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国际法:实然描绘、应然定位以及一些核心原则

本文详述作者的"共进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progressiveness)概念,先对这一概念作为世界的实然描绘和应然定位作出阐述,然后尝试鉴别出该法的一些核心原则。共进国际法是作者自创的术语,用来描述一种以下述精神为特征的国际法:包罗万象,因而是"共同的"(co);在促进道德或伦理适度进步方面比在其他方面更为关注,且以人类繁荣为其终极目标,因而是"进步的"(progressiveness)。该法的最重要部分是对共进的倾向和对自我驱动或内在发动行为的强调。在"合作、共赢"的框架下,加上"共进"的精神会促进世界更加美好。

管辖权延伸回归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对争议案件的管辖权完全基于国家的同意。管辖权延伸理论为国家表明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途径。经过常设国际法院采用后,管辖权延伸规则首先在其传统的扩展既存管辖权的意义上被加以适用。有时法院对当事国的属人管辖权以及对于某事件的对事管辖权,已经由先前的同意而确立。在程序开始后,当事方不是通过明示的声明就是通过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来承认延展他们的同意以覆盖额外的问题。另外,有时候一个国家会单方面提起申诉以在法院前启动程序,但依赖于有缺陷的管辖基础,或者就是明确不存在有效的管辖基础,有时候还会直接地声明该申诉不在现存的管辖权范围内且法院对被告国的管辖权有待建立。这个时候,法院已接到了申诉,但是它却对申诉的实体问题没有管辖权。被告国实际上被给予了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机会。有些时候,通过明示的声明或者连续的隐含同意的行为,比如不经更多争执就论辩案件实体问题等,被告国在案件启动后会同意接受法院的管辖权。之后,法院会认为其管辖权已经确立并继续裁断争端。适用管辖权延伸概念的这一方面并非对案件提起之时既存管辖权的延展,而是确立了对该事件的"初始"管辖权。此理论的适用给刻意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家在别无他途的情况下最后的一条通往国际法院的通道。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与“国际法治”

菲律宾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部分附件七针对中国提起了仲裁,我认真阅读了仲裁庭关于管辖权问题的裁决.仲裁庭做出了一个经过仔细推敲和明确论述的裁决,我想要对仲裁庭成员及其助理们表现出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表示赞赏.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仲裁庭尝试厘清有关问题并就下面的主张做出裁决的方式,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修正与适用实践述评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至今已历25年,但国际刑事法院的实践成就却似乎乏善可陈,不仅受理的案件寥寥无几,而且在政治上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批评,特别是来自非洲国家的批评尤为尖锐。25年来,缔约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进行了重大修正,缔约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侵略罪定义与适用范围的修正案;在该规约中增添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罪行;国际刑事法院对驱逐出境罪作了扩大解释并创造性适用了间接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以扩大法院的管辖权;坚持官方身份无关性原则,并认定了该原则在习惯国际法上的地位;对被害人参与作出了有益的实践。不难预测,国际刑事法院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其管辖权并加强国际刑法的执行力,特别是对非缔约国而言,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情况可能会逐渐增多。

美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角色

美国介入国际争端解决的历史悠久,涉及的面广泛深厚。本文通过美国18世纪以来介入国际争端的实践,说明美国历史和政治中法律和外交的密切关系,分析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利用不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实践和态度,总结美国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经验,以提出可供中国未来实践借鉴的建议。美国一方面积极参加国际争端机制的构建以及通过仲裁和司法和平解决争端(包括涉及军事活动的争端)的案件,另一方面也对以国际仲裁和司法解决国际争端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态度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后开始占上风,在最近墨西哥诉美国案后进一步恶化。然而,美国仍是在国际法院案件最多的当事国之一。美国在和平贸易争端解决中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另外,美国在没有直接的物质和法律利益的情况下也积极推动其他争端国和平解决争端。美国在利用国际法院分庭机制经验良好,值得中国参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自愿与强制调解

谈判、仲裁和司法裁决是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常用方法。实践表明,谈判有很大难度,而仲裁和司法解决有比较大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调解居于仲裁(含司法解决)与谈判中间,程序上有像仲裁之处,实质上是谈判的辅助措施,且有可控性,其成果除了双方届时接受以外,不具有约束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鼓励争端各方采用自愿调解,规定排除于有约束力程序管辖外的一些争端可以诉诸强制调解,并且对自愿与强制调解的程序作了一定的规定。

国际法院柏威夏寺案(解释)判决:当事国专业失误的影响及教训

本文突出评议了国际法院"柏威夏寺案(解释)(柬埔寨诉泰国)案"判决中几个可能对国际法院诉讼法律和实践产生影响的重要观点,也指出了泰国官员早期对边界线制图及其法律后果不够重视的错误和柬埔寨前期案件的律师过小界定声索的错误,评议了这些错误对案件和两国关系的重大负面影响。

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裁决的评价

中国对南海的岛屿和其他海洋地物主张"历史性权利"。菲律宾质疑这些主张,理由是它们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符。为寻求达到这一效果的宣告性判决,菲律宾依照《公约》附件七提起仲裁。中国拒绝了仲裁程序,部分是因为其2006年的声明已将所有这类争端都从《公约》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中排除。通过检验最近仲裁庭作出的接受对菲律宾所提部分诉求的管辖的裁判,可以看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主权问题和相关的重叠海洋权益的问题的裁定并没太多帮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安全立法的成就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因应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全面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国家安全立法工作成就斐然,为维护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为破解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难题、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追求全球正义 抵制国际霸权

