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古寫本《廣弘明集》考論——以七寺本和金剛寺本爲中心

《廣弘明集》是唐高宗朝僧人釋道宣棄編的弘法文獻總集,是研究中古歷史、宗教、文學乃至文化的重要文獻。國内保存的《廣弘明集》以12世紀以後的刊本大藏經局主。20世紀以來隨著日本開展的古寫經相關調查研究的深入,一些深藏在日本寺廟的古寫經開始鶥學界所關注。其中既有中土佚失之珍貴文本①,更有中土存世文本中早期版本的傳抄本②。

唐密五大愿及其在日本佛教的发展

与现在流通甚广的“四弘誓愿”不同,唐代密教流行的是另一种独特的“五大愿”(一者众生无边誓愿度,二者福智无边誓愿集,三者佛法无边誓愿学,四者如来无边誓愿事,五者无上正觉誓愿成)发愿方式。此“五大愿”是中国唐代密教大师翻译典籍中采用的一种发愿方式,虽然其在唐朝之后并无发展,却在日本入唐僧人将其传入日本之后兴盛,与另一发愿方式“五誓愿”共同成为日本真言宗(东密)与天台宗(台密)共同认可且使用至今的正式发愿方式。唐代佛教对日本佛教影响巨大,因此从日本佛教中重新反观中国唐代佛教的样态与精神,这对我们了解自身文化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佛教角度看人道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保证每个孩子都能接触教育所做的努力与古佛教传统理念是殊途同源的。佛教创始人佛陀推翻了古印度吠陀和婆罗门传统思想,进行了一次革命性运动,面向全体民众打开教育的大门~①。在他45年弘法生涯中,他徒步四方,传播最新的教义,为人们指明脱离苦海的道路。因此,他常被看做是"天人师"(devamanussānam),并将著名的非正规教育制度带到了古印度。尽管人类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心智仍有待提高:冲突、暴力和战争仍在世界许多地区不断发生。部分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当务之急是将教育体制人道化以维护不同文化国家之间的和平与尊重。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研究以下几点:(1)我们为何需要人道教育?(2)在当代教育体系中有提倡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必要吗?(3)早期教育体系中的佛教价值观(4)人道教育有助于预防危机等等。

“印度学佛教学日韩联合国际学术大会”纪实

2002年7月6日、7日,“印度学佛教学日韩联合国际学术大会”在韩国东国大学隆重召开。笔者有幸躬逢盛会,为了对读者诸君了解近邻国家的佛教研究现状有所帮助,特记述会议一斑,并简单介绍一下相应的背景知识。

敦研178V《佛说八师经》译者小考

敦煌遗书保存了大量佛教文献,有些虽然已被历代大藏经所收,但也有不少未入藏的文献。本文所讨论的敦研178V文书即属于未入藏文献之一。该文书图版见《甘肃藏敦煌文献》第1卷,卷末所附解题比定为《佛说八师经》,并提示它不是历代所传的吴支谦译本,而是失译人名的别译本。本文主要在对照敦研178V文书与支谦译本内容的基础上,通过目录学考察对该文书的译者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认为该文书有可能是《历代三宝记》所著录的东晋竺昙无兰译本。竺昙无兰译《佛说八师经》散佚已久,敦研本的出现,为研究竺昙无兰译经以及中国佛教汉译史提供了一份新的资料。本文最后附带提到敦研178V与南京博物院藏敦煌遗书《分檀博达经》(拟)前五行文字的关系,比定该文书前五行文字是《佛说八师经》,所存内容相当于敦研178V的后残部分。

《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写本〈四分律小抄一卷〉(拟)残卷研究》再商榷

"王伯敏先生藏敦煌唐写本《四分律小抄一卷》(拟)残卷研究"一文,是黄征先生所撰,该文发表后,宗舜法师曾对其中的一些误失有所商榷。为了使这一残卷得以更好地整理与研究,笔者不惴浅陋,就其录文与校记,再提出若干商榷意见。

