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研究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程同步--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访谈

张文显教授的学术研究以法理学为主导,根据法学学科建设和法制实践的需要不断拓展、延伸研究领域,涉及法理学、法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法律经济学,研究方法从抽象法学转向实践法学。要言之,张文显教授的学术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程同步的,是不断进取、不断创新、不断拓展、不断攀升的过程。对张文显教授而言,学术延伸人生意义,学者是身份的大写符号。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中国法治现代化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与法治现代化"高端智库论坛的召开,使我们共同认识到"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这一命题的重大意义及其对法治现代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把中国社会推向新时代,这也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要回应这些新课题,新时代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也要有新概念、新思维,即要推进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法理思维一体化,并以法理思维引领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

新时代中国法治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新时代的中国法治改革"暨中国法治现代化2018年智库论坛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实质性成果,充分阐明了新时代法治改革的新特征,分析和总结了新时代中国法治改革的国家经验、地方经验和领域经验,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提出了一系列法治改革的理论观点和深入推进法治改革的思路、路径和任务。对"法治改革"这一命题的深入研究,首先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法治改革的理论依据,其次要准确明晰新时代中国法治改革的对象、目标和重点任务,最后要掌握运用新时代中国法治改革的辩证法和方法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奋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第十五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发言摘编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人权文明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许多原创性贡献不仅集中体现为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且生动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主和人权的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一个重大理念,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三治融合”与重构基层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2013年,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建设肇始于浙江省桐乡市。十年来,它从一个地方创新上升为中央政策,进而被扩散到全国,这充分体现了“三治融合”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上所具有的成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治融合”能够从根本上突破已有基层治理的局限,从而型构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更进一步地,“三治融合”对于现代基层社会的重构是否具有关键意义?本期编发的笔谈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上述问题,我们期待引发学界对“三治融合”与重构基层社会的关注和争鸣。张文显教授认为,“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命题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来源,它从“盆景”变成为“风景”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当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三治融合”)是一个不宜更改的科学概念。徐勇教授认为,面向未来,进一步创新发展“三治融合”,必须走体系化的道路,包括加快构建完善组织体系、工作体系、服务体系、制度体系、支持体系和理论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邱泽奇教授认为,在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基层社会与世界的关联性增强,基层社会结构出现了尾部断链的格局,出现了零散化的个人与整体化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创新基层治理,首要的是重构基层社会,而桐乡的“三治融合”实践对此作出了积极探索。何显明教授认为,桐乡“三治融合”贯穿着三大议程:一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二是多元治理资源的优化整合;三是多元治理工具的融合赋能。

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

如何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历史、时代、人民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考题。经过百年奋斗和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科学回答了中国之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新形态,可以概括为“十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坚持以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坚持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华法系的独特性及其三维构造

中华法系是中华法治文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世界法制史上以其悠久的历史、精深的机理、深远的影响而“独树一帜”。中华法系,以中华法理为根、以中华法典为干、以中华案例为叶,蕴含着深刻的法理思想、优秀的法律制度、丰富的法治实践。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化对中华法系的历史认知,全面把握中华法系的独特性及其三维构造,推动对中华法治文明的阐释、转化和发展。

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纲领性文献——对《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的解读

《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的出台,在新中国法学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文件站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从近期和远期目标两方面擘画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新发展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坚持遵循规律、坚持“两个结合”等原则,确立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新发展原则。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推动改革完善法学院校体系、加快完善法学教育体系、创新发展法学理论研究体系,构建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新发展格局。明确规定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及协同机制,创设了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新发展体制。

法治经济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经济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内在关系。我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在于,以市场机制与法治体系深度融合为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海上丝路”首先应当是经济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上丝路”)首先是路。不管是历史上的“海上丝路”,还是今天的“海上丝路”,抑或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路”,其最直观的功能上的表现就是实现物货、人员的位移。赋予或承认现代“海上丝路”实现物货、人员位移的功能并不错。但是,如果认为现代“海上丝路”仅仅具有这样一种功能,那就不合适了。

