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带一路”的生态意蕴

"一带一路"不仅是一种战略,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文化,带有与生俱来的生态内涵。"一带一路"沿线沿路的生态系统脆弱区,如我国西部地区,都有着强烈的生态诉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同样要求建设生态。"一带一路"产生于地理上的唇寒齿亡和经济上的合作共赢,其生态实现是一项庞大的复杂工程,也是一个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社会系统,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既需要生态技术、生态产品、生态环境,也需要生态理念、生态方法、生态观念。因此,我们把"一带一路"的生态实现按照从物质到精神的逻辑分为三条路径——生态的器物实现、生态的制度实现以及生态的观念实现。

军事技术伦理价值的三重形态

军事技术的伦理价值在历史演变中呈现出生命伦理—生存伦理—生态伦理的逻辑框架。当今的军事技术伦理价值是一个综合话语体系,生命伦理是微观支撑,源自于人类维持生命和保护生命的天然需求,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生与死的问题;生存伦理是中观体现,就是国家或阶级以生存为目的所发生和建构起来的各种伦理关系,关系到国家的尊严、自由和独立;生态伦理是宏观存在,是军事技术主体基于自身与周围的人、动物和大自然等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所持有的一系列道德观念,它将伦理的范围扩到了非人的对象。

公众生态认知和生态行为的调查——基于四川省的数据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生态文明的建设迫在眉睫。在生态建设的主体中,政府引导和监管,企业提供产品,公众的践行是根基。生态建设的顺利开展不仅要凭借公众良好的生态认知,更要依靠公众具体的生态行为。本文从生态意识、生态知识与生态行为几方面对1 064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公众对生态问题具备基本的认知,对生态前景持乐观态度;公众的生态行为与公众的职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明显;公民和政府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关系最为密切,在环境问题的解决中责任也最重大;注意引导和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新媒体的生态宣传效应。

藏族聚居区牧民生态认知的调查研究--以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神座村为例

以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神座村为调查对象,对该村牧民进行了生态知识、生态态度、生态行为以及生态归因等生态认知方面的测量。根据测量结果,发现神座村牧民具有生态知识较为匮乏、生态自信较高、生态行为差异较大、倾向把生态问题归于个人原因等朴素特征。针对神座村牧民的生态认知现状,应该加强其生态知识的宣传,培养牧民理性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以便推动藏族聚居区农村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齐头并进。

论军事技术价值的二重性

军事技术历来代表着一个时代技术创造的最高水平,从诞生开始,其对人类的价值就呈现出相生相克的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是军事技术价值二重性的根源所在,自然性意味着客观规律性,社会性则体现着主观目的性;进攻性和防御性是军事技术价值二重性的原初映射,人类既需要军事技术来获取资源又需要军事技术来保护自己;解放性和奴役性是军事技术价值二重性的近代写照,人类既运用军事技术打破旧的制度壁垒又运用军事技术抢占新的资本市场;创造性和毁灭性是军事技术价值二重性的现代彰显,军事技术既可以不断创造科技奇迹也可以瞬间毁灭人类文明。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技术思想探析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思想:道家生态哲学主要体现在道法自然的技术存在释义、有而不用的技术理性主义和技归复艺的技术审美情趣;儒家生态哲学主要是有天人合一的技术价值理想、以时取物的技术控制理念和仁民爱物的技术伦理情怀。这些生态智慧给我们这样一种启迪: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技术,生态文明的建构更离不开技术,但人类对技术的使用必须立足于生存技术,首先遵循事物生长规律,其次要慎用少用甚至不用。

生态社会主义的技术指向

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队伍中,生态社会主义无疑是一支引人注目的劲旅,在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进行系统而深刻的批判后,不仅没有回避技术,而且正在形成自己的技术思想。在生态社会主义者们看来,人类要想走出生态困境,首先要解蔽技术进步的资本逻辑和控制自然的技术理性,转向"以人为本"的生存技术并秉承"更小但更好"的生态理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政党及其政府,最终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现如今,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生态社会主义的技术思想无疑对我们有着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

困境与救赎:伦理与技术关系的历史审视

伦理与技术的关系如何是建构技术伦理学必须要回答的元问题。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技术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手段,在技术尚处于经验形态的时候,伦理与技术保持着原初和谐;在技术摇身一变为机器形态时,伦理与技术遭遇现实困境;要化解困境,必须提倡人类对技术的伦理使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努力建构一种中国话语的技术伦理学。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及其批判

数字劳动者是数字信息技术相关联的"总体工人",不仅包括数字资本所雇佣的相关软硬件的生产者,也包括数字平台的消费者。数字平台的消费劳动之所以是生产性劳动,源自"产消一体化"逻辑前提,即数字生活消费的"一般数据"同时也是数字化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性消费对象;源自其"生产资本"的本质特征,即数字劳动不仅为数字资本带来了价值增殖,而且还实现了资本与劳动的剥削关系再生产。在资本"生产逻辑"中,数字生产性劳动的主体性意义从"自我确证"走向了"大他者规制"。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蕴含了超越资本"生产逻辑"的技术可能,但前提在于数据从平台私有走向数据共享,数据的流通超越商品的"交换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