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在国际人才培养中发挥党建引领的路径探索——以S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为例

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高校"双一流"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各高校都充分重视党建在各项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发挥党建引领,提高办学质量,有利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排名,对于培养知华友华、亲华助华的国际人才起着基础性作用。文章围绕党建引领和国际人才培养两者之间的有机关联,总结了X公共事务学院在培养知华友华的国际人才中发挥党建引领的有益实践,以期为国内同类院校提供借鉴。

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的“精英俘获”困境及自主型治理--基于H省L县“组组通工程”的个案研究

"精英俘获"困境是当前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治理出现的突出问题。按照制度、关系、资源、身份四个分类标准,可以将"精英俘获"分为操作无章型俘获、关系网络型俘获、资源匹配型俘获、身份优待型俘获等四种类型。基于H省L县"组组通工程"的个案观察来看,"精英俘获"已经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治理出现公共利益受损、公共性不足的肇因。自主型治理意在打破"精英俘获"的限制,通过自上而下提高国家自主性和自下而上推动基层民主治理的有机结合,确保地方各层级权力运行体现公共性,该模式可以成为破解乡村振兴过程中公共事务"精英俘获"困境的可资尝试。

组织创新、公共事务管理与城市居民自治——上海市H居民区自治个案研究

现有研究文献孤立地从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角度分析现实,断言城市居民自治不可能未免失之草率。上海市H居民区的田野调查材料显示,城市居民自治确实同公共事务、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密切相关,但是公共事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开发的,自治组织和居民参与共同形成的自治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社区公共事务的类型和数量,特别是当社区公共事务表现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管理时,自治能力的强化可以开拓公共物品从而充实公共事务的内容,而社区公共事务则构成了城市居民自治得以发生的枢纽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即公共事务同自治组织、居民参与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

大都市区化进程中区域性公共事务的网络化治理及其机制构建

大都市区化进程中区域性公共事务具有负外部性突出、边界模糊化以及高度的不确定性等复杂性特征。这些复杂性特征的存在,使得大都市区化进程中区域性公共事务的治理面临多维挑战。作为一种基于"反思理性"重塑治理逻辑的新探索,网络化治理在"结构—行动—机制"层面上适应了大都市区化进程中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的现实需要。基于网络化治理,建立公共价值的再生产机制、治理边界的整合机制、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综合系统的适应机制,是推进大都市区化进程中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的有效机制。

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理论基础、合作形态与治理绩效——以杭州的民主实践为例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了现阶段人民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心是在民主治理领域。民主治理的本质就是"善治",落实在实践层面,必然体现为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治理。基于公共事务内容的复杂性而引发的对公共事务"公共属性"的重新认识以及基于公共事务治理过程的复杂性而引发的对安排与生产环节的区分是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理论基础。从杭州实践看,政府-第三部门合作、政府-企业合作、政府-公民合作、第三部门-公民合作、政府-第三部门-企业合作是合作治理的主要形态;提升党政领导能力、深化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是合作治理带来的主要绩效。

国际角色定位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基于对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演变状况的分析

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及衍生的外部行为是由内部认知和他者期望的双向互动建构而成的,同时具备稳定性与可变性。一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深刻体现着国家的国际行为方式与对外政策倾向,并受到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影响。角色理论能够为解释国家对外行为提供合理的视角,一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围、内容、偏好及方式都与供给国的国际角色定位直接相关。古代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以及当前处于变局之下的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分别为“天朝上国”、参与者及建设者,相比古代中国的被动,当代中国更加注重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融入开放、平等、合作的理念,对外推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所处的国际体系和外交行为都更加成熟,但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从古至今始终重视对周边国家的产品供给,宣扬传承“和合”理念,并以“不干涉”原则为指导思想为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新时代,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创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中国“软平衡”方略的重要一环,这无论对历史的传承、自身发展、全球和地区建设,还是多边体制的变革都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大都市区公共事务一体化治理何以演进--基于边界分析的视角

大都市区具有区域公共事务一体化治理的内在需求长三角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和大都市区的不断成长带来了区域公共事务一体化治理诉求与分割化治理现实之间的冲突。造成大都市区公共事务分割化治理的主要原因是多重边界综合作用下行政边界与功能边界之间的冲突推进以连接和嵌入为特征的网络协同治理,是解决大都市区行政边界与功能边界冲突和实现公共事务一体化治理的必然选择推进长三角大都市区跨界公共事务的网络协同治理,需要在构建协同治理网络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区域公共事务治理存在的边界冲突,从多个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以网络协同治理解决边界冲突,实现对长三角大都市区公共事务的一体化治理。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的构建与公共健康治理创新

