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

70年来我国冷战史研究经历了艰难的萌芽起步阶段(1950-1989)、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和持续繁荣阶段(21世纪以来)3个阶段。其特点是起步艰辛、发展快速;队伍年轻、成果丰硕;国际性强、密切联系现实;站在世界史学科前沿,比肩国际学界,某些领域甚至领先。然而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主要利用美国文献,以美国的冷战政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关注高政治议题;史料来源大都集中于各国政府档案;普遍采用传统叙事史学路径。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继续拓展研究领域;加强新的研究方法;挖掘珍稀档案资料;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冷战初期美国对法国的心理战研究——以PSBD-14c的制订与实施为例

1950年代初期,鉴于共产党在法国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过高的现状,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负责制定了编号为PSB D-14c的心理战略计划,试图以此有效遏制共产党在西欧特别是在法国的发展。从短期实施效果来看,经过法美两国的共同努力,该计划得到了很好的落实,法国共产党的力量被严重削弱。不过,受多种因素影响,该计划的最终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却仍有待做进一步考察。

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1960年代中苏关系研究之二

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入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冷战背景下新中国内部发行制度的演变与影响

为满足政府决策等需要,出版部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了内部发行制度。20世纪60年代初,内部发行重心转向出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以配合中苏意识形态斗争。70年代初,因"文化大革命"中断的内部发行工作恢复并重点转向西方的文化出版物。这两次转变使诸多有异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海外思想文化著述被引入国内,进而成为引导和推动思想启蒙的重要文化介质,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内部发行制度的演变与影响反映了外在冷战国际因素对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彰显了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

19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分歧加深,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中苏边界斗争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调和转变为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变化,公开提出了中苏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1964年中苏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使中国摆出了进攻姿态。谈判最终破裂后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冲突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此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反复较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毛泽东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在此背景下,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至1978年6月止,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国际危机谈判策略初探——以“普韦布洛”号危机秘密谈判为例

"普韦布洛"号危机是美朝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最初,美国试图以外交施压辅以武力威胁的方式解决危机,朝鲜也相应地进行了全民战争动员。随后,双方决定通过秘密谈判讨论危机的解决方式。谈判中,约翰逊政府先后采取了"先放人、后调查"、"有条件致歉"和"另签"策略,但朝鲜坚决要求对方"无条件致歉"。最后,美国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朝鲜接受了新的"有条件致歉"方案,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从本案例可以看出,以谈判解决国际危机的基本原则如下:抑制诉诸武力或采取过激措施的冲动;适时地发出谈判呼吁或接受对方的谈判建议;在讨价还价时,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设定有节制的、现实的谈判目标。

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余年,随着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逐步解密,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充分使用中方及美方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利用俄国解密档案,朝鲜战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面对历史机遇: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1971—1974)

中美关系实现和解是双方走出外交困境的需要,同时也为朝鲜问题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国政府在与美方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注意关照朝鲜的利益和要求,并承诺帮助朝鲜实现其和平统一的愿望。经过中国的外交协商及各方努力,很快解决了撤销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问题。在解决朝鲜问题中,中方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而朝方则显得急于求成。主要是因为朝韩关系转向紧张状态,美国撤军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不过,借助中美关系缓和的东风,朝鲜的国际地位和安全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在此期间,中朝关系始终保持友好并有所发展,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尽力帮助了朝鲜,尽管平壤对此并不满足。

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再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苏联解体之后,学界围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功过的争论一直存在。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公开性、民主化、构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理论观点的提出,扰乱了苏联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瓦解了共产党队伍,在此理论指导下提出的急于求成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的最终解体。但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肥沃的生长土壤。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来诠释这一现象,揭示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历史研究与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的案例种种

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责任就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发掘、梳理和解读原始档案和文献。本文结合作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实际接触的种种案例,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开放和利用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历史研究的进步往往伴随档案开放的步伐;档案本身无法解开历史的迷团,而只能依靠研究者对档案文献的认真分析和解读;档案不是神圣的,研究者要时刻警惕,谨防落入档案文献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档案文献不是万能的,往往需要以口述史料作为补充;档案的开放和公布是两个不同概念,对于研究者而言,档案的公布固然十分需要,但其利用价值远远不抵档案的开放。

激进革命与“保守选择”的对峙：关于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现代化道路之争的若干思考

冷战初期,激进革命与"保守选择"作为现代性构建的两种不同选择,曾在东亚处于对抗与竞争。激进革命一度似乎占据了上风,但终究未成为一种得以排除一切"他者"的主导性选择。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保守选择"以"亚洲小龙"崛起为标志的成功同激进革命国家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发生的内外政策转变结合在一起,不仅对东亚地区的现代性构建起到了塑造和再塑造的作用,也导致了冷战从东亚开始的转型。随着冷战走向结束,激进革命与"保守选择"则在诸多方面开始出现了"合流"的现象。

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本文主要评论2005—2007年期间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的进展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作者认为,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取得的相当可喜的成就,正在逐渐缩小与国际学术界之间的差距。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现实政治关怀与学术追求之间的统一问题、一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课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没有能够在多边关系框架中探索东西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课题。伴随着有关国家历史档案解密范围的扩大,国际冷战史研究的重心将转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各类课题研究。后冷战时期亚洲地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亦将推动中国学者更加关注亚洲区域冷战史的研究。

共产国际的解散与苏联战后大国合作战略的确立

以开展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共产国际在其活动的实践中既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又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苏联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障碍。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使苏联与美英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随着盟国对德战争的不断胜利,美国和英国对苏联的担忧增加了,并且使得苏联与美英的关系在1942—1943年上半年出现了危机。为了消除这种危机,保障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为解决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扫除障碍,作为向西方国家作出的一种友好的姿态,1943年5月,斯大林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的解散标志着苏联开始走上与美英在战后进行合作的道路。

解密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情报档案

2004年10月，我们和我们所在的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丹慧、北京大学教授牛军到美国华盛顿“水门”饭店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odrow Wilson Intem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主持召开，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下)

中共全面接收朝鲜人入党 共产国际1928年12月的决议是如何及何时传达给中共中央的．目前尚不得而知。不过，据曾任满洲省委临时书记李实的回忆，1929年6月刘少奇受命担任满洲省委书记时．中共中央交代给他的两项任务。第一是“解决朝鲜党的派别问题”，第二是帮助朝鲜“在满洲重新建党”。

同命相连:朝鲜共产党人融入中共的历史过程(1919-1936)(上)

不同于后人熟知的互帮互助、相互扶持,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但共同的命运还是让二者连结在了一起。在朝鲜境内建党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不得不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念念不忘独立建党,并把在中国的活动视为朝鲜革命之延长的朝鲜共产党人为何最终转变看法,融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且看著名中朝关系史专家沈志华先生的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