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论伊拉克战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伊拉克战争研讨会综述

3月24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召开伊拉克战争研讨会。宋明江所长和一些资深研究人员在会上发言，就战争性质、前景、地区格局、大国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和讨论。现将一些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国际问题专家透视热点国际问题——从约旦爆炸案看中东局势变化

最近，笔者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代表团出访埃及、约旦和伊朗三个中东国家。此行主要目的是与这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就当前的中东形势及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进行学术交流。就在我们结束访问回国不久，约旦首都安曼发生了连环爆炸案。尽管作为一个中东问题的研究者，笔者对约旦因地缘政治原因造成其安全环境的脆弱性早有认识，但这一事件依然令我们感到十分震惊，它完全打破了刚刚结束访问时，安曼至少在表面上给我们留下的平静而安宁的印象，增添了我们对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忧虑和不安。

“全球挑战和亚太合作”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综述

2012年6月3日，“全球挑战和亚太合作”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德国、瑞典、印度、印度尼西亚、香港和北京等地的国研院顾问与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向这批国际顾问汇报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强调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的三个特点，一是重视“整合”，即在研究人员个体研究上强调团队和计划；二是突出“专业”，即在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化建设服务上强调专业重点，如世博会和地方官员国际化教育等；三是强调“理论”，即在为国家外交服务上重点在理论、理念和战略的构建。国际顾问们高度评价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年来的工作，并对如何进一步提升研究院科研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提出了各自的真知灼见。

中国全面崛起的群体担当--专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阎学通

当“鸟巢一代”成为社会主导者后，社会将更加关注公平、公正、正义与和谐 人民论坛记者：社会上曾经对“80后”、“90后”出生的“鸟巢一代”有过很多负面的声音和质疑的目光，您是如何评价“鸟巢一代”的？“鸟巢一代”与他们父母一代最大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一个中国国际问题学者的思索

2006年8月,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出席美国阿斯彭战略小组举办的“迈向21世纪的中国”国际研讨会,深感国外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渴望。当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的时候,中国是否做好了准备向世界说明自己呢?同样是今年6月,在德国德累斯顿出席一个关于全球治理的国际研讨会,当时虽然恰逢世界杯足球赛开幕,但没有多少心情去看球,会上出现的一个插曲却引起了我的诸多思索。

拜登政府执政后的重大国际问题笔谈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严重,恢复经济、控制疫情、弥合国内社会撕裂等成为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而且由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些对外政策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美国两党在一些领域也有共识,所以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拜登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将以延续为主、调整为辅。同时,鉴于拜登阵营的建制派背景,其在国际问题上将更注重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相关政策。具体而言,在亚太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将大于变化;美欧关系将有所拉近;中美俄和美欧俄战略三角关系的调整将对美俄关系未来产生影响。拜登政府以重振美国国际领导权为重要目标,对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将产生较大影响。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拜登政府将努力消除特朗普政府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在重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性行动。在科技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基调将得到延续,中国需努力遏制双方关系恶化的势头,为自身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专文——战争与和平的新特点 从未来战争大趋势看中国和平崛起对外战略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剧变，对于战争与和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冲突与战争出现了新特点和趋势，人们对于和平与安全也有新要求和新思考。

金仲华与世界和平运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成立60周年纪念专文

金仲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杰出的人民外交家。本文通过金仲华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的主要过程,回顾了他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理事、理事会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为促进世界和平、拓展新中国外交舞台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本文从外交史角度,通过对金仲华参与世界和平运动外交实践的梳理,从一个侧面反映新中国外交从初创走向成熟的过程。在促进世界和平事业上,金仲华作为国际问题专家,围绕民族独立与国际安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停止朝鲜战争等局部战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人民外交活动,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世界和平运动的功能、意义和效果进行了理论总结。在促进新中国外交发展方面,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副主席起草和修改会议演说稿,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系统阐述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总体要求、展现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和开展合作的愿望。在参与世界和平运动的过程中,金仲华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敢于和善于斗争,展现了人民外交家的风采和智慧。在国际舞台上,金仲华和当时外交战线的其他同志一起努力实践,逐渐形成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方针,为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下世纪初中国国际环境的若干思考──谈谈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几个争论问题

下世纪初中国国际环境的若干思考──谈谈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几个争论问题何方近年来常读到一些谈论２１世纪中国国际环境的文章，许多看法是一致的，但侧重点和倾向有很大不同。有的认为机遇难得，可以大有作为；有的认为形势严峻，不宜过分乐观。见仁见智，都有启迪。因为...