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不仅对医学提出了难题,更对当前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形成了严峻挑战。需要从公共健康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基于价值、结构、工具维度建构分析框架,识别公共健康治理的价值共识、协同共治结构和政策工具。以青岛和上海试点的长护险制度为例,探索其背后呈现的公共健康治理的逻辑可以发现,健康议题的价值回归驱动了公共健康治理创新,治理权向多元化主体的扩散形成了健康问题协同共治的基础,长护险制度及其所包含的多元化政策工具使用共同促进了健康服务的共同生产。

高质量公共政策的设计逻辑

高质量公共政策一直是行政人员和社会公众的追求与期待。政策作为人工物,是设计的产物。西方政策设计理论反思了政策过程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认为它们过于偏重行为过程而忽略了政策内容,而政策内容才是政策的核心。然而,西方政策设计理论遗漏了以政策目标为导向的政策工具设计,也没有注意到在中国一项公共政策有多文本设计以及设计过程与政策过程相互交织的现象。基于此,论文提出,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出台存在政策工具设计、过程整合设计和政策持续设计的三重设计逻辑。其中,政策工具设计是为了给不断细化的政策目标匹配高质量的具体措施,过程整合设计是将设计过程与政治过程融合以改善政策质量,而持续设计是根据多变的政策环境和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不断调适政策内容。由此可见,高质量公共政策设计逻辑既是政策制定者、政策设计者与政策参与者的互动逻辑,又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技术决策的优化逻辑。

大国制造业兴衰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从国际经济秩序演进历程看,秩序调整与世界政治领导国国内制造业兴衰紧密相关。制造业兴衰影响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结构性权力,进而影响其在不同国际秩序中的利益。在制造业成长阶段,英美两国均试图建立重商主义的国内或国际秩序,以促成本土制造业发展;在制造业成熟阶段,两国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秩序构建;在制造业衰落阶段,两国面临日益增大的保护主义压力,同时积极推进以金融自由化为重点的秩序构建。依托制造业优势地位,以贸易自由化为重点,中国逐渐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力量。

从“事”出发: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分析新框架

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涌现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要求。已有研究大多从组织视角切入,关注治理主体的功能和互动关系,无法突出城市基层民族事务的特殊性。从“事”出发,构建“对象—主体—过程”的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分析新框架,城市基层民族事务的特性不仅要求治理主体多方协作而且要求治理过程上下贯通。从上海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实践经验可知,作为社会组织的民族联组织承担了对“事”的精准识别、及时收集和向上反馈的工作,扮演着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区和乡镇街道两级党委政府承担了“治事”领导和组织工作,是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核心行动者。通过党政协同和政社协作,不仅可以畅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而且可以推动各方联动协同,解决少数民族人民群众需求,促进基层民族事务高效治理。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探析

为优化公共图书馆的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通过网络调研与邮件访谈对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情况进行调查,并从政策、文献资源、空间与设施、服务团队以及服务方法5个方面总结建设经验,最后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的建议。

公共价值计分卡评估下的社区平台组织建设研究——以S居民区“商居联盟”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商业性元素逐步进入城市社区,原本依靠血缘关系或文化习俗维系的社区邻里关系变得原子化、碎片化,社区各类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日益匮乏,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愈发凸显。社区平台组织作为各方平等对话、交流、协作的载体,成为城市社区治理中化解矛盾的有力抓手。本文结合S居民区“商居联盟”平台组织的实践,总结平台组织的经验做法;建立公共价值计分卡模型,评估平台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研究发现:联盟平台组织在价值目标设定方面行政化,解决专业性、复杂性矛盾的成效不足;在授权环境方面多元力量支持不足,主体参与积极性有待提高;在运作能力方面整合内外资源、化解矛盾的能力有待提高。对此,需要强化共同使命,增强组织向心力;加强内部建设,增强组织生命力;健全制度规范,增强组织稳定性,进一步优化联盟建设。

退役军人事务的国际研究进展及启示

当前,国际学界对退役军人事务较为关注与重视,但国内对这些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评介。论文基于SSCI数据库中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与行政学6个学科的1397篇文献的数据分析,梳理了退役军人事务的国际研究概况和不同学科的研究进展,将退役军人事务的国际研究分为三类主题:一是医疗与健康保障,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健康管理与医疗政策等议题;二是经济与社会保障,包括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就业保障与人事行政等议题;三是政治与身份认同,包括政治参与、身份认同、家庭关系、种族与性别等议题。未来国内研究既要借鉴与吸收国际研究的思想成果,在共性研究领域中推动理论交流与对话,也要重视本土情境下的特色问题,积极推动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公共管理学科需要重视和加强对退役军人事务的研究,重点围绕退役军人事务部的运行与退役军人的需求展开研究,为服务与保障退役军人群体贡献学科力量。

