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语言学人才培养:优势与挑战

语言文字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文化的基础要素和鲜明标志,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丰富的语言资源和多元的语言生态,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既为语言学研究和语言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充足养分,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数字经济时代农村语言生活和语言服务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语言文字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的主要载体,乡村语言生活是三农问题发展情况的重要截面,乡村语言服务是三农问题发展过程有力支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法》,将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五个方面,分析乡村语言生活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变化,以及乡村语言服务乡村振兴的相应对策路径。最后从城乡融合和扶持监督的角度,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乡村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和语言服务的新任务。

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四大基本语言服务能力建设

数字经济时代不仅带来了语言生活的变革,而且对语言服务的类型、数量、质量、供给方式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加强多方面的语言服务能力建设。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的发展,需要重点建设四个方面的语言服务能力:一是语言标准化服务,这是最具基础性功能的服务;二是语言资源化服务,这是最具价值的服务;三是语言多元化服务,这是数字经济常态化的服务;四是语言智能化服务,这是关系数字经济竞争力的服务。

早期南洋吧城华侨语言使用情况研究--基于华侨历史文献《公案簿》

《公案簿》是重要的南洋华侨历史文献,呈现了早期南洋华侨社会生活,反映了华侨的语言使用状况,记录了中华语言文明的海外传承情况。本文据此研究吧城华侨的语言使用情况,梳理华侨内部、华侨与荷兰人、华侨与当地民族之间的语言活动,总结早期南洋华侨语言使用的特点。通过对早期吧城华侨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公案簿》为代表的华侨文献的当代价值,包括语言资源价值、语言文化传承价值,尤其是以史鉴今、以史助今的镜鉴价值。

面向信息无障碍的精准语言服务

构建信息无障碍社会是数字时代的必然要求。语言服务是信息无障碍建设的核心内容,依托语言服务打通信息在发送、传递、接收等各个环节的各条通路是实现信息无障碍的重要举措。精准语言服务主要是为常规形式下信息沟通困难的特殊对象提供个性化、富针对性的除障语言手段,其本质是一种语言信息补偿服务,由供给主体、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对象和服务效能五要素构成。适应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应树立面向信息无障碍的精准语言服务意识,将助力构建信息无障碍社会纳入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目标体系,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精准语言服务体系,开展精准语言服务专题研究。

试论粤港澳大湾区的应急语言服务需求

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突发公共事件中应急语言服务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粤港澳大湾区人口密度大,开放程度高,是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高发区域,应急语言服务需求量大,种类多样。本文在分析大湾区突发公共事件和多语多言状况基础上,探讨大湾区应急语言服务的主要需求,包括应急语言服务产品、应急语言服务活动、应急语言服务机制和应急语言人才与应急语言学学科建设等。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多人谈

城市语言治理的经济学视角钟宁桦,吴越(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随着近年来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语言治理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城市语言治理不属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本文希望提供一些经济学的视角以飨读者。第一,经济学能够为城市语言治理提供数据支持和方法借鉴。在经济类普查数据中。

试论语言数据的经济属性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语言数据则是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型。在语言作为人力资本、制度、产业之外,语言作为数据成为语言要素参与社会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展现出显著的经济属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语言数据是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可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和数字技术资本积累;第二,语言数据是生成用于决策的信息和知识最重要的“原始材料”,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第三,语言数据是新语言职业和语言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助推器”,可促进社会分工,优化产业结构。挖掘语言数据经济红利,需要树立语言数据经济意识,推动语言数据价值化,培育和发展语言数据相关职业和产业。

毛南族的多语能力与语言和谐

通过对毛南族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发现,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毛南族总体上处于母语为本、多语并存且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语言生态。毛南族多数人使用双语或多语,普通话学习意愿较高,普通话基本得到普及,各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工明确,其语言能力与收入水平呈现明显正相关性。对于毛南族等基本实现普通话普及的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做好多语能力的提升,构建和谐语言社区,推动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具有样本意义。

影响日本华裔学生祖语水平的非教学因素

海外华裔学生祖语(中文)学习的研究与中文作为二语学习的研究相比,一个重大差异是:除了教学因素,还要重视非教学因素的影响。对日本某华校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11~15岁)学生的调查分析,和对华文教师、华校管理者以及家长的访谈,证实了在个体、家庭和社会三大方面存在着显著影响其祖语水平的8个非教学因素,分别是家庭祖语环境、性别、中国生活经历、华裔血缘、第一语言、国籍、出生地和在日世代,据此构建的预测模型可以解释其近四成的祖语水平差异。这一发现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国际中文教育:着眼于“国际”,则中国国内只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场所之一,中文作为祖语的教学应当与中文作为二语的教学一道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两大重点;着眼于“教育”,则包含语言学习、课堂教学、学习动机、个体背景、家庭环境、社会文化在内的一切因素,这些应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全领域”。

