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农业发展的途径、潜力和间接减排效应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农业同样可以发挥减排增汇的作用。本文以上海为例,将DNDC(denitrification—decomposition)模型与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在作物投入产出上进行链接,对肥料管理、农药减量以及农机节能这3个渠道采取措施进行减排的潜力以及间接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肥料管理的减排作用最突出,是低碳农业发展的主要途径。保护性耕作会促进甲烷排放,无法从整体上实现减排作用。种植业上的低碳发展措施能够联动能源消耗上的减排,尤其表现在农机节能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种植业中间投入的削减会促使生产成本下降较快,这将扩张种植面积,导致直接排放回弹,在一些情景中表现为总排放量净增长。

基于抵消机制的碳交易与林业碳汇协同发展研究

为了实现碳交易与林业碳汇之间的协同发展,本文以上海为例,通过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对于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地区,减排目标要从强度限制向总量控制过渡,避免碳交易配额总量过于宽松,确保碳交易体系能够有效运行,进而获得经济与环境上的"双重红利"。碳交易本身无法对林业产生促进作用,而抵消机制的引入使得碳交易中的部分资金流向林业,从而补贴了造林增汇。目前来看,碳交易试点集中在大型城市,这些地区自身并不一定拥有良好的林业发展条件,所以增汇不宜局限于本地区,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减少抵消机制中的区域限制,将补偿作用外溢出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更多地开展造林增汇。碳交易与林业碳汇的协调发展,有赖于抵消比例与配额有偿分配比例的合理设置。在碳交易发展初期,有偿比例应控制在较低幅度,以免碳价格过低,从而无法对林业产生足够补贴。同时也应适度控制抵消比例,一方面提高CCER的准入门槛,避免低质量项目入市;另一方面,通过控制履约量来维持价格稳定,切实发挥生态补偿作用。

哪种减排方式更具优势,肥料替代还是能源替代?——基于上海地区DNDC-CGE模型的效益成本分析

通过构建上海地区的DNDC-CGE模型,模拟有机肥替代化肥施用的情景,并与能源替代减排做横向比较,从而对肥料替代减排的成本效益进行综合评估。研究发现,在折纯量不变的前提下,化肥替代不会影响农业产量,同时能有效减少种植业的直接排放,并在能源活动以及禽畜粪便管理两方面发挥协同减排作用,后者的减排潜力尤为可观。尽管政府采取了较高幅度的有机肥补贴,硬性推进肥料替代仍会加重农户的种植负担,造成种植面积缩减,形成较大的经济成本。但就单位减排成本而言,肥料替代远低于依靠新能源电力取代火电的减排方式,可以认为高补贴推广有机肥不仅有益于实现政府减排目标,还能大幅降低减排成本。

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问题与发展对策

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有助于丰富我国的房地产供应体系、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形成"租购并举"的可持续发展局面。目前,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存在着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长效机制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要消除这些障碍,必须加大租赁土地供给和创新房屋租赁模式,完善登记备案制度,建立市场诚信体系,注重培育专业租赁机构。

环境规制与大气科技创新——以SO_2排放量控制技术为例

从理论上来说,波特弱假说涉及双重外部性问题,即污染的负外部性和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合力才能予以彻底解决,而后者并没有得到普遍重视。本文以SO_2排放控制技术为例,采用2000-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结合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波特弱假说的作用。结果发现,当知识产权保护较弱时,环境规制对大气科技创新呈现负向影响。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超过一定阈值时,环境规制才会对大气科技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波特弱假说成立。此外,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影响大气科技创新的交叉效应主要出现在企业,而非科研院所和个人,创新主体存在明显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