陈安教授所撰《中国的呐喊》一书,自德国Springer出版社向全球推出以来,已引起国内外学界同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纷纷撰文评论与回应,迄今已经收到书评14篇,并已汇辑在一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经济法学刊》第21卷第4期特辟《中国的呐喊》书评专栏,以中英双语集中发表,荟萃聚合,形成对外弘扬中华学术正气、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共鸣强音,借以进一步扩大其国内外的学术影响。

中国国际商会在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被诉一案(Animal Science Products,Inc.v.Hebei Welcome Pharmaceutical Co.,No.16-1220)中在美国最高法院提交的法院之友状词

主张概述在本案中,申请方称,被申请方参与了某种价格操纵计划,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被申请方称,该计划是根据中国法律依照政府规定作出的。中国商务部(商务部)作为"法院之友"参与程序,它自称为"被授权管理对外贸易。

论国际刑法上的共同犯罪理论

本文探讨了国际刑法中共同犯罪的五种形式,即共同犯罪、间接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组合、共谋罪和协助罪。共同犯罪是《罗马规约》中所规定的犯罪。国际刑事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结合了间接犯罪和共同犯罪的犯罪责任形式适用了间接共同犯罪的犯罪形态,但这种犯罪形态是否已成为习惯国际法,国际刑法学界尚有争论。共同犯罪组合是联合国临时刑事法庭所采用的一种犯罪形态,虽然在《前南国际刑庭规约》和《卢旺达国际刑庭规约》中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这两个国际刑庭的实践和司法解释,它是属于“实施”犯罪的一级犯罪形态,而不是一种从犯的次级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组合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基本类型,是多人以共同犯罪目标为基础的共同犯罪;第二种是所谓的“系统性”类型,适用于涉及集中营或具有严密组织系统的案件;第三种则是所谓“延伸性”的类型,适用于超出共同犯罪目的范围的犯罪,但仍是共同犯罪目的下自然的和可预见的结果。联合国临时刑事法庭所采用的共同犯罪组合和国际刑事法院适用的共同犯罪虽然形式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是惩罚国际刑法领域中领导人犯罪的重器。在国际刑法中,共谋罪和协助罪都属于未完成的犯罪,即不要求证明犯罪结果的犯罪。共谋罪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对犯罪达成合议或共识。而协助罪虽然在行为要素上与帮助和唆使有一定的重合,但它却是一种犯罪,而不是次级犯罪形态。

介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下仲裁程序?

介入国际诉讼程序仅在案件当事国的同意下方可进行,该同意要么表现为对某一类事项的一般性同意,要么表现为对某特定案件或某特定介入请求的特别同意。这一点得到条约实践的证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及其附件七并未规定介入附件七仲裁程序的同意,不过介入可通过当事国在《公约》以外的单独同意进行。附件七第5条授权制定规则,该条不允许依该附件组建的仲裁庭在没有当事国同意时制定准许介入的规则。该仲裁庭也不具有任何独立于案件当事国同意的固有权力或管辖权,在没有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准许介入。任何介入机制的变革都会给《公约》下的仲裁制度和一般国际仲裁制度带来巨大伤害。

美中法学会在基奥波尔案(Kiobel v.Royal Dutch Petroleum Co.,No.10-1491)中在美国最高法院提交的法院之友状词

主张概述提交进一步论证的问题是[美国]《外国人侵权法》(28 U.S.C. 1350)是否及在何种情况下允许法院认可以在美国以外的主权领土内发生的违反国际法之行为作为诉因。该法规定:"地区法院对外国人针对侵权行为违反国际法或美国缔结的条约提起的任何民事诉讼具有初审管辖权。"

普遍管辖权的概念、逻辑和现状

2009年以来,联大关于普遍管辖权的辩论表明人们对普遍管辖权的概念、范围和适用的认知存在很大的混乱。真正或纯粹的普遍管辖权是一种仅以所涉罪行的受普遍关注性质为根据的管辖权。普遍管辖权的概念和逻辑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每个国家均对受普遍关注之事拥有权益。普遍管辖权可成为国际体系维护其权益、保护人权和对抗有罪不罚的强有力工具。然而,一国行使普遍管辖权可能会侵犯另一国的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亦有可能滥用,从而破坏国际关系的稳定。这些正反两面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对国际法的形成过程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以致迄今只有针对海盗罪的普遍管辖权方为国际法所接受。针对其他罪行的"‘纯粹的普遍关注’型管辖权"目前尚不存在。"‘普遍关注加现身’型管辖权"的国家实践证据,尚不足以充分证明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已因此形成。允许"‘普遍关注加条约、现身并体制内属地或属人’管辖权",或者"‘普遍关注加条约、现身’型管辖权"的条约实践只局限于特定的条约体制。鉴于这种局面,"荷花号案"论调(the Lotus dictum)及现身条件(the presence requirement)的潜在适用——尤其是关于其要求轻微、程序性观点,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而值得关注。

南海仲裁案裁决无效无约束力

2013年1月,菲律宾声称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单方面提起强制仲裁,要求仲裁庭对中菲双方在南海的权益来源,包括断续线以及部分岛礁（含其属性问题）能否成为此种来源,和中国在南海一些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裁判。中国政府随即表示了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立场,并于2014年12月7日公开发布关于管辖权的立场文件,阐明仲裁庭明显没有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