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律共同体建设

国际法律共同体是存在于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中的一种共同规则体系,它能够同时扩大各国利益交汇点,形成利益共同体,落实国际行为体的共同责任,促进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只有加强国际法律共同体建设,才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发挥国际法律共同体的作用。在今后的对外交往中,我国应该明确倡导国际法律共同体建设,并在实践中通过单边、双边、区域、全球和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参与等多种途径全方位加强国际法律共同体的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阶段: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建设

全面依法治国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需要我国重视国际法,把国际法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推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互动。这是我国法学理论、法治思维和全球治理理念的逻辑结果,也是中国与世界的最优选择。要开创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新阶段,需要尽快促成国际条约入宪。可以在我国宪法序言中,将外交政策表述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国际法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单列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诚意遵守业已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善意履行业已承诺的国际义务。宪法、国际条约、法律和行政法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渊源。"

论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构建

在当代国际社会,国际商事法院的建设日渐受到重视。新兴的国际商事法院呈现出组织架构专业化、机制灵活化、审判和管理信息化以及声誉国际化的特点。在中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筹建国际商事法庭,为当事人提供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不仅需要有创新的制度设计,更要秉持先进的司法理念作为指引。从微观角度,中国建设国际商事法庭在法官的选任、审判语言、律师代理、协议管辖、集中管辖以及证据规则等方面存在不少困境和障碍。因此,需要在组织结构、律师代理、法官组成、管辖权、诉讼程序、判决承认与执行等相关制度领域,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突破和创新,进而构建国际化、专业化、灵活化和信息化的国际商事法庭制度。从宏观而言,建设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司法竞争,需要凸显司法服务的理念,需要合理拓展创新相关法律制度,也需要树立国际声誉和话语权。

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共建“一带一路”的抓手

有效共建"一带一路"亟须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为此目的,中国法院需要树立大国司法理念,主动淡化司法主权观念,强化平等保护、合作共赢、开放高效的司法理念;完善公平司法制度,重点是充分保障外国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适当缩小专属管辖的范围、妥善解决平行诉讼问题;创新和谐司法方法,关键在积极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主动确认存在互惠关系、依法准确全面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弘扬包容司法文化,包括支持发展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尽量查明并正确适用外国法律。

“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创新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的视角

在法治化的进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贸易、投资、知识产权、金融、税务等难免会产生争端,如何妥善处理这些争端是事关"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法治化的关键。倘若"一带一路"选择既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则可以以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和ICSID投资仲裁机制为基础,辅以双边协定,灵活运用外交手段解决"一带一路"争端。倘若构建新的多元纠纷解决中心,则需要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基础上,以磋商、调解、仲裁和诉讼为主要争端解决方式,先行构建"一带一路"调解中心、商事仲裁中心和投资仲裁中心,逐步打造完善的"一带一路"多元纠纷解决中心。"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需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立足于原有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构建创新性争端解决机制,并结合国内司法机制,形成预防与解决相结合,双边与多边联动,国际与国内互补的符合新时代国际法治要求的争端解决机制。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系列重要论述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依法治国涵盖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并积极参与建设国际法治,是建设法治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博大精深、兼收并蓄,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指向,其实践逻辑是,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进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两期叠加,应运而生;历史逻辑是,中国特色国际法治理论与实践与时俱进的传承发展,既有高度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先进性、创新性;理论逻辑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广泛汲取东西法治文明精华,打造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在国际法治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国际法治的系列重要论述对深入推进国际法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国《体育法》中政府职责与体育权利的错位与调适

我国现行《体育法》滞后于社会发展是因为其秉持政府职责主导思维,即通过设置政府职责,运用国家权力推动体育事业发展。这导致了权力与权利的失衡,使得运动员与普通公民皆处于权利保障缺失的被动境地。因此,《体育法》的侧重点亟待实现从政府职责到体育权利的转变,以平衡政府职责与体育权利的关系,突出权利在体育法规范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在权利思维主导下,《体育法》应建构体育权利体系,突出体育行业自治权,并在此基础上调整政府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厘清政府管理竞技体育协会的职权范围,立足体育权利保障明确政府的监管性、服务性职责。

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利弊分析及我国的对策

考虑到我国当事人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关系中经济地位的改变,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同时《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为克服其固有弊端规定了一系列制度与规则,建议中国及时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促进我国法院判决的跨国执行,完善中国涉外司法与国际仲裁制度,提升中国在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加有效的法治保障。同时,在知识产权、专属管辖和实际联系要求3个方面作出限制性声明,并利用批准《海牙公约》的契机,明确和丰富中国法院对"国际性案件"的认定标准,改变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互惠的标准,明确选择法院协议有效性的准据法为被选择法院地法。

从披露义务的角度看我国内地第三方资助仲裁制度的构建

当事人借助第三方的资助进行商事仲裁活动,是商事仲裁发展的新趋势。为在我国建立起第三方资助仲裁制度以及更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在简要介绍第三方资助的相关情况后,从现有仲裁规则中的仲裁员披露义务谈起,先后分析了新近规则中出现的被资助人的披露义务和对第三方资助者的规制。同时以香港《2016年仲裁及调解法例(第三方资助)(修订)条例》和中国贸仲香港仲裁中心制定的《第三方资助仲裁指引》为基础,着重从仲裁意识、法律规定、披露义务的承担和披露程度等方面阐明了我国内地第三方资助仲裁制度的构建。

