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和部队武力使用之国际法问题研究

维和行动在国际争端解决、冲突化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维和部队武力使用规则作为维和行动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其经历国际社会多次探索革新后逐步形成完善的体系架构,但其在武力使用合法性、武力使用限度及相关责任归因等问题上仍值得国际社会继续探究。中国军队自1990年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以来已走过30年维和历程,其作用发挥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已日趋明显。

论国际法在国际商事仲裁程序中的适用

与私人间国际商事仲裁不同,涉及国际法主体的国际商事仲裁主要以适用国际法为主。在当事人均为国际法主体或以协定、条约为基础的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程序法为国际法,国内法院无权对仲裁进行司法支持与监督。而在一方当事人为国际法主体,另一方当事人为非国际法主体且以仲裁协议为基础的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程序法的情况比较复杂,它既可能是国际法。也可能是国内法,但不论何种情况,国内法院强制执行仲裁协议的司法权不容剥夺。总的来说,无论仲裁主体如何。国际商事仲裁受以国际人权法为代表的国际公共秩序的制约,国家通过仲裁立法和司法履行人权义务,国际人权规则虽不直接调整仲裁庭进行仲裁程序的活动,但为获得有效裁决,仲裁庭应尊重人权规则。人权规则要求在国际商事仲裁程序法中普遍表现为仲裁的正当程序标准。

国际法与战略稳定:核领域经验及其对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启示

为了能够考察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国际法联系,需要首先对核领域在这方面的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这种安排具有如下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一,必要性。网络空间战略稳定的国际法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与核战略稳定的国际法研究存在关联。首先,不管是在战略稳定的关键要件、运作逻辑以及对主要挑战的应对路径上,还是在国际法对促进战略稳定的作用机制上,后者都为前者提供了有益借鉴.

ICT供应链安全的国际法问题

根据所涉主体的不同利益出发点和关切视角,“ICT供应链安全”的涵义不尽相同,“ICT供应链安全的国际法问题”因此也至少包含三个层次:对私主体而言,ICT供应链安全风险导致私主体受损需要追责时将涉及若干国际私法和国际商法问题;对国家而言,其为应对ICT供应链安全风险采取管制措施将涉及一系列国际贸易法和国际投资法问题;对国际社会而言,其为推进ICT供应链安全规范治理可能涉及若干国家责任法的适用和网络空间国际规范的创制问题。

论对国际社会整体义务在国际法效力层级中的地位——从奥兰海峡的通行制度争议谈起

自从对国际社会整体义务在1970年"巴塞罗那牵引案"以司法判例的形式确立后,其对国际法理论发展和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而且诸多国际公法学家在其著述中认为整体义务和强行法好比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效力层级高于一般条约义务。这种认可整体义务具有比一般条约义务更高效力层级的理论被称为"整体义务更高层级理论"。然而国际海洋法领域的近期争议,即奥兰海峡通行制度的争议打开了理论界对整体义务的效力层级进行反思的大门。假定整体义务效力层级高于一般条约义务,则奥兰海峡应当然性地适用建立在整体义务基础上的无害通过制度而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过境通行制度,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本文旨在以此争议作为切入点,重新反思整体义务在国际法效力层级中的地位。

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国际舆论异象谈双向“刻板印象”及其纠偏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获得协商一致通过,其最终案文的篇章结构和主要条款与《布达佩斯公约》保持了较大相似性。然而,与后者通过以来获得各方广泛赞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关于《公约》的国际舆论特别是英文评论,以批评性意见为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评论者对《公约》及其首倡阵营的“刻板印象”。由此这种不实指责持续扩散,可能导致各国在批准《公约》时面临更大的国内阻力,损害本次多边立法尝试的成效。与此同时,对《布约》阵营的“反向刻板印象”,同样值得重新审视与反思。

“当代国际法的现状与变化趋势”：从“大国际法”的宏观视角出发密切关注当代国际法的发展

“当代国际法的现状与变化趋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本年度立项的重大课题，课题主持人为国际法研究中心朱晓青研究员，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陶正华、孙世彦、柳华文、王翰灵、沈涓、蒋小红、李辉、黄晋、廖凡、赵建文、戴瑞君等。预计于2009年12月完成，成果形式为阶段性论文若干、专著一部。

低碳发展中的中国国际责任

气候变化引起的粮食安全、水资源稀缺、海平面升高、生态系统崩溃等诸多自然和社会危害，从根本上触及人类的生存，使得人类不得不对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系统反思，以寻求未来的发展之道。2003年英国布莱尔政府发布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标志着以减缓气候变化为主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目的低碳经济，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选择。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缔结国际条约的法律权力——以修订我国《缔约条约程序法》为视角

由于历史的原因,《缔结条约程序法》没有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缔约权做出规定。时至今日,有必要将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缔约权纳入《缔结条约程序法》。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不是国际法主体,所以其缔约权具有特殊性质。就权限而言,需要从外交与国防的内涵与外延、所谓"剩余权力"的归属以及一般授权与具体授权的区分来进行分析。就互动机制而言,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参与中央政府缔约谈判和中央政府协助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缔约谈判是需要探讨的两个方面。此外,在条约签署之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该按具体情况选择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上报国务院核准或者提交国务院备案。不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选择哪种途径,中央政府都有权对其签署的条约进行审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的仲裁庭对涉及领土主权争端的“混合争议”管辖权问题研究——法律分析及对中菲南海仲裁案的影响

