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受到战后全球文明交流交锋和多元共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推动。其中,文明互鉴既是理论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实现理论知识整合的主要动力,更是开展理论创新的国际化面向。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文明互鉴下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一种动态、多元、辩证的前进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建国初期、冷战大国文明博弈背景下同苏联、美国等国际关系理论间的文明激荡与文化交锋;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多元文明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判断下,主动开展对国外理论知识的批判性引介,在融会中外的基础上提升本国理论自觉与意识系统化;三是21世纪后,积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新一轮的全球文明交流交锋中,凝聚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传播的理论范式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发挥着总领性、全面性的指导作用,围绕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而文明互鉴则将在新时期继续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成长提供新的动力。

组织创新、公共事务管理与城市居民自治——上海市H居民区自治个案研究

现有研究文献孤立地从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角度分析现实,断言城市居民自治不可能未免失之草率。上海市H居民区的田野调查材料显示,城市居民自治确实同公共事务、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密切相关,但是公共事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开发的,自治组织和居民参与共同形成的自治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社区公共事务的类型和数量,特别是当社区公共事务表现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管理时,自治能力的强化可以开拓公共物品从而充实公共事务的内容,而社区公共事务则构成了城市居民自治得以发生的枢纽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即公共事务同自治组织、居民参与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

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理论基础、合作形态与治理绩效——以杭州的民主实践为例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中国,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了现阶段人民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心是在民主治理领域。民主治理的本质就是"善治",落实在实践层面,必然体现为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合作治理。基于公共事务内容的复杂性而引发的对公共事务"公共属性"的重新认识以及基于公共事务治理过程的复杂性而引发的对安排与生产环节的区分是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理论基础。从杭州实践看,政府-第三部门合作、政府-企业合作、政府-公民合作、第三部门-公民合作、政府-第三部门-企业合作是合作治理的主要形态;提升党政领导能力、深化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是合作治理带来的主要绩效。

国际角色定位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基于对中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演变状况的分析

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及衍生的外部行为是由内部认知和他者期望的双向互动建构而成的,同时具备稳定性与可变性。一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深刻体现着国家的国际行为方式与对外政策倾向,并受到国家的国际角色定位影响。角色理论能够为解释国家对外行为提供合理的视角,一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围、内容、偏好及方式都与供给国的国际角色定位直接相关。古代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以及当前处于变局之下的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分别为“天朝上国”、参与者及建设者,相比古代中国的被动,当代中国更加注重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融入开放、平等、合作的理念,对外推介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所处的国际体系和外交行为都更加成熟,但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从古至今始终重视对周边国家的产品供给,宣扬传承“和合”理念,并以“不干涉”原则为指导思想为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新时代,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创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中国“软平衡”方略的重要一环,这无论对历史的传承、自身发展、全球和地区建设,还是多边体制的变革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国际关系的解放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变革,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选择。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这都是世人关注的问题。报告第十四部分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题,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中国的回答。再联系二十大报告其他十四个部分,二十大报告给国际关系学者提出很多重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学术命题,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环境与国际关系:一种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

后冷战时代,随着传统的军事安全地位的相对下降,全球环境问题正渗透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成为国际冲突中的一个新热点。对于全球环境问题,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并不适用,因此有必要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进行改造和重构,提出"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有关国家为了本地区的环境安全而联合起来共同生产和维护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也必将成为今后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

当代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基本经验与关系再造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需要持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为此,中央人民政府从2001年起接连多轮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党的十八大之后,“放管服”改革成为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抓手。目前,中央人民政府将“高效办成一件事”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主攻方向。总结历次政府体制改革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坚持政府体制改革与市场体制改革统筹推进的发展道路以及坚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展等,而这一切又集中表现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再造,即通过“三个清单”制度,科学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通过一体化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实现政府职能的持续转变;通过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发展型政府和数字政府建设,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和作用;通过完善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未来,需要进一步聚焦制度与机制的体系化运行,创建基于“高效办成一件事”,融“有效政府+有效市场+有效发展”于一体的新型政府体制模式。