打通数据“宝瓶口”:公共数据资源供给的路径和目的

公共数据只有在市场和社会上得到充分供给和高效利用,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出其价值红利。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供给路径和目的进行了初步探讨。在供给路径上,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两种公共数据供给方式各有其适用的数据类型和利用场景,需要协同推进,发挥各自所长,而不应相互取代或挤压空间。在供给目的上,应着力使公共数据尽最大可能赋能于市场和社会,创造出更全面和长远的价值,而不应只着眼于公共数据在短期内和局部范围内实现了多少利益“变现”。

心理需要满足感对科技领军人才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机制——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科技领军人才是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是培养战略科学家队伍最重要的后备军,有意识地发现、培养、用好科技领军人才意义重大。以314位国家级科技领军人才的一手调查数据为样本,对科技领军人才的公共服务动机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科技领军人才的心理需要满足感、社会支持对公共服务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支持对心理需要满足感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入选“国家科技领军人才”后,科技领军人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有不同变化,表现在胜任需要满足感增强,而自主性需要满足感、关系需要满足感可能会下降;不同类型科技领军人才渴望获得的社会支持侧重点不同,表现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更需要“组织协调”“安心科研”“亲情获得”等社会支持,而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更需要“政产学研相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等社会支持。

重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受到战后全球文明交流交锋和多元共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推动。其中,文明互鉴既是理论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实现理论知识整合的主要动力,更是开展理论创新的国际化面向。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文明互鉴下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一种动态、多元、辩证的前进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建国初期、冷战大国文明博弈背景下同苏联、美国等国际关系理论间的文明激荡与文化交锋;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多元文明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判断下,主动开展对国外理论知识的批判性引介,在融会中外的基础上提升本国理论自觉与意识系统化;三是21世纪后,积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新一轮的全球文明交流交锋中,凝聚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传播的理论范式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发挥着总领性、全面性的指导作用,围绕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而文明互鉴则将在新时期继续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成长提供新的动力。

国际秩序转型:当前争论与未来走向

新千年之初,全球性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准单极秩序的不足和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引发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秩序转型及其未来的广泛讨论。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加速了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促使不同国际关系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关于国际秩序未来的各种设想。然而,由于权力中心整合的差异,以及规则共识的缺乏,这些设想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如果没有普遍且具体的威胁出现或人类政治文化发生根本性变革,既有秩序的规则和结构将继续以被弱化的方式存在,转型期将延长,不稳定性将加剧。因此,以和平方式管理转型期至关重要,这要求国家在扩展区域联盟的同时,尊重各行为体的文化和文明差异。只有在大国之间进行对话并就管理国际体系的规则达成一致,新的国际秩序才能得以形成。在此之前,国际社会必须专注于维持稳定和管理转型期风险,以确保向未来国际秩序和平过渡。

新形势下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大力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组织与区域合作、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也面临西方国家频频阻碍、文化背景差异过大、传播体系尚未形成等诸多挑战。面对新挑战和新机遇,需要从合作政策、交流机构、品牌活动、传播渠道和传播主体五个方面形成完善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路径,使得国际人文交流实现体系化、在地化、常态化、长效化与全民化。

地位满意度与印度的国际机制合作行为

近年来,印度愈发注重通过参与国际机制合作来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并在不同的国际机制中展现出差异性的合作行为。既有研究缺乏对印度在不同机制中合作行为的比较,因此本文结合角色理论,在分析框架中引入“地位”这一变量来阐释印度的国际机制合作行为。“地位满意度”是指一国在国际机制中的实际地位与预期地位的比较和匹配,不同的“地位满意度”将引发不同的国家角色建构,并最终导致特定的国家行为。案例分析表明,作为新兴崛起国的印度具有追求国际地位的强烈动机,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南亚国家区域合作联盟以及“印太经济框架”中分别建构了“变革者”“控制者”以及“有限合作者”的角色,并展现了相应的合作行为。研究表明,虽然印度对于参与国际机制合作乃至多边主义的态度日趋积极,但鉴于其一贯的自利做法,恐难以在国际机制合作中真正践行多边主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