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务谈判竞赛促进大学生多元能力提升的践行路径——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

文章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首先简述了国际商务谈判竞赛,然后论述了国际商务谈判竞赛促进大学生多元能力提升的践行路径,包括人员组队环节促进人际沟通与协作能力提升、谈判策划环节促进信息收集和问题分析能力提升、模拟谈判环节促进思维转变能力提升等。

中国加入CPTPP的农产品贸易效应研究--基于WITS-SMART模型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面对国际市场不稳定性,加入CPTPP有望为中国夯实农产品贸易韧性提供新契机。在考察中国与CPTPP国家农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的基础上,运用WITS-SMART模型建立局部均衡分析框架,研究中国加入CPTPP的农产品贸易效应,结果发现:第一,中国农产品竞争力整体不强,但与CPTPP国家依存关系较高,双边贸易潜力在关税完全削减时充分释放。第二,零关税情境下,贸易创造效应普遍大于转移效应,中国对CPTPP多数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大幅扩张,进口增长主要源自种植业、畜牧业部门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家,出口增长主要集中于种植业部门以及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第三,加入CPTPP显著改善了双边经济福利,不过关税损失较为严重。因此,中国应破除部门利益障碍,加强与墨西哥、日本、英国等国经贸联系以充分挖掘CPTPP国家市场潜力,释放贸易自由化福利,持续提高农产品出口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以应对加入CPTPP带来的挑战。

金融科技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正确利用金融科技、持续推动金融供给侧的体制机制改革,对于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显著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能通过提升政府财税优惠政策有效性,加大市场竞争程度,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以及增加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对成长期和衰退期或者高管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高科技和非重污染行业,以及处于数字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企业的新质生产力促进作用更明显。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国际化进程——基于海外经验与涉外风险视角

基于2010一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使企业国际化范围扩大、速度提升、节奏更具规律性;高管海外经验增加有利于增强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国际化范围和节奏的正向影响;涉外风险程度削弱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国际化范围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改变长期预期影响企业国际化进程;关键高管变更、组织风险偏好和薪酬激励水平不同时,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明晰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企业优化跨国经营管理具有现实启示。

我国种猪产业国际竞争力和贸易条件分析

生猪育种是提高我国生猪产业生产效率,保障猪肉有效供给的关键环节。对我国生猪育种国际竞争能力和贸易条件进行了计算,发现生猪育种属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事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以数量表示的种猪产业国际竞争力差,与全球最大生猪生产国地位不相称;我国种猪贸易条件不佳,得自种猪贸易的利益少;种猪进口来源集中,近期无出口。因此,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生猪种业,需要政府农业部门科学规划、科研机构高效推进以及种猪企业主动作为。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国际化战略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企业自身成长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分析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的国际化深度与广度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董事会稳定性的提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国际化深度的正向影响将增强;随着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国际化深度与广度的正向影响将削弱。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股权集中度较高、独立董事比例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民营和成熟期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本研究明晰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在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对优化公司治理、提升国际化水平具有现实启示。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研究

信贷业务是商业银行的主要盈利来源,是商业银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基于大数据、“互联网+”的模式给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对以往主要靠人为决策的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起到双刃剑作用,应加强科技创新,健全风险管理体系,还应培养金融+科技复合型人才,增强信贷人员的法律意识,同时也应加强监管,严守底线,进而促进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稳健经营。

新文科背景下专业硕士校企育人模式构建探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专业为例

文章基于相关研究背景,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务专业为例,首先阐述了新文科背景下专业硕士校企育人模式构建的思路,然后论述了新文科背景下专业硕士校企育人模式构建的方案。

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21年中国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二代涉入有助于家族企业选择国际化战略,并能加深其国际化程度,且这在具有海外背景的二代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在股权相对分散的家族企业以及制造业行业的家族企业中更为突出。研究丰富了二代涉入在家族控制与社会情感财富方面的理论发现,为中国家族企业国际化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怎样的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企业国际化经营?

