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与赋权：中国政府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

持续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推动中国政府不断调整其社会组织发展策略。增强的国家能力、社会组织合法性的积累、对社会合作伙伴的真实需求、公共管理的现代化发展等因素,促使国家更多使用引导导向的控制策略,并全方位实施多种类型的赋权手段。发达地区的政府率先采取了控制与赋权并重的混合型社会组织发展策略,以培育具备高度专业竞争力同时政治上服从的社会组织。日益多维和复杂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反映出在发展目标、约束条件、可用手段和政社关系等方面的变化。本文运用了多个案例讨论在地方和国家层面出现的社会组织发展策略,揭示中国社会体制发展的当下逻辑和取向。

专栏导语:欧洲公私伙伴关系实践的启示

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是政府与市场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方式之一。狭义的公私伙伴关系主要面对投资巨大、周期长、存在垄断性和具有收费能力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转型发展和市场部门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发展,为政府走向市场以扩大和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条件。

中国绩效测量的政治学

为了提高绩效和加强问责,中国公共部门广泛运用了绩效测量的方法。同其他国家一样,绩效测量在中国体现了政治的管理和导向,以明确政治优先事项,获得政治忠诚和回应。本文提出了以体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绩效测量的政治属性。政治体制影响了中国绩效测量的采用和运作,其结构性要素包括整合性的党政体制、中国发展国家及其绩效合法性策略、单一但分权的政府间体制,以及官僚文化和非正式规则。尽管以上因素也会存在制约作用,这些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特征从根本上造就了绩效测量的兴起与流行。

社会创新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2015年5月21—22号,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社会创新国际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成功召开。本次会议收到全球130余份投稿,经过委员会评审,录取了其中100篇。会议吸引了来自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和非洲约120名学者参会,并且得到国际公共管理学界多份主流期刊的支持。

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发展

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治理。本文在界定政社合作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入合作过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总结出政社关系的四种模式,并揭示了购买服务对合作治理在主体形成上的促进作用和在格局建构上的转化路径。通过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政社合作实践,实证分析了通向合作治理的两个转化路径,即共同决策和进入社区治理结构。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在政社合作上采取正确和有效策略,以最优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进入。

新兴援助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治理结构研究：基于部分金砖国家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外发展援助成为我国公共治理的新兴领域。文章运用"整体性治理"视角,形成分析对外援助治理结构的初步理论框架,对巴西、印度、南非和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对外援助治理结构进行系统比较。通过比较发现中国和印度的整合性援助机构较好地将援助的政策和实施功能结合起来,在内部运行机制上表现更好;巴西则在援助纲领构建和监测评估体系建设方面有明显优势。中国的援助治理结构应进一步强化整合性援助机构的职能,形成对外援助的纲领性文件,理顺内部运行机制,建立完善的数据跟踪与监测评估体系。

创造性的渐进主义:中国1978年以来的治理改革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四十余年的持续发展,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强国。尽管改革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变化,但中国却实现了稳定和快速的发展。本文提出创造性渐进主义的概念,强调中国在保持合理改革顺序和平衡改革各个领域的能力。战略和认知的因素共同解释了中国对行政的政治治理在过去数十年的有效性。

“有产社会”的治理新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剧烈变化.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家庭数量迅速增长,使得居民持有的财富也迅速增加.大多数家庭进入了拥有相当资产的时代,而这些资产中近70％以房产的形式持有.公民资产拥有量的变化带来了对居民和政府两方面的影响.对于居民来说,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偏好差异很大.跨入中产收入以上的群体不再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他们往往要求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高质量的基础教育、道路设施、社区环境等.

西方社会企业概念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

社会企业是将市场运作和社会使命相结合的新型组织形式。论文从理解社会企业的概念出发,比较美国、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社会企业学术研究和实践进展,发现并理解其在主流形式、组织载体、使命、收入来源、利润分配、资产处置、自主性和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异同。论文认为,社会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和流行,一方面固然是资源环境的促动使然,一方面则得益于各项制度空间的成熟,包括全方位非营利问责的兴起、市场化创新的持续发展以及非营利开放性的扩展,同时还受到本国非营利发展的路径和需求的影响。对积极寻求'社会管理创新'的中国来说,这一框架有助于理解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的动力和阻碍。

访诺桑比亚大学埃多奥多·昂伽罗(Edoardo Ongaro)教授

敬乂嘉: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可否首先请您向中国读者介绍一下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和视角,并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一些有趣的研究发现?昂伽罗: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首先是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改革的比较研究。我尤其感兴趣的问题是'情境'(context)因素,即政治—行政以及文化环境,是如何影响公共管理的动态变化及其改革的。我的第二块研究是公共服务组织的战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