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顶层擘画——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就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所作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长远所需”和“当务之急”,凸显了新形势下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涉外法治建设成就巨大、来之不易,但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亟待弥补。我国海外利益全方位多层次高速度拓展,外部法律风险与挑战前所未有,干涉与反干涉、制裁与反制裁外交斗争激烈,客观上要求强化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以法斗法”“以法制法”,丰富外交斗争法律“工具箱”,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必须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不断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

准确把握“涉外法治”概念内涵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涉外法治"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的一项重要创新发展,凸显了涉外法治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法治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准确理解"涉外法治"概念要推本溯源,厘清"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的相互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涉外法治"的时代逻辑。从"社会主义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的认识飞跃是其理论基础。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国家法治与国际法治,虽属两个不同的治理范畴和法治体系,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作为国家法治中的涉外一翼,涉外法治在国家法治和国际法治这两个独立的法律体系之间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布局,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权之维——以国家治理的价值效能及其评价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终极价值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应有之义。人权的实现、发展和保障状况,是衡量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质量、水平的重要尺度。由作为权利主体的人民来评价本国人权状况,其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基础来源于“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的政治特质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要求。国家治理效能是决定人权保障水平的核心因素之一。评价人权状况至少应从全面性维度、公正性维度、科学性维度、可比性维度等方面展开。人的价值性和目的性、国家治理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决定了评价人权状况和水平的依据是人民的满意度。这一命题在理论价值和实践意蕴上,对于解决国际人权话语秩序的公平性、正义性与合理性问题,对于全球人权规范治理,促进全球人权治理的包容性发展具有积极的“公理”性意义。

全球治理区域转向背景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成就、问题与未来发展

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日益凸显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建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蓝色经济和产业合作、海上能源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数据信息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建设以及区域海洋治理探索等方面。然而,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合作机制碎片化且作用有限、法律基础以软法为主和约束力不强、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和国内立法体系庞杂、内部争端的存在和外部势力的影响等。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未来发展,首先应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次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最后在具体路径方面应利用协调现有的合作机制、推动软法向硬法过渡、拓展“蓝色”合作领域以及建设危机预警与管控机制等。

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启航的“一带一路”,开拓进取、砥砺前行,走过初创十年,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是新时代十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就,无论在物理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开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稳步推进,日趋完善。面向未来,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法治保障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前,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严峻且复杂的国际形势,国际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必须坚持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继续稳步加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建设。

中国对外关系立法的里程碑——论中国首部《对外关系法》应运而生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系统集成和守正创新

制定《对外关系法》是对外关系领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提高对外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成果,也是立法领域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完善涉外法律体系,增强涉外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时效性的重大进展。该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既从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形成对外关系法律体系“一体两翼”的基本格局,也从微观层面构筑起“四梁八柱”的法律支撑;既充分体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以贯之,又充满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的与时俱进,守正固本、创新发展的意涵浓郁,堪称中国对外关系立法的系统集成之作和守正创新之作,在涉外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WTO临时上诉仲裁机制:性质、困境和前景

在上诉机构停摆的困局下,部分WTO成员达成《依据DSU第25条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创设了临时上诉仲裁机制。MPIA不是国际条约,而是符合DSU第25条的上诉机构程序的替代。它依循上诉机构程序,又尝试针对上诉机构改革中的若干焦点问题,特别是超时和审查范围问题,作出制度设计尝试。尽管作为新生事物,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在参加成员、程序启动、经费和秘书支持等方面面临困难,但鉴于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功能的重要性和制度的创新性,临时上诉仲裁实际运作后会吸引更多成员的加入和适用,运作中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前景依然光明。MPIA的成就取决于其实际运作情况与是否能在解决具体争端的同时提供一致性和确定性的规则解释。

美国对外制裁历史凸显出的霸权主义本质

对外制裁已成为美国维护霸权地位、谋取霸权利益的主要政策工具。实力地位让美国实施对外制裁肆无忌惮,法律是美国滥用对外制裁的遮羞布,自由、民主、人权是美国实施对外制裁的常用借口,拉拢、胁迫他国作为帮凶是美国实施对外制裁的惯用伎俩。美国滥用对外制裁的不光彩历史和近期的变本加厉,应引起国际社会充分警惕,我国要利用多边渠道凝聚反对美国对外制裁的国际共识,积极运用国际法武器加强法律斗争,继续完善国内反制裁立法。

美国域外司法管辖的逻辑批判

域外管辖的体系构建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域外司法管辖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美国域外司法管辖变迁沿循“弱势者—强权者—衰退者”的历史逻辑,深刻映射出国家实力和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维护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是美国法院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动力逻辑,因此其司法决策具有鲜明的国家利益导向。理论上,法院行使域外管辖权应当遵循一定的权力限制逻辑,但由于美国对国际法遵从度下降、反域外适用推定的不确定性、正当程序适用受限,其域外司法管辖缺乏可预期性。研究美国域外司法管辖的逻辑实践与教训,我国可从管辖理念调适、管辖标准调整以及合理性调控三个维度完善域外司法管辖体系,在增强域外司法管辖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上,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封面聚焦之六 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

和平是国际社会的永恒主题,网络是人类发展的全新空间。70年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时而出、应运而生,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遵循。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向亚洲、走向世界,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彰显的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精神经久愈韧、历久弥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封面聚焦之一 持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内核 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70年前,由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时而出、应运而生,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应怎样更好继承弘扬这些原则?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2024年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中国涉外法治建设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纪念香港回归祖国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5周年

“一国两制”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颁布实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伟大创举。法治是香港的根本,中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香港社会繁荣稳定的基石。香港的涉外法治既是香港总体法治的重要一翼,也是中国涉外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为“一国两制三法系”条件下探索不同法系和跨境法律规则的衔接提供了宝贵经验。香港发达的律师业和法律服务业促进了中国内地律师业和法律服务业的国际化,促进了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交融发展。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为中国营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香港与内地一道促进了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发展。香港在中国涉外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

新时代十年中国特色大国法律外交的鸿篇巨制

党的十八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外交进入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十年,中国特色大国法律外交波澜壮阔,风生水起,鸿篇巨制徐徐展开,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入宪;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向海兴国“蓝色外交”扎实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外交”引领发展新潮流;境外追逃追赃“红色外交”驰而不息;全方位外交布局日臻完善;中国特色大国法律外交理论建树卓著。中国特色大国法律外交为国际法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国际法的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迈向新征程,中国法律外交将一秉初衷,继续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有力的外交法律支撑。

中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0年:历程、影响与未来展望

中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0年的互动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约》不但促进了中国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推动了中国涉海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且使中国与海上相邻或相向国家间的海域划界争端更加复杂、中国海洋权益的拓展受到更多限制。中国与《公约》40年的主要教训有:中国不应成为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被动接受者,中国的立场不能以意识形态为取舍标准,中国的主张不能只局限于短期利益的考量等。此外,中国国家身份的转型决定了中国与《公约》的未来关系将更加密切,中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也需要对一些与《公约》有关的国内海洋法律政策做出调整。

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纪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开放签署30周年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之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了基本框架,在国际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中国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如下六大命题: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容置疑且不可逆转的事实,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气候变化关涉人类的生存发展,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人类必须担负起责任,有所作为;气候变化无国界,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应遵循公约确立的基本原则;应对气候变化,关键在于行动。中国式现代化是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中国将为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