“不像X,倒像Y”的话语结构与功能配置

“不像X,倒像Y”是在特定语境中,针对某人(或某事件)做一个“是X而不像,不是Y却像”的论述,以话语背景中的“名实相异”为触发点浮现“疑此喻彼”的主观评判义。从话语结构看,其完整语义框架是“S1(常规背景)+S2(实际表现)+S3(不像X)+S4(倒像Y)”。从信息推理过程看,表现为“已有信息存储S1→现实信息获取S2→即时信息加工S3→在线信息推理S4”。言者将假性否定客观事实与主观认定相结合,建构了“前否后肯”的认识格局,实际上是“前名后实”。其核心功能是通过S2的提示和XY的语义落差对比,表达对某人(或某事件)不同于常规的新认识。

印尼华人身份认同变迁与华语传承

身份认同与语言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印尼华人身份认同因时变迁,华语传承也因此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华人保持文化认同,华语传承意识萌发,但脆弱易受影响;第二阶段,华人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华语传承快速发展;第三阶段,华人在族裔认同上认同华族,在国家认同上转变为认同印尼,华语传承积极转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海外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对华语传承影响显著。新的语言生态下,要实现海外华人祖语保持的目标,应多路径引导华人的华族认同。

CSL学习者篇章宏观信息模式的共时形态与动态嬗变——一项基于韩国留学生论证性语篇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形式化韩国留学生论证性语篇宏观信息模式的基础上,通过量化分析考察了其共时形态与动态发展。研究发现:共时静态层面,韩国留学生选用的宏观信息模式种类庞杂,变异性大,并且变异度与汉语水平之间呈现为一种负相关。动态发展层面,由"选择性模式"为主导逐步过渡到"全息性模式"为主导;在不同水平段上遵循着一致的信息配位优选等级,具有一致的信息类型缺省偏好。这些特征受到学习者的篇章意识与能力、语言自动化加工水平、信息传输策略、认知资源分配、母语写作模式等因素的影响。

"货不对板"探源

流行语"货不对板"源自粤方言,"板"的本字是"办",义为样品,"对板"即与样品相符合.粤语中"办"用作动词义"置办,采买",为阳去调,引申为名词义"样品"读高升变调,后借用音同的阴上调字"板"或"版"表示."办"发展出"样品"义与早期买办的商业行为有关.

中小学中华经典诵写讲实施的有效路径:基于广州的观察

中小学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主阵地,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广州地区中小学341个中华经典诵写讲实践案例的观察,可以归纳出三个特色经验:明确学段意识,建构序列化体系;加强综合设计,注重常态化浸润;挖掘地域特色,拓展诵写讲内涵。中华经典诵写讲的“广州经验”,具有普遍性意义。

汉语二语句法复杂度测量研究的焦点与进展

汉语二语句法复杂度测量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测量单位构拟、测量指标设立、指标有效度验证三个方面。其进展表现在提出了四种基本测量单位、四十余种测量指标并进行了一系列验证实验。目前的研究存在比附印欧语句法特征设立测量单位与指标、同一单位的提取标准不尽一致、部分指标的有效性未经检验、验证实验的科学性不足、结论信度有待提高等问题。未来,学界应在建构适合汉语句法类型特征的测量指标体系、优化并创新验证范式、扩展指标检测范围、提升验证质量、科学筛选高效度指标等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主权国家在国际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为选择

本文基于公共产品理论,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分析了主权国家在国际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为选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种包含理念、制度、知识等多种类型,涵盖国家、区域、全球等多个层级的应急类公共产品。在国际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权国家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界定"主权维护"和"主权让渡",做好国家公共产品供给,积极主动、量力而为地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找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均衡点。

语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样态和发展路径(笔谈)

2023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即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因地制宜”成为各部门各领域各类主体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法论。语言生活领域也必然存在新质生产力,也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那么,何为语言生活领域中的新质生产力?其表现为什么样态?有哪些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这些都是值得语言学研究者思考、探究的重要问题。为此,本刊以“语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样态和发展路径”为论题发表系列笔谈文章,尝试作出回答。

汉语方言处置标记到受益者标记的演变

汉语方言中有一类由处置标记转来的受益者标记,主要分布于赣语、湘语、江淮官话。文章以宿松话为主要材料,说明处置标记所以能向受益者标记转变,根本原因是这些方言的处置动词带受事宾语几乎不受限制。受益者标记"把"就是在处置结构"N1+把+N2+V+N3"中逐渐演化出来的。"把"在有的方言中虽然可以用作给予动词,但受益者标记"把"在来源上跟给予动词"把"没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