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创新、公共事务管理与城市居民自治——上海市H居民区自治个案研究

现有研究文献孤立地从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角度分析现实,断言城市居民自治不可能未免失之草率。上海市H居民区的田野调查材料显示,城市居民自治确实同公共事务、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密切相关,但是公共事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开发的,自治组织和居民参与共同形成的自治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社区公共事务的类型和数量,特别是当社区公共事务表现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管理时,自治能力的强化可以开拓公共物品从而充实公共事务的内容,而社区公共事务则构成了城市居民自治得以发生的枢纽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即公共事务同自治组织、居民参与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

方案导向的非常规公共事务治理——以中国早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一般而言,公共事务治理遵循的是"难题—目标—方案—结果"导向的常规路径。这种路径隐含了两个前提:一是难题清晰,二是方案简单、且有多个可供选择。然而,面对棘手难题时,这两个前提时常都不存在。通过反思常规公共事务治理路径,提出方案导向的非常规公共事务治理路径。非常规公共事务治理是指针对由多个相互关联的不同类型难题复合在一起的棘手难题,可行的治理路径是在发现难题和解决难题之间来回摆动,从可行方案出发先解决部分难题、留下部分难题,等待新的机会,持续对难题降维,逐渐将棘手难题分化为简单问题,最终实现较优的治理结果。以中国早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案例,分析发现,方案导向的非常规公共事务治理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有效路径之一。

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理论基础、合作形态与治理绩效——以杭州的民主实践为例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了现阶段人民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心是在民主治理领域。民主治理的本质就是"善治",落实在实践层面,必然体现为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治理。基于公共事务内容的复杂性而引发的对公共事务"公共属性"的重新认识以及基于公共事务治理过程的复杂性而引发的对安排与生产环节的区分是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理论基础。从杭州实践看,政府-第三部门合作、政府-企业合作、政府-公民合作、第三部门-公民合作、政府-第三部门-企业合作是合作治理的主要形态;提升党政领导能力、深化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是合作治理带来的主要绩效。

环境与国际关系:一种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

后冷战时代,随着传统的军事安全地位的相对下降,全球环境问题正渗透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成为国际冲突中的一个新热点。对于全球环境问题,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并不适用,因此有必要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进行改造和重构,提出"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有关国家为了本地区的环境安全而联合起来共同生产和维护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也必将成为今后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

重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受到战后全球文明交流交锋和多元共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推动。其中,文明互鉴既是理论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实现理论知识整合的主要动力,更是开展理论创新的国际化面向。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文明互鉴下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一种动态、多元、辩证的前进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建国初期、冷战大国文明博弈背景下同苏联、美国等国际关系理论间的文明激荡与文化交锋;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多元文明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判断下,主动开展对国外理论知识的批判性引介,在融会中外的基础上提升本国理论自觉与意识系统化;三是21世纪后,积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新一轮的全球文明交流交锋中,凝聚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传播的理论范式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发挥着总领性、全面性的指导作用,围绕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而文明互鉴则将在新时期继续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成长提供新的动力。

国际角色定位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基于对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演变状况的分析

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及衍生的外部行为是由内部认知和他者期望的双向互动建构而成的,同时具备稳定性与可变性。一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深刻体现着国家的国际行为方式与对外政策倾向,并受到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影响。角色理论能够为解释国家对外行为提供合理的视角,一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围、内容、偏好及方式都与供给国的国际角色定位直接相关。古代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以及当前处于变局之下的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分别为“天朝上国”、参与者及建设者,相比古代中国的被动,当代中国更加注重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融入开放、平等、合作的理念,对外推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所处的国际体系和外交行为都更加成熟,但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从古至今始终重视对周边国家的产品供给,宣扬传承“和合”理念,并以“不干涉”原则为指导思想为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新时代,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创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中国“软平衡”方略的重要一环,这无论对历史的传承、自身发展、全球和地区建设,还是多边体制的变革都有重要意义。

再论国际关系民主化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要求之一 ,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一道 ,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发展和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意志 ,特别着眼于和平的保障、平等的基础、多样化的事实、反霸的需要等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本文分析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实现途径与发展前景 ,指出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单极世界的历史性、法理性否定 ,也是对霸权民主观、均势民主观、集体安全民主观的时代超越。

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转型与理论研究二十年

中国改革开放迄今已有二十载 ,本文总结了中国这段时期实现的对外战略转型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特点 。

