍、2.2倍和4.5倍，其中AD3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对照组、AD1组、AD2组和AD3组小鼠结直肠组织中CD45＋G-CSFR＋细胞的比例分别为（21.84±1.77）%、（41.48±4.15）%、（44.84±8.54）%和（57.76±1.95）%，AD2组和AD3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对照组、AD1组、AD2组和AD3组小鼠结直肠组织中CD45＋G-CSFR＋巨噬细胞的比例分别为（21.54±5.88）%、（47.14±5.25）%、（42.49±7.80）%和（29.25±8.24）%；CD45＋G-CSFR＋T细胞的比例分别为（30.04±6.87）%、（29.65±8.08）%、（33.75±7.37）%和（33.32±9.85）%；CD45＋G-CSFR＋中性粒细胞的比例分别为（2.39±2.10）%、（4.05±1.56）%、（3.62±2.67）%和（2.26±0.85）%。各组小鼠结直肠组织中巨噬细胞亚群和T细胞亚群占CD45＋G-CSFR＋细胞群的比例均明显高于粒细胞亚群所占的比例（均P〈0.05）。对照组与AD1组、对照组与AD2组、AD1组与AD3组、AD2组与AD3组小鼠结直肠组织中G-CSFR＋巨噬细胞含量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CAC发生发展过程中，G-CSFR的表达明显上调，其阳性表达的巨噬细胞随疾病进展而富集于结肠组织，提示其参与CAC的发生发展。

高危型HPV亚型在不同病理类型子宫颈癌中的感染状况及归因分析

目的探讨不同病理类型的子宫颈癌中高危型HPV亚型的感染状况,并对不同病理类型子宫颈癌的致癌HPV亚型进行归因分析。方法2009年2月—2016年10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治疗的子宫颈癌患者共1 541例,其中位年龄为49岁(20~82岁);来自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和其他地区(包括西北、西南和华南)的患者分别为961、244、175、87和74例;病理类型:鳞癌1 337例、腺癌87例、腺鳞癌23例、黏液性癌20例、透明细胞癌19例、内膜样癌12例、神经内分泌癌25例、浆液性癌9例、绒毛状腺癌5例、微偏腺癌4例。(1)分析不同地区、诊断年龄、病理类型的子宫颈癌患者的高危型HPV感染率;(2)采用比例归因方法计算13种高危型HPV亚型在不同病理类型子宫颈癌中的归因比例,以及九价HPV疫苗预防的高危型HPV亚型在子宫颈鳞癌和腺癌中的归因比例。结果(1)1 541例子宫颈癌患者高危型HPV的总感染率为86.6%(1 335/1 541)。1 337例子宫颈鳞癌患者中,≥60岁患者的高危型HPV的单一感染率(68.3%,110/161)明显低于45~49岁和≤44岁者[分别为77.4%(578/747)、80.4%(345/429),P=0.008],但其高危型HPV的混合感染率(23.0%,37/161)明显高于45~59岁和≤44岁者[分别为11.4%(85/747)、11.7%(50/429),P<0.01];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和其他地区子宫颈癌患者的高危型HPV感染率分别为86.8%(834/961)、87.7%(214/244)、83.4%(146/175)、83.9%(73/87)和91.9%(68/74);子宫颈鳞癌(86.8%,1 337/1 541)和腺癌(5.6%,87/1 541)是子宫颈癌常见的病理类型,子宫颈鳞癌、腺癌、腺鳞癌、黏液性癌、神经内分泌癌、绒毛状腺癌的高危型HPV感染率较高,分别为90.1%(1 205/1 337)、74.7%(65/87)、87.0%(20/23)、65.0%(13/20)、72.0%(18/25)和5/5,但子宫颈浆液性癌、内膜样癌、透明细胞癌和微偏腺癌的高危型HPV感染率较低,分别为4/9、3/12、2/19、0/4。(2)采用比例归因方法计算结果显示,HPV 16型(69.5%)、18型(5.6%)、58型(2.2%)、31型(1.9%)、52型(1.4%)和33型(1.3%)是子宫颈鳞癌常见的6种致癌高危型HPV亚型;HPV 18型(44.1%)、16型(20.5%)、52型(2.3%)、58型(1.2%)和51型(1.2%)是子宫颈腺癌的主要致癌高危型HPV亚型;子宫颈腺鳞癌、神经内分泌癌和黏液性癌的主要致癌高危型HPV亚型为HPV 18和16型。九价HPV疫苗预防的高危型HPV 16、18、31、33、45、52和58型在子宫颈鳞癌和腺癌中的归因比例分别为82.6%和68.1%,其中HPV 45型在鳞癌和腺癌中的归因比例仅为0.8%和0。结论子宫颈癌的主要病理类型为鳞癌和腺癌,子宫颈鳞癌、腺癌、腺鳞癌、黏液性癌、神经内分泌癌、绒毛状腺癌的发病与高危型HPV感染密切相关,其中鳞癌主要与HPV 16型感染相关、腺癌主要与HPV 18型感染相关。

非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术后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及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

目的探讨非转移性结直肠癌(non-mCRC)手术治疗后的预后影响因素, 并构建预后预测模型。方法纳入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结直肠癌患者846例, 其中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组314例, non-mCRC组532例。回顾性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血液常规和结直肠癌常见肿瘤标志物检查结果。通过随访获得non-mCRC组患者的无病生存时间(DFS)数据。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回归分析明确non-mCRC术后DFS的独立影响因素, 将这些独立影响因素纳入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C指数、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及校准曲线评价该模型的性能。结果 mCRC组的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9-9(CA19-9)和糖类抗原242(CA242)均高于non-mCRC组, 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低于non-mCRC组(均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 上述6项指标诊断结直肠癌转移的曲下面积(AUC)从高到低依次为CEA(AUC=0.775)、CA19-9(AUC=0.716)、CA242(AUC=0.712)、NLR(AUC=0.607)、LMR(AUC=0.591)和PLR(AUC=0.556)。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 年龄、神经侵犯、pN分期和CA242是non-mCRC患者术后DFS的独立影响因素(均P<0.05), 据此构建预测non-mCRC患者术后3年DFS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内部验证结果显示, 该模型预测non-mCRC患者术后3年DFS的C指数为0.710, ROC曲线的AUC为0.733, 优于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第7版TNM分期系统(C指数为0.696, AUC为0.701), 具有较好的区分度。校准曲线显示, 该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观测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结论年龄、神经侵犯、pN分期和CA242是non-mCRC患者术后DFS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这4个指标建立的non-mCRC患者术后DFS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性能, 可为结直肠癌患者的预后评估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