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俗学田野调查方法及伦理思考—松尾恒一教授访谈录

日本民俗学一直强调要到田野中间去,在田野中间发现问题。研究民俗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综合的、立体的视角来做整体的把握,需要把社会状况、社会情境纳入到视野当中去。不能只见民俗不见人,要重视民俗与人的关系。要全面的理解一项民俗,需要立足于这个民俗背后的人与这个民俗所产生的环境和整个社会共同体之间,对它进行关注。同时,在田野调查的时候,需要与田野点的原住民进行对话,

基于中国在日资料进行民俗研究的可能性——聚焦明清访日海商相关记录

民俗学是将国家,或是国家内某地区的生产生活及其相关文化实态和特质作为主题,通过田野调查等手段获取传承资料,进而推进研究的。但是也有不少以旅行和贸易为目的造访的外国人,通过他们的观察记录,留下了他们认为奇异的风俗,成为了珍贵的民俗资料。此外,本国的民俗相关文物通过贸易等合法途径,或是由偷盗、掠夺等非法途径流向国外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而这些资料的存在往往被人们忽视。清代,中日间并未建立国交关系,但从大陆造访长崎的海商带来了生丝、砂糖、鹿皮、中药等产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赛龙舟、妈祖巡行等中华文化也传到了长崎,日本人和华侨也继承了这些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在清代唯一一个与日本进行贸易的荷兰也留下了对清代海商的贸易、生活的记录。本论首要考察的是日本人对明末至清代造访日本的中国、荷兰海商的记录,以及访日欧洲海商和天主教传教士对清代海商的生活、信仰等民俗方面的记录。在此基础上,超出以往对一国或者一地区进行研究的民俗学,而对国际关系中某地区的生活特质进行探索,探寻新的民俗学的可能性。

日本冲绳南方岛屿(八重山地区·西表岛)的种稻仪式与赛龙舟——冲绳·中国的比较民俗

日本冲绳地区的"赛龙舟"已有600多年历史,本文通过梳理文献资料,结合相关的民间传说,初步确定赛龙舟活动是由中国传入冲绳,并迅速融入琉球当地祭神活动成为其中一个环节的起源脉络。根据作者对黑岛丰年祭赛龙舟和西表岛祖纳干立节赛龙舟的实地调查,发现随着这一民俗活动的广泛传播,因日本地域、环境等诸多要素内部差异的影响,"赛龙舟"活动逐渐与传统"御嶽"信仰和弥勒世界"世果报"相结合,演化为一项具有祈求丰收与航海安全功能的祭祀海神活动。同时,笔者还将琉球文化圈内的赛龙舟与地缘关系比较接近的台湾赛龙舟民俗活动进行比较,寻找两地赛龙舟活动中的信仰、仪式和观念的差异。

日本民俗中的佛教仪礼与艺能

6世纪时,汉传佛教进入日本,其后的遣隋使和遣唐使从中国带回了佛教、音乐、舞蹈等文化。这些文化确立了古代日本国家体制,成为其宗教、信仰、文化的基础。日本出于镇护国家的需要,接受了佛教。关于死后的净土、地狱等的认识,受到唐代中国民众的影响,在日本贵族和民众中传播很广泛。在宫廷和寺院的佛教仪礼中,护国的祈祷十分常见,伴随这些活动的是音乐和舞蹈,通过这种华丽的仪礼展现国家的威严。宫廷和寺院中上演的音乐和舞蹈,大多来自于隋唐宫廷。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不少曲目源自丝绸之路沿线的南亚、西亚、中亚。日本古代宫廷、佛教文化有必要与中国联系起来,放在亚洲的视角上进行讨论。

民俗学的调查论问题

20世纪民俗学随着学院式的发展，田野调查这一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立了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集体分担调查的共同调查的手法，但是，其手法的确立有哪些背景、动向呢？其次，其手法虽然提高了调查的效率性和专门性，但是，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专门领域的圈绳定界、调查项目主义的弊病。福田先生通过对《民俗调查手册》等书籍调查手法的体系化，参与了很多调查手法的确立，那些手法在现今以及今后还有效吗？

