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企业国防知识产权转民问题研究

国防知识产权是指在国防科研、生产、使用、维修，或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研究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成果，以及其它能够应用于武器装备和国防建设的发明创造，主要包括：专利（国防专利）权、技术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国防知识产权产生的经济主体除了由国家直接投资产生以外，

现代国防经济学自主性案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我国国防经济学正经历着从传统政治经济学体系为依托的学科体系,向与信息化战争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研究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为特征的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呼唤教学模式的创新。文章对现代国防经济学目前几种主要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现代国防经济学自主性案例教学是一种教学效果非常好的教学模式,适合于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现代国防经济学课堂教学,值得大力推广。

论违章建筑侵害赔偿

违章建筑建造人对违章建筑不享有任何权利,只是一种占有事实;对侵害违章建筑的行为,违章建筑建造人只能提起占有之诉,而不能提起基于所有权的诉讼;对侵占违章建筑的,可以请求侵权人返还原物,毁损违章建筑的,却只能请求损害赔偿,而不能请求恢复原状。侵害了违章建筑人对违章建筑的占有而导致违章建筑人不能使用、收益的可得利益损失,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规范主义·经验主义·程序主义——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范式演变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启蒙思想家一脉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正义、善、公共幸福等规范概念居于核心地位,规范主义是当时合法性思想的基本范式。随着19世纪末以后传统规范哲学的衰落,以及现代政治科学的兴起,合法性概念的提出者韦伯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就成为合法性研究的主流范式。20世纪708、0年代以后,西方先后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和审议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这两股浪潮为合法性理论开启了一种新的范式图景——程序主义合法性。程序主义合法性模式的特点是既重视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价值规范,同时更注重价值规范形成确立的实践过程——公共审议;其实质是主张经由审慎理性的辩论协商程序以达致一种"辩论的共识"。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

在历史制度主义论域中,在旧制度因环境变迁和危机恶化而发生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时期,掌控创制主导权、决定政制走向的往往是政治博弈场域中的强势行动集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的探索之路。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确立民主共和、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匮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虚弱,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成功地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

政制创新:功能、价值与理论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在政治学史上,政制研究不仅是绵延已久的传统,而且是传统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政制研究在经历了行为主义时代被边缘化之后,随着当代新制度主义的崛起又得到回归与复兴,而重新回到中心位置。新制度主义为政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本文对新制度主义语境中政制创新的内涵、理论框架与价值意义做了尝试性探讨。

现代政治文明:价值旨归与模式趋向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更替,政治文明也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历程。如果以17世纪“光荣革命”后宪政制度在英国开始确立为发端的话,现代政治文明已经有300多年的发展历史。这个过程是现代政治文明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总的来看,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具有主权在民、依法治国、开放秩序、权利本位等主要特点;遵奉正义、宽容、人本为价值圭臬;朝着大众化、协商式、治理型的政治模式不断进化与完善。

审议民主:渊源、演进与启示

审议民主在西方有着源远流长的的理论传统。综观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长河,迄古希腊以降,许多重要思想家都把公民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公共审议与论辩协商看作是政治生活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自由主义民主弊端的反思和参与民主观念的滥觞下,西方政治学界出现了审议民主理论复兴的热潮。作为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矫正和超越,审议民主对我国的政治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

政制创新的尝试与夭折——辛亥革命失败的新制度主义反思

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制创新运动。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并尝试创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完成政治创制,政制创新进程随着共和国政权的旁落而夭折。从当代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反思,以同盟会为代表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无疑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集团内部普遍存在的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问题,有效创制所需行动资源的匮乏,意识形态的弱内聚力与整合力,加之作为内在制度的传统政治文化对政制创新的阻滞等,都决定了其无法在旧制度突然崩塌以后的近代中国完成填补权威真空和制度真空的历史使命。

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特点探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体系。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具有务实、渐进、开放、理性等四个突出特点和优点,正是这四个突出特点成功引领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持续、增量改革之路,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和政治发展的稳健前行。

装备动员中知识产权问题的成因及其启示

首先对装备动员中知识产权问题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然后从军队装备自我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装备承包商和非承包商在装备动员中的作用以及进口武器的装备保障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知识产权问题对我国装备动员建设的启示。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播撒到学员心坎里——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探索

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学校政治理论教育的主要阵地,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入”工作,是当前政治理论教育的头等大事,是兴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高潮的必然要求。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入”,要与时俱进,把教学内容推向政治理论创新的最前沿;要实现政治教员的全员参与,增强政治理论教学“三进入”的实际效果;要创新教学方法,才能走出一条课堂教学的新路子。

超越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思想探析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古希腊以降,合法性研究经历了从古典规范主义到韦伯式经验主义的范式演变。哈贝马斯对这两种合法性范式都不甚满意。在检视了这两种范式的发展脉络与缺陷之后,怀着超越古典规范主义和主流经验主义的学术抱负,哈氏提出了合法性理论的第三种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他看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必须以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反思与辩论商谈为基础。综观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其实质即是一种植根于理性的话语论证过程之中的“程序主义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内涵厘析与特征初探

自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合法性”这一概念以来,合法性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话语谱系中的关键术语与核心范畴。通过对合法性理论脉络的梳理,结合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分析范式,从法律形式、价值实质、社会心理、政治能力等四个层面对的涵义进行厘析,不难发现,合法性具有历史性与发展性、可求性与流变性、主体结构的梯次性、基础的多元复合性等四大主要特征。

近代中国政治发展中政制变革的困厄

构建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现代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而且直接关涉到一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透过百年历史迷雾,寻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主线,可以看出,自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即是一部以政制变革为主线的历史。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面对中西器技较量背后的政制落差,政治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就在于创建一套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取向的现代政治制度。围绕此目标,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掌控政制变革主导权的政治集团先后发起了三次构建现代政治制度的努力,但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反思和总结近代中国政制变革历程的经验教训,不仅可以深化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理解,而且对于当代中国政制建设与政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制度兴促发展,制度废阻发展——评《制度创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诉求和路径选择》

构建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现代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而且直接关涉到一个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张娟博士的《制度创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诉求和路径选择》一书则是立足于当今政治科学学术前沿,运用社会科学中方兴未艾的新制度主义范式,尝试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入手探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优选路径的一部力作。

被改革洪流反噬的改革——清末政制改革运动失败的政治学思考

晚清政府于1901年所推行的清末新政,正式启动了近代中国的政制改革与创新进程。但此次改革不仅未能实现预定的改革目标,反而加速了自己的覆灭。本文从政治学角度对其中的原因、教训进行反思。

论国际组织中的比例平等原则

除了原始社会以外,在任何组织体中都不存在绝对平均分配社会资源的情况。这种社会政治现实在法律中的体现,就是比例平等原则。同样的,比例平等原则也适用于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中的比例平等原则包含了两个要素和一个标准。其中,第一个要素是成员国的法律地位平等,第二个要素是按成员国对国际组织的贡献和责任来分配一些权利与义务。一个标准则是指公平正义原则,它要求分配的结果有利于实现国际组织的目的与宗旨。由此可见,在国际组织中分配表决权等权利,不应当再去考虑平均分配的问题,而应当符合比例平等原则。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反思:富国与富民的统一

金融风暴后,为迅速走出经济增长放缓的阴霾,政府提出了"扩大内需"的策略。但是,貌似具有极大潜力的民间消费难以带动,市场依然沉闷。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会发现依靠政府投资、公共消费和补贴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没有彻底改变,国家始终扮演着无敌投资者的角色,民众则在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不稳定就业预期的双重压力下,选择储蓄以备不测。这使得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因此,中国经济必须反思——增长到底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