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情怀是政策研究者所必需的——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

当前,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大力加强智库建设,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期,围绕决策咨询、智库建设等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郑永年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担任《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出版学术著作数十部,资政评论文章也屡见报端。让我们走近郑永年教授,听听他做决策咨询工作的心得与感受。

中国东南亚研究面临的学术挑战

本文探寻了中国东南亚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轨迹,回顾了主要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术机构之现状。通过对中国东南亚研究重要刊物的载文分析,指出其研究重心和兴趣的转变。文末,作者还点明了中国东南亚研究所面临的学术挑战。

中国模式研究应去政治化

有关中国模式的研究和讨论可谓百家争鸣。有人不仅肯定中国模式且对之大加赞扬；有人盯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批评甚至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还有人从根本上反对这一概念的提出；更有别有用心者借由这一概念散播中国威胁论。在该话题的争论焦点当中，中国模式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尤其值得深入探讨。那么中国模式研究应不应该去“政治化”，或者是否能够去“政治化”呢？郑永年等几位对中国模式有过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是如何看的呢？

新加坡和中国关于东南亚研究的两种不同观点

新加坡和中国从各自不同的观点来对东南亚进行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事实。对两种观点加以比较,将是一项有意义的对比研究,这不仅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幅员差别悬殊,还因为它们一个是在该地区之内,另一个则在地区之外,从而导致它们过去几个世纪的经历大相径庭。新加坡的人文科学状况是否有点像一个六神无主优柔寡断的受英国教育者,一旦新加坡不再成为英国殖民地就茫然不知所措?而中国的观点是否有点像一只蜷伏在地注视着学飞小麻雀的猫?

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体产生的传染效应。文章认为,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其金融部门的结构性问题,它会影响到东亚大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与金融部门的发展。当然,其影响程度取决于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基础,中国也不例外。

加强东亚共同体社会-文化支柱建设

本文提出从三个方面加强东亚共同体社会文化支柱的建设,即更为深入地理解社会文化支柱,超越功利主义的目的和考量,对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全面建设应采取更加务实的手段;更为注重相关各方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愿望,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可以成为相关各方加强合作及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良好平台;智库和学术机构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扩大智库参与范围和目标范围,共同致力于东亚共同体的建成。

民族社会工作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群发展的作用及对策研究

民族地区城市群具有民族性、经济基础偏差且发展后劲不足、当前区域发展优势不明显但战略地位重要、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战略支撑等特点。民族社会工作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群民族关系和谐、社会稳定、公共服务、城镇化及经济的发展。为促进民族地区城市群的发展,要坚持民族和谐为核心,加强民族社会工作机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充分整合各种资源,树立本土意识、发展意识、战略意识、国际意识,构建一套有效的民族社会工作实务体系。

国际金融动荡对东亚经济的影响

目前,美国正在经历一场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已经开始向全球扩散,美国经济衰退初露端倪。本文首先对比分析了此次美国经济衰退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异同点,然后对本次经济衰退的原因做了深层次的分析,最后进一步探讨了本次经济衰退对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中国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中国学的发展不可谓不快。这些年,西方各国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界,还是学术界越来越注重对中国的研究。但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指出,中国学或者理解中国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他认为,西方中国研究存在着几个大的障碍。首先是价值观问题。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而改造中国则更具有价值观含义。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二个瓶颈是方法论问题。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郑永年认为,要让西方了解中国,首要的任务是中国人自己要了解自己,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但这个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必须是能够和其它知识体系沟通的。

吴庆瑞和新加坡的中国研究：从儒学到“现代中国问题研究”

一个不寻常的电话1990年9月的一天，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University of Singapore）经济学系办公室接到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电话。对方称自己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MAS）吴庆瑞（Goh Keng Swee）副局长的私人秘书，并说：“吴博士想见你，他有事想与你讨论。”

新加坡的“现代中国研究”之路

西方中国问题研究本来主要是冷战的产物,因而从一开始就被强大的政治议程和意识形态偏见所左右。但在冷战时期,这种中国问题研究曾经是西方中国当代研究的主流。不过,在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中国问题研究也开始适应时代的发展。此后,中国问题研究又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发生变化。新加坡中国问题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西方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由于它最初是在政府强大的羽翼下应运而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考量的深刻影响。从那以后,新加坡的中国问题研究在不断变化的新加坡国内政治和新中关系的影响下,经历了一番崎岖坎坷的旅程。

便宜移动互联网与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之悖论——印度尼西亚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报告