红色基因 金色底蕴 绿色体系——周鲠生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

尊敬的梁西先生、尊敬的万鄂湘副委员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这次'纪念周鲠生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的主题是'薪火相传'。我代表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全体师生就周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谈谈体会与感悟,主要有三点:一是红色基因。先生始终把个人的追求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留学日本时他加入同盟会;留学法国时他联合留英、留法中国留学生,包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不让他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与国内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二战'结束以后,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好友胡适公开论战,力主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47年'六一惨案'发生后,他亲自找程潜交涉,迫使国民党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释放了被捕师生,从优抚恤了蒙难同学亲属;1949年前夕,白崇禧曾命令武汉大学迁校,先生严词拒绝,并坚守在学校保护校产.

在纪念周鲠生先生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师长,各位来宾,同学们,朋友们: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举行座谈会,隆重纪念周鲠生先生诞辰130周年,深切缅怀他不平凡的人生历程,追思他为中国国际法学事业奉献终生的杰出贡献,学习、继承他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范。周鲠生先生是中国现代国际法学的奠基人,著名外交史家、教育家,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建者之一。青年时代,他先负笈东瀛,继又留学英、法,学成归国后毅然投身教育事业。

新时代中国国际法学者的丹心、初心和匠心——评黄惠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国际法》是我国知名国际法专家、资深外交官黄惠康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出版的一部鸿篇巨制。本书以新中国70年波澜壮阔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为素材,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在理论与实践、法律与外交的融合处,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原则、政策及宏伟实践,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精髓、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向海兴国"蓝色外交"、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外交"、追逃追赃反腐败"红色外交"、网络空间治理"数字外交"和"一国两制"涉港澳台条法外交等新理念,结合丰富的外交案例,将中国特色法律外交的精髓和精彩立体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本书站位高、立意远,理论联系实际、法律联系外交,资料翔实、引注丰富,体现了一位中国资深外交官和国际法学家的丹心、初心和匠心。

发刊词

经过多年的积淀和努力,《武大国际法评论》现以全新的面貌和国际法学界同仁见面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武大国际法评论》起步于2003年,迄今走过了14个春秋,出版了26本,成为我国少数专注国际法领域的连续出版物之一,并从2008年起被连续收录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并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海牙国际法院'和平宫图书馆'等国际法相关机构所收藏。

国际条约适用于国内无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探析

国际条约在国内直接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取决于两大条件:一是主权国家基于利益考量的自主决定;二是条约本身设定的适用范围。国家对每一具体国际条约可否适用于国内无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具有自主选择权,国家决定直接适用国际条约的范围与程度主要取决于对其(国家)自身利益的综合考量,不能一概认为国际条约不能适用于国内无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司法机关在无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中决定是否适用国际条约时,应当慎重考察国家缔结或者参加国际条约的意图和立法机关的意见。

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源起、影响和应对

随着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重视和讨论日渐增多,"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在近年来迅速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法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特别是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在2015年提出11项相关规范以来,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已成为当前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博弈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并对网络空间国际法的发展发挥着独特和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主要在西方国家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也存在着各种不平衡性和局限性。我国应当高度重视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并通过加强对国际软法的研究,使我国有关政策主张在这类规范中得到充分体现,警惕和防范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演变为事实上的"硬法",引导国际社会对这类规范达成客观合理的认识来加以应对。

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源起、影响和应对

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的提出与发展随着国际关系向网络空间的延伸,国家不仅越来越多地通过制定国内立法和政策参与网络空间治理,也日益频繁地作为网络空间的行为体,直接开展或参与包括网络攻击、网络间谍等在内的各种网络活动。究其原因,与现实世界相比。

从战略高度推进高素质涉外法律人才队伍建设

早在100多年前,清廷外臣李佳白就曾指出,“中西未交涉以前不识有公法也,中西既交涉之后不可无公法也。……因念中外交涉之事日繁一日,亦日棘一日”,在培养国际法人才方面“诚能贯而通之,引而伸之,一省数十人合十数省数百人,熟谙公法而后出于中外交涉事,或和平与议,或执理与争,庶几外交不致如今日之棘手也。”他并预言:“我国家得此数十外交之长才,转弱为强……是公法之所系者大已。”

为祖国发声

2012年秋,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我赴荷兰知名学府乌特勒支大学攻读国际法博士学位。也正是这一年,受某些势力挑动,菲律宾政府开始频频就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并随后单方面将南海争端提交至国际海洋法法庭,掀开了中菲南海仲裁案的序幕。那些年,我一边着手撰写我的博士论文,一边关注着南海仲裁案的动向。在案情进入争端解决机制程序下的每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我的心都随之起伏不定。我总在想,作为一名国际法专业的学者,我应该为祖国做些什么呢?作为全荷公派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我能否带领学联为祖国略尽绵薄之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