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相关条款的文本分析,提出《公约》并没有赋予"混合争议"的领土主权争端以明示管辖权基础,《公约》第298条第1款(a)(i)项亦未能赋予其以隐含管辖权基础。并通过对涉及"混合争议"情形的圭亚那诉苏里南案、查戈斯海洋保护区案的分析,提出目前为止的海洋法国际司法实践,并未肯定对该情形下领土争端的管辖权。而且,将海洋争端剥离出"混合争议"进行强行裁决的做法违反《公约》管辖权限制。最后,在上述推论的基础上结合中菲南海仲裁案,提出仲裁庭对中菲南海仲裁案所涉及到的"混合争议"没有管辖权。

论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国际赔偿责任

国家的赔偿责任主要是在外层空间活动方面被接受。国际赔偿的目的并不是实际分担损失,而是分担对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致损害的补偿责任。采取切实有效的赔偿责任制度,但是并不急于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赔偿责任法律制度。要建立一个成功的国际赔偿责任制度,使受害者能够直接从经营者那里得到损失和损害赔偿,将需要在实体法以及程序法方面进行很多协调,以便外国公民能够向国家法庭或其他机关提出索赔要求。确定最近发生的环境灾难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履行预防责任。明确区分任何针对以下两种行为建立的赔偿责任制度: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和国家责任法下的非法行为。该法律制度还不应妨碍国家法律或国际私法规则下的民事赔偿责任。

论争中的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之承认与执行

传统观点认为,撤销仲裁裁决具有普遍效力,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从根本上丧失效力。但以法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在一些判例中执行了被仲裁地国撤销的仲裁裁决,从而在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我国亦有学者认为仲裁地国对仲裁裁决的撤销基本不对执行国法院产生影响,执行国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并无不当。实际上,无论从《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国际商事仲裁实践、国际商事仲裁的双重司法监督以及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来源来看,裁决是受国内法院支配的,一旦裁决被国内法院撤销,则其他国家一般不能承认与执行。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法院对裁决的撤销权受国际公共秩序和自身管辖权的制约。

一国两制下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内地与港澳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举办过三次影响较大的专题研讨会,出版了一些专题著作,产生了一批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目前,对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概念、特征、产生原因、原则、模式、内容等方面。研究成果精品不多,也没有很好地反映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跨学科特点。未来的研究应在研究方法、范围、如何更好地利用国际条约来调整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关系、如何为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规范化提供理论支持等方面多加注意。

岛屿在国际海洋划界中的作用

1 98 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岛屿在国际海洋划界中的作用没有做出规定。根据广泛的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判例 ,由于岛屿的位置和性质的不同 ,其在划界中或者具有全效力 ,或者具有部分效力 。

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国际贸易争端

当前,世界各国在低碳发展的大背景下纷纷通过法律和政策促进本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开发与利用,这些举措也造成了某些国际贸易纷争。美国针对中国的风电设备补贴案、日本和欧盟针对加拿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措施案已经进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我国商务部也针对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措施发起贸易壁垒调查。分析上述案件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裁决进展,将对各国可再生能源产业措施所引发的争端提供可予依据的判例,也能为各国的相关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符合国际法和世贸组织规则的参考价值。

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公约中的电子取证:约文比较与对我国的启示

《联合国合作打击信息犯罪公约(草案)》和《布达佩斯公约》均对电子取证的国内措施和国际合作事项作出具体规定,构成对打击网络犯罪国际规则文本进行比较研究的理想素材。《草案》在条款结构、约定事项和条文措辞等方面与《布约》类同,反映了国际社会对电子取证所涉法律问题的相近认识,同时也可解读为《草案》所代表的多边阵营试图争取布约阵营支持的某种努力。分析二者在电子证据跨境调取、内容数据侦听等规定上的差异,以及在若干立法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可为我国后续参与打击网络犯罪多边规则创制,提供可兹参考改进的研究样本。

论国际航班延误的法律规制

基于航空技术发展,航空运输的便利化优势日益显现。由于国际航班延误承运人责任界定标准不一,相关各方法律责任的划分问题冲突,扰乱了航空运输安全,减损了旅客权益保护的效力。以“华沙—蒙特利尔”公约框架下的国际航班延误和法学界主流观点为理论基础,分析欧盟和美国航班延误的处置机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对航班延误问题,应从法律层面明确航班延误的界定标准,统一国际国内的赔偿责任,探索建立航班延误保险制度,强化相关法律制度对航班延误承运人的约束。

“一带一路”视野下国际投资争端机制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往来越来越频繁,在频繁的投资往来中,首先要考虑到的便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问题,因此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有其必要性和现实重要性。对于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可以依据现有的双多边或者区域协定的基础上,构建司法、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时充分认识到现有的争端机制的诸多弊端,加强多方合作,协商,争取构建新的争端解决机构,构建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相吻合的公约体系。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得以顺利实施,惠及沿线各国。

中菲南海争议海域渔业纠纷研究

中菲南海争议海域既包括与南沙群岛主权争议相伴而生的争议海域,还包括台湾岛与菲律宾群岛之间的重叠海域。与争议海域有关的渔业管理活动和经政府授权的私人渔业活动不仅是国家行使管辖权的体现,也是对争议领土实施有效占领的重要证据。由于争议海域的渔业纠纷涉及争端方之间的管辖权或者领土主权,其解决过程中极易发生法律和政治冲突。1997年“菲律宾诉贾祟缺等人非法入境”案、2013年“广大兴28号”渔船案以及2014年“琼琼海09063号”渔船案充分体现了争议海域渔业纠纷法律性和政治性兼具的特性。中菲可以通过合作调解分歧,促进双方在争议海域渔业纠纷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