印度尼西亚(下称"印尼")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在东南亚地区当中,印尼是社交网络普及率最高的国家。由于价格便宜,大部分印尼人选择使用手机上网,平均每天花9小时使用数码产品,智能手机上网带来的经济效益对印尼GDP提升显著的贡献。尽管互联网普及率高,由于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限制,印尼在东盟国家中的互联网普及率仍然落后。为了改善网络连接、网速和网费问题,政府信息与信息化部制定了2015-2019年的总体规划战略,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利用互联网振兴经济,改善治理。人们的消费习惯良好,对新科技产品的接受程度高,创业门槛较低,因此各类新型电子商业平台的业务能够迅速发展。虽然印尼移动和互联网的渗透率急速上升,前景被看好,但印尼直接迈向移动互联网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限制,政府需要在管控网路安全的力度及刺激互联网经济增长取得平衡。

东亚经济一体化前景

建立东北亚自贸区是经济相互依存的客观需要 相互毗邻的中日韩三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彼此间的贸易依存度近年来也随着全球产业链的整合而大大加强。

穆斯林世界的互联网大国——沙特互联网发展和治理研究报告

沙特阿拉伯作为二十国集团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在坚持维护伊斯兰传统和王权的同时，为了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油气资源的信息化生产，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在互联网应用推广方面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初步建立起的互联网治理体系。特别地，为了保护王国的主权和经济安全，沙特实行了非常严格的互联网信息审查制度。然而，过度的政府干预实际上束缚了非政府部门在网络治理中的必要作用。为了弥补本国在互联网技术和管理上的严重不足，在保证政府与本土企业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沙特政府鼓励与外国先进互联网企业进行合资与技术合作。另外，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互联网治理，沙特也亟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谈之一)

近四十年来,中国以独特的道路和方式实现了大国崛起,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乃至颠覆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伴随着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是西学范式和框架对于中国经验与现实的解释效能愈见式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渐次转向尊重自身的事实和特点,提出了从学理上发现并阐述"真实的中国"、锻造尊重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的新时代课题;另一方面,中国也亟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与其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思想、学术、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与软实力。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炼出带有中国标识的概念范畴。"讲话"发表之后,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全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无不标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新进展。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上述探索只不过意味着破题立论,一系列涉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重大话题亟待展开。有鉴于此,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的指导下,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于2018年夏初主办了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题的专题研讨会,以期推动相关探讨向纵深发展。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挑战与机遇

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包括三个主要维度:开放政党、精英竞争与公共参与。第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变得越来越开放,而这种变化正在导向一种开放的政治体系。第二,政治精英之间的有限竞争,正在这个开放的政治体系中形成。第三,在这种政治竞争的背景下,社会参与逐渐得以实现。总之,开放、竞争与参与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三个核心特征。尽管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这些特征正在形成,但在实现这些政治价值上,未来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党内民主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西部投资新机遇——2013成都全球财富论坛新加坡报告

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新加坡在国内市场有限的环境下,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中国大量投资并取得丰硕收益。中国西部大开发已十年有余,西部正成为一个对国际投资有极强吸引力的新兴板块,从而促成财富论坛在成都召开。成都是成渝经济区双核的一极,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发展基础和广阔市场。本文分析新加坡海外(中国)投资趋势及中国西部的新机遇,重点阐述中国西部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源优势以及创富成都的条件,结合成都建设中国西部经济高地、打造西部核心增长极的定位,评析中国西部与成都的投资环境,为西部和成都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有益信息。

新冠疫情、全球化与国际秩序演变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经济、社会、政治治理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综合性危机”,给西方社会造成较大恐慌。受疫情冲击,全球化呈现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趋势,可能演变为“有限的全球化”。欧美国家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并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或转移回本土。“有限的全球化”在短期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从长期看,中国可以从中获益。疫情的持续蔓延推动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欧盟和美国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将导致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下降。美西方十分担忧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疫情使原本就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逆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国际战略选择

对于中国而言,推动全球化不仅是大国责任,更是历史机遇。道理很简单：当西方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中国来提供公共产品时,中国就有机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顺势加快和平崛起。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西方极右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迅速抬头,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愈演愈烈,这些都对全球化进程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中国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严峻挑战，地缘政治压力也持续增大。为应对挑战，中国需要在追求开放式崛起的过程中，努力管控地缘政治竞争，并肩负起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国责任。

新移民:何以新?为何新?

文章分析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地区出现的华侨华人移民和“再移民”现象 ,对“新移民”的称谓、东道国接收移民的政策、“新移民”与其先辈的不同之处、“新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并再一次强调了对华侨华人同化问题应有的认识 :既融入在海外的本族群 ,也融入当地的其他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