高质量公共政策的设计逻辑

高质量公共政策一直是行政人员和社会公众的追求与期待。政策作为人工物,是设计的产物。西方政策设计理论反思了政策过程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认为它们过于偏重行为过程而忽略了政策内容,而政策内容才是政策的核心。然而,西方政策设计理论遗漏了以政策目标为导向的政策工具设计,也没有注意到在中国一项公共政策有多文本设计以及设计过程与政策过程相互交织的现象。基于此,论文提出,高质量公共政策的出台存在政策工具设计、过程整合设计和政策持续设计的三重设计逻辑。其中,政策工具设计是为了给不断细化的政策目标匹配高质量的具体措施,过程整合设计是将设计过程与政治过程融合以改善政策质量,而持续设计是根据多变的政策环境和多层次的政策体系不断调适政策内容。由此可见,高质量公共政策设计逻辑既是政策制定者、政策设计者与政策参与者的互动逻辑,又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技术决策的优化逻辑。

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体系的构建与公共健康治理创新

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不仅对医学提出了难题,更对当前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形成了严峻挑战。需要从公共健康治理的视角重新审视,基于价值、结构、工具维度建构分析框架,识别公共健康治理的价值共识、协同共治结构和政策工具。以青岛和上海试点的长护险制度为例,探索其背后呈现的公共健康治理的逻辑可以发现,健康议题的价值回归驱动了公共健康治理创新,治理权向多元化主体的扩散形成了健康问题协同共治的基础,长护险制度及其所包含的多元化政策工具使用共同促进了健康服务的共同生产。

从“事”出发: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分析新框架

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涌现是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要求。已有研究大多从组织视角切入,关注治理主体的功能和互动关系,无法突出城市基层民族事务的特殊性。从“事”出发,构建“对象—主体—过程”的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分析新框架,城市基层民族事务的特性不仅要求治理主体多方协作而且要求治理过程上下贯通。从上海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实践经验可知,作为社会组织的民族联组织承担了对“事”的精准识别、及时收集和向上反馈的工作,扮演着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区和乡镇街道两级党委政府承担了“治事”领导和组织工作,是城市基层民族事务治理的核心行动者。通过党政协同和政社协作,不仅可以畅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而且可以推动各方联动协同,解决少数民族人民群众需求,促进基层民族事务高效治理。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探析

为优化公共图书馆的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通过网络调研与邮件访谈对日本公共图书馆的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情况进行调查,并从政策、文献资源、空间与设施、服务团队以及服务方法5个方面总结建设经验,最后提出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轻度老年认知症读者服务的建议。

量子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一个基本观察

近年来,把量子理论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成为新兴的跨学科努力。它尝试把有别于传统思维的量子思维纳入学科研究中。在新思维启发下,人们看到世界所呈现的特征具有整体性、不连续性、复杂因果关系和不确定性。思维方式的改变引起国际关系研究的“量子转向”。复杂纠缠乃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意识在国际关系中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国际政治具有不可预测性。在外交方面,人们看到国家层面竞争与合作的纠缠性,机构层面的行为叠加性以及战略构想上的整体性。把量子思维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旨在从根本上重构认知过程,发现被传统思维所忽略的东西,从而有可能使国际关系摆脱目前面临的诸多困境和难题。

心理需要满足感对科技领军人才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机制——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科技领军人才是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是培养战略科学家队伍最重要的后备军,有意识地发现、培养、用好科技领军人才意义重大。以314位国家级科技领军人才的一手调查数据为样本,对科技领军人才的公共服务动机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科技领军人才的心理需要满足感、社会支持对公共服务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支持对心理需要满足感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入选“国家科技领军人才”后,科技领军人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有不同变化,表现在胜任需要满足感增强,而自主性需要满足感、关系需要满足感可能会下降;不同类型科技领军人才渴望获得的社会支持侧重点不同,表现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更需要“组织协调”“安心科研”“亲情获得”等社会支持,而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更需要“政产学研相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等社会支持。