明清中日欧民间贸易与旅日华侨妈祖信仰的历史与传承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从隋唐开始,历经各朝代延续至今。本文是围绕中日贸易史中,清代(江户时期)华商的妈祖信仰和祭祀展开的论述与研究。17世纪以来,日本在锁国政策下,仅开放长崎作为对外交流的门户,与荷兰、明·清朝进行贸易。从清代中国到访长崎的商人主要来自于浙江、南京、福建、广东等地,本文的论述正是关于这些来访长崎的清朝华商在海上航行时船内的妈祖祭祀、以及旅居长崎期间与妈祖相关的信仰和祭祀行为。当时,耶稣会在中国布教,平民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信徒,中国海商中基督教徒的数量也不少,他们可能将玛利亚像伪装成妈祖像运往日本。在禁教政策下,日本对这些中国人信徒的审查也很严格。到了近代(1870年以后),妈祖祭祀行为曾一度中断,直到战后,2000年以后才为长崎华侨复兴,春节期间的妈祖巡游作为长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在当地的旅游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在试图揭示长崎的妈祖信仰传承的同时,也对作为现代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妈祖信仰及其仪式的意义进行论述。

日本华侨公墓与后土、土地神信仰——旅日华侨社会的历史和记忆之表象

"后土"即墓地的土地神。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土地公"、"城隍神"等土地神在各地均有迹可循。在中国建造墓地时,首先要对墓地之土地神——后土进行祭拜,这是一种民俗性的行为。在日本,除了长崎之外,华侨社会于近代形成,亦开始在建造公墓之后树立后土碑。文章对现居于日本的华侨集中居住和活动地长崎、神户、京都、横滨等地的公墓,特别是被称为"后土"的墓碑进行关注,重点关注对象为神户与后土碑相邻而建的阪神淡路大地震(1995年)华侨遇难者追悼纪念碑以及横滨与关东大地震(1923年)华侨遇难者纪念碑合建的后土碑,藉此对华侨在日本形成的祭祀祖先的实际形态及特质进行相关考证:既对清明节等时节祭祀祖先的活动加以关注,同时对日本华侨社会和群体当中的后土的意义及其社会性、民俗性特质进行考察。

历史与现代:清代华商的航海与妈祖信仰——在长崎旅日华侨社会中的传承与现状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从隋唐开始,历经各朝代延续至今。本文是围绕中日贸易史中,清代(江户时期)华商的妈祖信仰和祭祀展开的论述与研究。清代的日本在锁国政策下,仅开放长崎作为对外交流的门户,与荷兰、清朝进行贸易往来。从清代中国到访长崎的商人主要来自于浙江、南京、福建、广东等地,本文的论述正是关于这些来访长崎的清朝华商在海上航行时船内的妈祖祭祀、以及旅居长崎期间与妈祖相关的信仰和祭祀行为。在长崎,区别于日本人为信众的寺院,华商建立了自己的寺院(被称为"唐寺(中式寺院)")。在到达长崎之后,他们将船上的妈祖神(或妈祖像)搬运到中式寺院进行祭祀。近代(1870年以后),这样的妈祖祭祀行为曾一度中断,直到战后,2000年以后才为长崎华侨复兴,春节期间的「妈祖行列」(兴福寺迎接妈祖的祭祀活动),作为长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运用,也对当地的旅游事业发挥着重要贡献。为此,本文也试图揭示长崎的妈祖信仰的传承,并对作为现代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的妈祖信仰及其仪式的意义进行论述。

世界遗产时代的非遗保护--影像记录及制作的方法与问题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简称"历博")每年制作一部影像作品,以记录民俗文化、制作"影像民俗志"。这项工作是本馆研究人员研究工作中的一环。另一方面,历博也曾与日本文化厅合作制作民俗文化作品,其对象是国家指定的无形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制作则委托电视台、影像制作公司进行。除此之外,也有民间电视台拍摄民俗文化相关的纪录片作品并播出。本文将探讨日本的历博、文化厅、影像制作公司、民间电视台等不同主体的影像制作手法及存在的问题,从研究的角度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记录的存在方式。另外,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一些被UNESCO指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本文也将思考在现代全球化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的存在方式。