数字化转型可以拓展企业国际化经营渠道,降低企业国际化经营成本和风险,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增强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由于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具有基础性作用,在数字化转型初期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比技术实践应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更大;由于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可以直接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比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更大。采用2014—2021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比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有更高的国际化经营概率和水平,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来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和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大,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国际化经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根据企业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数字化转型方式和恰当的数字技术。

新文科背景下国际商务专硕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研究

本文分析了国际商务专硕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思路与实施路径。本文认为,新文科时期国际商务专硕应具备的能力包括开拓国际市场能力、擅长国际交流能力、通晓国际惯例能力、操作国际实务能力、跨文化沟通交际能力、跨国别数字技术能力,而推动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路径包括转变建设观念、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创新联合教学模式、打造校企合作导师队伍。

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SDM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金融安全战略,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构建动态SDM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均存在空间依赖性,并且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负向直接影响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从结构异质性看,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分别存在负向和正向的直接影响,以及正向和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使用深度仅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为正向,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效应均为负向,而西部地区存在负向直接影响和“由促转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从动态视角揭示了数字金融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机制,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新视角。

外贸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

知识产权贸易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RCA指数和CA指数测算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国际竞争力并进行国际比较,进一步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提升我国知识产权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研究表明:我国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不断增强,但在国际竞争中仍处于劣势;国际专利申请量、经济自由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影响中国知识产权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因而,应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贸易发展环境,促进知识产权贸易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以提升我国知识产权贸易国际竞争力。

恒定市场份额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及其应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分析

恒定市场份额(CMS)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将微观层面的商品价格、数量、种类,中观层面的国别、产业结构,与宏观层面的市场份额和需求规模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刻画出口波动的直接因素。基于该模型,本文从总体、动态、区域、产业4个维度逐层解析2002—2021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结果表明,进口需求效应占据主导地位,需求数量和价格水平增长均有显著贡献,虽然出口竞争力效应总体表现不佳,但是品类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小幅改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出口竞争力效应显著增长,特别是数量竞争力效应大幅改善。研究还表明,上述效应在不同产业和区域既存在共性特征,也具有一定程度差异性。相对于CMS两层次分解框架,CMS三层次两极均化模型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经济学含义更加清晰,政策启示更加明确,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价值。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绿色化转型吗?

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数字化转型带动绿色化转型。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外部监督效应提高企业绿色化转型意愿,通过信息改善效应增加企业绿色化转型资源,通过生产智能化效应提升企业绿色化转型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以2010—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技术创新、生产水平、环境保护、社会评价4个维度的8项指标综合评价企业绿色化转型水平,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促进效应在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非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媒体关注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生产智能化水平等路径来促进企业绿色化转型;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但该调节效应在重污染企业中不显著。因此,应重视和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大力推进信息平台建设,以数智化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环境规制制度体系,有序推进企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城市经济活力——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混频回归

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夜间灯光数据衡量城市经济活力,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活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了内生性与稳健性后结论仍然成立,而促进就业、专业化分工与生产效率是其作用渠道,媒体关注度与数字普惠金融是具有正向影响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市场集中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城市经济活力的边际影响更强,数字化转型对高城镇化率的城市经济活力的边际影响更强。结合宏观地级市与微观企业数据进行混频回归,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城市经济活力的相关研究,在当前“从微观视角研究宏观问题”与“基于宏观背景研究微观问题”的大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有助于政府、企业等相关主体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以及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从而更好地实施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东道国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在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和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绿色转型已成为中国跨国投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驱动跨国投资企业绿色转型的因素不仅包括本国的制度和文化,而且包括东道国的环境规制。以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东道国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会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倒U型影响;政府环保补助可以提升企业对东道国正式环境规制的容忍度,但是会抑制企业在东道国环境规制压力下的绿色转型程度;东道国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海外收入的利润反馈机制和海外技术逆向溢出机制影响企业的绿色转型;企业内部的数字化程度和组织冗余水平会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东道国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从国际经济循环视角研究东道国制度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对优化企业跨国投资经营和政府政策完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研发“粉饰”与股价崩盘风险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可实证检验研发“粉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研发“粉饰”的上市公司,有研发“粉饰”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后依然成立,而且在非国有企业、高制度环境地区中,企业研发“粉饰”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严重。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大股东减持是研发“粉饰”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的中介机制。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ESG表现——基于董事会互动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ESG表现备受关注。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系统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情境特征、传导机制和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ESG表现越好。调节效应检验发现,随着董事会互动程度的提高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降低,非正式层级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内部控制、创新效率是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企业ESG表现的重要机制。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通过改善企业ESG表现进而显著提高企业价值。

外资股东愿意参与精准扶贫吗?

精准扶贫是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特殊表现形式,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外资股东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资股东愿意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具体而言,与没有外资股东的上市公司相比,有外资股东的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与精准扶贫投入力度都更大,而且外资股东数量越多的上市公司,其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与精准扶贫投入力度也更大,这一结论在控制了稳健性因素与内生性因素同样成立。不同情境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外资股东对精准扶贫的推动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低制度环境地区、低股价崩盘风险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提供了外资股东对精准扶贫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精准扶贫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