“三治融合”从原发创新到持续创新

“三治融合”的创新实践2013年源自浙江省桐乡市,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确认了这一基层创新经验并将之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至此,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已扩展为包括城市和乡村的基层治理体系。2020年9月26-27日,第三届“推进‘三治融合’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峰会在桐乡举行,国内十余位社会治理研究知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本期刊发一组笔谈纵论“三治融合”从原发创新到持续创新,以飨读者。

构建智能社会的法律秩序

人类社会的法律秩序历经以土地为中心的农业社会法律秩序、以市场为中心的工业社会法律秩序、以网络为中心的信息社会法律秩序,而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正在转型为以算法为中心的智能社会法律秩序。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智能科技所催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革命,对现行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同时也为构建新秩序注入了强大动能。构建以科学、人本、公正、包容、共治为核心要素和鲜明标识的法理型法律秩序,是破解智能社会“治理赤字”的当务之急,也是智能社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企业合规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企业合规对于促进企业治理和社会治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都具有重要价值。企业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两个既相联系又存在诸多区别的制度。为防止现行办案体制影响企业合规,有关各方应强化系统思维、明确各自职责、建立特别程序、慎用强制性措施。企业合规宜由第三方监督评估,但应规范第三方人员产生的条件和程序,加强对其监管,规范经费来源和流转渠道。企业刑事合规要慎重把握政策,它可适用于各类企业,应贯彻宽严相济政策,既宽大处理企业,又落实从严措施;既依法处理责任人,又对民营企业主要负责人有所区别。

论司法责任制

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对其他各项司法改革均具有牵引和统领作用。司法责任制的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司法责任制与司法民主制是相辅相成的,在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过程中应重视发挥合议庭、审判庭、审判委员会以及法官专业会议等司法民主载体的积极作用,不断创新完善以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司法秩序、司法公信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关于司法和司法权、司法的价值和功能、司法规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刻论述,为司法责任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司法本质和司法规律的轨道上有序推进。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刑事诉讼法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虽未出现“控辩协商”这一词语,但规定了控辩协商程序。我国控辩协商的最大特色和优势在于,把依法办案与控辩协商、法定从宽与协商从宽有机结合起来,兼收二者之利。控辩协商的基本要求包含目标、原则、内容、成果载体、质量评价尺度等要素。法律赋予了控辩合意所形成的量刑建议对法院“有条件的拘束力”。《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2款从属于第1款第5项,系对第5项“其他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中“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这种情形的解决方式的规定,但法条的表述需要完善。法院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应当告知检察院,只有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时,法院才能依法作出判决。

司法公平正义观和人民监督司法路径的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对司法公平正义观、人民监督司法路径和司法目标的创新和发展;其中的“公平正义”是客观公平正义与人民群众主观公平正义相统一,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和人民群众都认同,司法人员公平正义观与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观相契合的公平正义。其必要性和意义在于,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必然要求,是完善人民监督司法机制的重大举措,有利于实现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和公正高效权威司法制度的建设。“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需要从八方面下功夫: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和司法为民宗旨;努力实现客观公正;完善当事人诉求表达、回应和沟通交流机制,加强思想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使案件处理与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观相契合;坚持法理情相结合;创新和改进办案方式方法,改善群众司法体验;建立人民群众感受的汇集、研判、落实、反馈机制;完善律师服务,促进司法公正。

关于刑法实施中若干重要问题的建言

人权保护是刑事法治理念的基础性要求,是当代刑法机能所蕴涵的重要内容。为秉承人权保障之宪法精神,进一步强化刑法对人权的全面而有效的保护,在未来5至10年内需要在以下5个方面给力:逐步减少和废除死刑;明确罚金刑数额;择期实行赦免;对劳动教养实行重大改革;对党委、政法委审批案件进行严格限制。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当前,我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治理力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阐述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该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25年曲折立法路 见证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诞生的艰辛

回顾新中国刑法的立法,已经走过风雨60多年,其历程之艰辛,过程之曲折,让人感慨万千:一部出台时不过192个条文的刑法典(条文数在当代世界各国刑法典中可以说是最少的)。

新中国死刑立法的变迁与展望

作为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最严厉的刑罚手段,死刑制度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持续牵绕着无数思想家的智慧,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