“通向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和发展中国家”国际研讨会综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组织发展中国家气候大使和专家协调谈判立场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这次会议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发展空间和国家利益。随着哥本哈根会议日益临近,气候变化谈判形势更加艰巨和复杂。

英文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创刊预告

英文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即将于今年12 月由外交部直属研究机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发行。这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国际政治类英文季刊。她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而来,含有浓厚的改革开放气息。二十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与其他国家人民的交往愈来愈频繁,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越来越紧密地相联在一起。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

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新科技革命与国际秩序转型变革

科技革命蕴含着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动力。从历史来看,科技革命通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军事技术进步和创造新的技术领域,改变了国际秩序中的国家间权力结构、国内结构、国际规则规范和冲突解决机制等关键要素,实现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转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并展现出了一些新的技术特征。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在识别这些技术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并抓住规则竞争期、机制生成期和动荡变革期的机遇,推动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

国家间权力关系视域中的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技术与权力的深度耦合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互动的成本收益评估,进而影响国家的策略选择。在人工智能时代,各国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基于不同目的开展国际合作或发起国际竞争,以权力互动获取全球范围的增益。通过对人工智能国际竞合关系背后的权力逻辑进行解析,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些转变的深层含义,也会为缓解国际竞争紧张局势、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国际地缘大变局下的越欧班列规划与中越铁路对接

越南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外贸驱动。随着外贸总量的不断扩大,原有以海路为主的外贸线路不仅日益难以满足对外货运的需求,而且潜藏着安全上的风险,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则进一步暴露了越南海运能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在此背景下,越南提出了越欧班列规划,试图通过中越铁路对接或者通过中南半岛东西交通走廊经印度和中东西亚打通连接越南—欧洲的外贸新通道,改变过度依赖海路运输的不利局面,实现外贸路线的多元化和均衡化,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随着俄乌冲突、中东乱局和红海危机等一系列地缘变局的发生,经中南半岛和印度洋的方案最终搁浅,而通过中越铁路对接,在中欧班列的基础上建设越欧班列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中越两国铁路对接意味着中南半岛南北铁路交通线与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完全联网,并进一步将中国、中南半岛、中亚、中东、南亚和欧洲连为一体,不仅将为中越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更将为中国周边和中南半岛地区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助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历程及其演变逻辑

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俄罗斯全盘接受并极力融入美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2007年,俄罗斯开始质疑和反思美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制度标准和地缘安排,但依然希望被接纳;2008年至今,俄罗斯逐渐放弃对美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幻想,并开始反击其地缘安排。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意味着俄罗斯对美西方秩序的彻底反击,并提出和推进其多极世界秩序构想。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认知历程是其自我认知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断调适的产物,其形成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主要包括俄罗斯的大国梦想和历史文化传统、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以及世界政治的客观形势。

国务院与罗斯福政府国际托管制度构想的蜕变(1941-1945)——兼论战后国际秩序构建中的美国主义

1941—1945年,国务卿赫尔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策划、讨论和起草了联合国托管制度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国务院日益偏离了总统罗斯福最初的路线构想,不仅主动大幅收缩了托管制度的适用范围,而且调整了托管制度的性质定位、权力结构和组织程序,深刻影响了联合国托管制度的走向。这一调整是国际压力与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精确地表达了二战后美国社会走向国际主义、承担全球责任的性质和限度。从根本上说,美国的托管制度方案是国务院从唯我独尊的美国主义出发,将民族自决和种族主义、门户开放与门罗主义、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等各种矛盾调和起来的产物,本身就蕴含了失败的种子。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政策性金融:理念与实践

我国在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上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作为中国特色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我国政策性金融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构建新型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塑造国际发展合作议程、推动国际发展融资治理有效性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需紧跟国际发展大势,继续拓展深化国际经济合作。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专题① 广东高质量实施RCEP的特征、问题及对策研究

高质量实施RCEP是广东促进外贸转型和建设贸易强省的新机遇,也是推进广东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新动力。从实施情况看,广东与RCEP区域已经形成具有广泛共同利益的经贸合作格局和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供应链贸易和跨境贸易成为广东与RCEP区域贸易往来的典型特征和新增长点。但是,也存在同日韩经贸往来面临下行风险、区域产业链布局空间有待拓展、制度性开放需更提升、进口拉动作用有待挖掘等问题。为此,广东需要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战略合作、生产网络核心节点地位、规则对接和使用、进口贸易功能、开展人文交流和民间外交、携手港澳开拓国际市场六个方面下功夫,打造RCEP区域贸易枢纽,稳固广东经济提升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