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7年南京政府颁发“戡乱总动员令(案)”的两点辨正

1947年7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第6次国务会议通过蒋介石交议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勘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同时颁布训令施行此案,这是国民党及其政府陷入全面危机、开始走向全面崩溃的标志.因为。

1966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会议纪要述略

座谈会的由来和简况 1965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敲响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在严格保密的状况下写成的。尽管许多地方报纸纷纷转载,但北京各报刊迟迟未动。为了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

关于收复延安确切时间的辨正

一些史书对解放战争中我军收复延安的时间说法不尽一致。《周恩来传》中称“四月二十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说:“我军三纵队等部于4月21日收复被敌侵占一年另一个月的延安”。据笔者掌握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当年新华社的社论等所述,收复延安的时间应是1948年4月22日。根据是:第一,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后,有一支以延安市干部和公安人员为骨干组成的游击队一直活动在延安周围,这支游击队的政委是当时延安市副市长姚安吉,队长是康世昌。据发表在《星火燎原》第9辑上的康世昌的回忆录记载:“1948年4月22日早上,延安北关的一个老乡突然气喘吁吁来报告:‘敌人跑啦!’……我们等待这个消息已经很久了,现在猛一听到,却又觉得有些突然。……当天中午,我们便向延安进发……大步走进了延安城。”笔者1989年11月访问当年参加追歼逃离延安之敌的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参谋长李文清时,他说是一支地方部队先进入延安。这支“地方部队”可能就是姚安吉、康世昌率领的那支游击队。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