新形势下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大力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组织与区域合作、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也面临西方国家频频阻碍、文化背景差异过大、传播体系尚未形成等诸多挑战。面对新挑战和新机遇,需要从合作政策、交流机构、品牌活动、传播渠道和传播主体五个方面形成完善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路径,使得国际人文交流实现体系化、在地化、常态化、长效化与全民化。

从特殊伙伴到有限疏离:印俄战略关系演变的动因与前景

近年来,由于“印太战略”的出台以及印度与西方国家不断接近,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印俄特殊伙伴关系的议题性因素出现了缺失。同时,结构性因素驱动印俄战略关系转向有限疏离:从体系层面来看,印度在印俄依赖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动使两国难以维系特殊伙伴关系;从单元层面来看,印度政治生态转向极端和激进使两国关系走向疏离,同时印度的战略诉求为印俄疏离关系设定限度。只有当俄罗斯对印度依然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并且契合印度的战略诉求时,印度才能放弃对俄疏离并参与俄罗斯构想的多边合作模式,否则印度将会倒向西方并与俄罗斯彻底疏离。

打通数据“宝瓶口”:公共数据资源供给的路径和目的

公共数据只有在市场和社会上得到充分供给和高效利用,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出其价值红利。本文基于实地调研对公共数据资源的供给路径和目的进行了初步探讨。在供给路径上,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两种公共数据供给方式各有其适用的数据类型和利用场景,需要协同推进,发挥各自所长,而不应相互取代或挤压空间。在供给目的上,应着力使公共数据尽最大可能赋能于市场和社会,创造出更全面和长远的价值,而不应只着眼于公共数据在短期内和局部范围内实现了多少利益“变现”。

地位满意度与印度的国际机制合作行为

近年来,印度愈发注重通过参与国际机制合作来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并在不同的国际机制中展现出差异性的合作行为。既有研究缺乏对印度在不同机制中合作行为的比较,因此本文结合角色理论,在分析框架中引入“地位”这一变量来阐释印度的国际机制合作行为。“地位满意度”是指一国在国际机制中的实际地位与预期地位的比较和匹配,不同的“地位满意度”将引发不同的国家角色建构,并最终导致特定的国家行为。案例分析表明,作为新兴崛起国的印度具有追求国际地位的强烈动机,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南亚国家区域合作联盟以及“印太经济框架”中分别建构了“变革者”“控制者”以及“有限合作者”的角色,并展现了相应的合作行为。研究表明,虽然印度对于参与国际机制合作乃至多边主义的态度日趋积极,但鉴于其一贯的自利做法,恐难以在国际机制合作中真正践行多边主义原则。

大国竞争下国际身份优化与国际信任重建——基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当前出现大面积国际信任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国之间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战略竞争关系。国际信任本质上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一国主要国际身份的适当确定对于该国国际信任的总体状态有着决定性作用。一国国际身份具有体系性、层次性特点,其确定和调整也可以分步骤、分领域开展。从历史上看,国际危机爆发时期,大国往往会评估调整其主要国际身份,以维持国际信任和秩序。大萧条时期的英国、二战后的法国以及20世纪60、70年代的苏联,都在调整身份和信任重建上有着经验教训。化解当前国际信任危机的关键是处理好中美的身份政治冲突。一是要正确认识国际身份与国际信任的关系规律;二是要正确认识美国在国际身份调整上的迟缓性和中国确定主要国际身份的特点难点;三是要从技术上寻找中美国际身份体系中的可调整之处。

“台前”与“幕后”之间:国际危机中美国“战争代理化”的策略选择

长期以来,美国战争代理化的模式差异及其原因并未得到足够关注。冷战后美国的战争代理化策略在不同时期存在程度差异。美国战争代理化决策的形成过程包括:国际危机产生-评估干预需要-选择干预策略-结束干预;具体决策时还会考虑国内观众成本等因素。通过对所选案例进行受控比较分析,在排除竞争性解释后可以发现:挑战者的行为体类型决定了在国际危机中美国战争代理化的基础值,体系压力的大小影响战争代理化程度的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