从“和文化”到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与"和文化"理念,尽管各自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代,各自面对的问题和挑战的特殊性确实有无比巨大的差异,但是均处于同一个文化理念层次上,而且具有对世界及人类如何存在、如何发展的逻辑演绎结构体系认识的一脉相承性。这种一脉相承性使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从核心概念界定到核心概念的社会演绎,从理念的逻辑前提到逻辑演绎的条件,以及关于人类社会的存在机制、发展机制、底线机制、选择机制、修复机制的逻辑解读,从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演进,构成了一个具有从历史到现实、从理念到实践的立体性知识系统,既年轻且又古老,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既是一种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话语体系。

浅析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突显出来。本文从国家、国际和全球三个层面来具体分析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国家的层面上 ,文化既是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背景 ,又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 ;在国际层面 ,文化是霸权国家和反霸权国家间斗争的重要方面 ,与国际合作和国际冲突有非单向的关系 ;在全球层面 ,全球化催生的全球文化对国际关系会起到良性的作用。最后 ,探讨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

全球化与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兼论国际关系中的非政府组织

全球化反映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经济技术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全球问题的兴起三个层面。全球化推动了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日趋活跃。超国家关系论和地球共同体论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社会服务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研究——一个基于地方改革实践的分析

随着社会服务提供方式从"制造"向"购买"的转移,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迅速成长。对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有效治理事关社会服务提供的最终效果,受到中国社会服务组织成长的国家依附型路径和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政府间的服务提供体制的影响,社会服务提供中的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正处在一个体制内的自我调整阶段。合同外包尤其竞争性招投标的创新实践,反映上级政府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抑制由体制内生的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管家关系;通过竞争性招投标与合同管理,拉开二者距离,引入委托代理关系,推进社会服务目标的稳固与实现。对A市公益服务招投标实践的分析表明,这种政府间的干预受制于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的制度环境,效果取决于其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政府间的相关制度与资源配置格局。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

80年代初 ,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点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冷战结束以后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则占据了主要舞台。本文从学派、论战和理论三个方面概括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还评价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如软权力、地缘经济学、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

试论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80年代中后期以来 ,尼采、福柯和德里达等人的后现代思想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阿希利、德里安等人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谱系学和解构主义等角度出发 ,重新解读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基本问题 ,如无政府状态、主权、安全和外交等 ,缔建了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为

公共产品与国际经济秩序:起源、当前挑战与重塑

自由主义下的世界经济经历过两次失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是建立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设计”和“提供”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从建立之初便带有“结构性权力”的色彩,反映了霸权国利益。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交易成本的升高,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与促进合作等功能性服务提供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已大幅下降。美国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私物化”行为造成的公共产品供给困境使得发展中国家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产生质疑。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分配不均的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为应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中国应通过创新供给模式的方式进行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贡献。

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机制

从80年代后期开始，环境问题迅速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中心议题。各方面都在关注地球环境的恶化问题，并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本文试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分类，提出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四种环境问题，即国际化了的国内环境问题、跨国界环境问题、超国界环境问题和全球问题，并探讨了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的三种机制，即市场解决机制、一国解决机制和国际解决机制，分析了三种解决机制的相对优势和弱势，并提出了一个三种机制间的互动模式。

伊斯兰朝觐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伊斯兰朝觐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跨国宗教运动,也是在世界性宗教中唯一被最基本的宗教经典明确列为宗教功课的活动。在国际关系视野下研究信仰版图不断全球扩张的伊斯兰教的朝觐活动,对于进一步认识伊斯兰教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参与大有裨益。伊斯兰教朝觐基本制度与各国朝觐管理制度共同构成了伊斯兰教总的朝觐制度。朝觐活动对历史和现代的非伊斯兰国际体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朝觐圣地成为沙特构建伊斯兰国际体系的基石。朝觐对国际关系的许多具体领域也产生了影响。从长远看,如何从朝觐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视角中受益,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而言十分重要。

从人民币升值透视中美国际关系博弈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纷纷要求我国进一步放松汇率管制,加快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与速度,人民币汇率制度和价值重估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乃至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为了寻求新的利益均衡点,中美双方展开了包括元首高层互访、斯诺访华、鲍尔森访华、纺织品谈判等多方面、多回合、长时间的对话。一国的汇率选择是一个多方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反映了政府与受汇率变化影响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国家经济实力、国际政治地位、政治实体之间的利益结构、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参与者的数目和类别都是影响合作博弈关系能否实现的关键要素。本文试图以中美间人民币汇率之争为切入点,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探寻隐藏在汇率问题背后的国际关系本质。

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视野看拉丁美洲区域教育合作

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正在成为研究区域教育合作的一个新视角。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优势在于,能更直接反映某区域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从而使机制和制度更切合该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本文研究了区域性教育公共产品的一般理论,并以过去几十年来由美洲开发银行提供资金或主导的区域教育项目为例,分析了区域教育合作的主要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