古代钢铁制品中的浮凸组织初步研究

为研究钢铁制品中浮凸组织产生的原因,对14件取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时期的具有浮凸组织的样品利用金相组织鉴定、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化学分析和显微硬度测定等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金相组织观察发现浮凸组织与夹杂物和铁素体晶粒间界有一定的关系,并存在有不同的形貌,其显微硬度均比附近基体高;成分分析表明有浮凸组织的样品磷含量要比没有浮凸组织的样品磷含量高一个数量级。有浮凸组织样品内部磷含量的分布也不均匀。这些结果说明,浮凸组织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矿石中的磷在冶炼过程中进入铁中,而在随后的脱碳退火、炒炼和冷、热加工过程中均不能有效地脱去;同时,固溶在铁中的磷与铁形成薄膜阻止晶粒间界长大、或者在埋葬条件下长期时效引起的晶界移动而产生了浮凸组织。

大圈套与小圈套—围绕着火田展开的小型动物狩猎

对黎族的小动物狩猎特别是套夹捕鼠活动展开论述,阐明这些狩猎活动是如何融入现实生活的及其对食物供应的重要性。套夹捕鼠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火田农耕的存在。火田不仅使得农耕成为可能,也创造了野生动物能够容易生存的空间。“大圈套和小圈套”是一个运作于耕地及其周边的系统。它们起到了把野生动物狩猎融入农业社会的作用。

柳田国男与表演艺术研究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柳田国男对于作为传承资料的表演艺术,即民俗表演艺术研究,是持否定态度的。各地流传下来的歌谣、舞蹈、戏剧等表演艺术,也就是所谓的民俗表演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柳田国男一开始也曾参与其中,将表演艺术看作是民间传承的研究资料,并且对其抱有关注及期待。之后,在以本田安次为代表的研究者们的努力下,战前以及战后的民俗表演艺术研究很快就取得了深层次的发展。只是这种表演艺术研究受到戏剧学(理论)的过多影响,似乎未能达到柳田国男的期许。柳田国男在表演艺术研究领域留下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著述,例如论及祭祀表演艺术的作用及功能的《日本的节日》(1942年),着眼于民间宗教者及表演艺术家的《女性的灵力》(1927年)、《巫女考》(1913—1914年)、《毛坊主(1)考》(1913—1914年)、《俗圣(2)沿革史》(1921年)等。就上述关于柳田国男对表演艺术的研究,笔者希望通过将其与几乎是同时代且同样在民俗学界举足轻重的折口信夫取得的研究进行比较,来阐明柳田国男表演艺术研究的特质,进而选取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民间表演艺术为对象,探索以民俗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可能性。

介于野生和栽培之间的植物群

以生长在坡面园地和次生植被之间的过渡区域的可食用植物为中心展开论述。在中国海南农村地区中,一些可食用植物是被人们从别的地方移植来的,而有些则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自然生长出来的植物根据各自对人的利用价值,或得到保护、保留,或被除去。就是这样的人和植物之间的互动决定了过渡区域的植被状况。这也许可以看作是理解野生植物栽培化的重要线索。

香港坪洲岛天后宫的中元建醮考察——聚焦妈祖信仰和先祖祭祀

在香港坪洲岛的天后宫前,中元节、盂兰盆会、水陆道场等先祖祭祀的仪礼上,也祭祀着与航海和渔业相关的妈祖神。这种将妈祖神和先祖祭祀关联起来的仪礼,在福建莆田文峰宫的中元节,以及清代时进行中日贸易的港口城市长崎都能看到。清国海商笃信妈祖神,在中式寺院进行的以普度为目的的佛教仪礼"盂兰盆会"上也祭祀妈祖神。以上这些地区都在沿海,是在渔业和外贸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在考察妈祖信仰在沿海地区生产共同体的维持、延续方面的作用的同时,也有必要探讨妈祖信仰所代表的海洋民俗文化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价值。

明代后期日本长崎的国际关系和妈祖信仰——考察郑芝龙、郑成功史迹和国际友好的文化资源化

在日本,妈祖信仰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就是清代作为中日贸易窗口的长崎。而在此前的明代,长崎西北方向的平户(Hirado)在贸易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与以平户为依托进行中日贸易的郑芝龙,以及他的儿子郑成功有密切关系的妈祖像一直被作为重要史迹妥善保存至今。通过考察从郑芝龙时代起的中日民间贸易实态,并关注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及他们对妈祖的信仰、祭祀的历史和传说,让这段历史转化成了与郑成功相关的中国城市和平户缔结友好关系的契机,这也是运用文化资源培育良好国际关系的范例。

日本民俗学的至今为止和从今以后

与19世纪偏向于起源论不同,20世纪的民俗学是以变迁过程为中心的民俗学。将变迁过程定为目标的正是柳田国男。柳田排除了起源论,但是他将重点放在了过去的变迁上。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是在野的学问,柳田等研究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投身民俗学,方法论尚未确立,潜藏着种种可能性。1958年,民俗学的专业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学院派民俗学成立。这是在以大学为中心的公共研究机构中再生产的民俗学,形式上得以完善,对柳田国男的方法也进行了恰当的整理并继承下来。但是,研究者没有将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使命感融入其中。20世纪的民俗学包括前半期的柳田国男民俗学和后半期的后柳田国男民俗学两个部分。这两者之间,作为在野的学问的民俗学和学院派民俗学虽然互相对应,但是都受到柳田国男的制约。尤其是后柳田国男时代的民俗学,虽然以从柳田独立开来为目标,结果却变成强调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的无缪性,以向柳田民俗学回归为目标。21世纪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从柳田国男那里解放出来的新的民俗学,也就是超越一国民俗学的民俗学。

民俗学在国际与代际之间的相互理解--对话福田亚细男

福田亚细男先生,前日本民俗学会会长,历任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新潟大学教授、神奈川大学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教授等职,现任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名誉教授。福田先生是日本"二十世纪民俗学"的代表,批判性地继承了"柳田民俗学",所提出的"地域民俗论""村落社会论"等具有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福田先生组织的中国调查项目历时二十年,对于中日民俗学人的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爱东研究员在日访学期间,于2010年9月3日对福田亚细男先生进行专访,旨在加深两国民俗学界的相互理解,本刊特配发福田先生的新作以飨读者。今后,还将不定期刊载对海外民俗学名家的学术专访,敬请留意。

精确定年的祁连圆柏碳十四年代的加速器质谱测定

1949年，碳十四断代的创始人利比（W．F。Libby）公布了第一批碳十四年代数据，宣告碳十四测年方法取得成功，轰动了整个考古界和地质学界。碳十四测年方法对考古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史前年代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对碳十四测年方法在考古年代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由于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的采用，使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文化有了时间关系的框架，使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有了确切年代序列而进入一个新时代”。

从都城与宫殿建筑复原看日本、中国、韩国的渊源与异同

日本平城宫大极殿被认为是以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为范型而建造的。2010年,根据考古发掘信息、与大极殿同时代的现存建筑遗物以及同时代的绘画等资料,在奈良平城宫大极殿原址复原重建了大极殿。而韩国最近复原重建了景福宫的正门光化门,在中国则是复原了大明宫含元殿的高大台基,而没有复原宫殿建筑。本文分析了各国宫殿建筑的历史关联,并指出中、日、韩的建筑复原决策的异同与社会现状的关联。

从铁器的金属学研究看中国古代东北地区铁器和冶铁业的发展

本文主要依据河北易县燕下都、吉林榆树老河深和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等遗址出土铁器的金属微观组织和制作技术研究结果 ,讨论中国东北地区的铁器和冶铁业的发展问题 ,指出中国古代东北地区铁器的使用和发展是与居住其上的民族在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国中原地区的接触和交流中发展起来的 ,在这一过程中得到铁器或者铁器制造技术 ,接触并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铁器文化 ,并创造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文化 ,其铁器的制作工艺亦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质量逐步得到提高 ,并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贴钢和夹钢制品、可能为灌钢的制品和第一件具有砷偏析组织样品等 ,表明东北地区的古代钢铁技术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冶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由于目前尚未在本地区发现冶铁铸造遗址 ,所以进一步探索东北地区铁器和冶铁业的发展历程需要考古学家的支持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