敦煌本《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残卷缀合研究

《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是《大乘百法明门论》的注释书之一,由唐代河西僧人昙旷所撰。根据普查,在敦煌遗书中,此书现存有76号,大部分为残片。本文通过对这些残卷的内容、裂痕、行款、笔迹、书风、纸张等方面的分析,发现其中有38号残卷可以直接缀合,或间接缀合,共可分为13组。这一缀合工作,为今后整理和研究《开宗义记》奠定了前期的资料性基础。

“崇宁藏”与“毗卢藏”之称谓及关系考实

长期以来我们称东禅寺版“崇宁藏”、开元寺版“毗卢藏”的习惯,已让二者成为一组对立概念,从而反映并强化了我们对雕藏寺院的宗派隔阂和竞争意识的想象。那么,“崇宁藏”和“毗卢藏”有否可能并非对立或对等的概念呢?它们在由来、存在时代、涵盖范围等方面,是否确实相同呢?这些问题若不澄清,我们的讨论就缺少稳定的对话平台和依据,妨碍学术讨论的推进。因此,本文拟以“崇宁藏”和“毗卢藏”概念为线索开展讨论,指出史料中存在的几点问题,通过去除观念上的障碍,钩沉福州二藏的真正关系。

《福州藏》百年学术史综述

福州藏包括东禅寺版和开元寺版两种大藏经,属于第三类南方系统刻本大藏经。这两种刻本大藏经,不但开启了私版大藏经的先河,也是我国刻本大藏经的主流系统江南大藏的起源。在汉文大藏经史中,福州二藏肩负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研究二藏的雕造史,有助于理解汉文大藏经从北宋官版向南宋私版转型的过程,也为今后研究其他江南诸藏积累经验和拓宽思路。为了批判性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推动日后的研究发展,本文将首先简要地概括福州藏的定义和特征,然后回顾中日两国学者关于福州藏的百年学术积累。

後思溪藏版大藏經目録研究——現存文本及其相互內在關係之考證

《安吉州思溪法寶資福禪院新雕大藏目録》,是後思溪版大藏經的目録,現存有以下四種本。分別是《大正新脩大藏經》別卷《昭和法寶總目録》卷一所收本(《昭和法寶本》)、《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106册所收本(《中華藏本》)、美國國會圖書館攝影縮微膠片(《LC微捲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刊本(《故宮本》)。這幾個本都是以故宮本為底本衍生而出的,故其内容并無不同之處。不過,故宮本中包含有後世在日本補寫的内容,而在《昭和法寶本》《中華藏本》《LC微捲本》中,無法判別哪些内容是刊刻的部分,哪些内容是補寫的部分。因此,以目録為基礎對後思溪版大藏經進行研究時,就必須使用《故宮本》,以區分判別南宋刊刻部分與日本補寫部分。

近年日本古寫經研究概況——以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日本古寫經研究”爲中心

近年,'日本古寫經研究'主要是以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爲據點而展開的。2005年,本校申請通過了日本文部科學省私立大學學術研究高度推進事業'奈良平安古寫經研究據點的形成'項目。本項目的通過,從某種意義上說,標誌着'日本古寫經研究'的正式展開。本項目爲期5年。於2010年3月結項之後,本校再次向文部科學省申請了古寫經戰略性研究課題,名稱改爲'東亞佛教寫本研究據點的形成'。

兴道道邃与西明道邃关系考辨

唐代“中兴天台”之祖荆溪湛然的嗣法弟子兴道道邃,是继湛然之后天台宗的重要人物,成为天台十祖。此外,道邃为日僧最澄传授天台法门,被日本天台宗尊为“始祖”,可见他在中日天台教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然而,遗憾的是,《宋高僧传》等道邃的传记史料中,关于他的生卒年以及事迹记载不详,弘法行迹不明。本文首先根据日本所收的兴道道邃的传记,推定他的生卒年代以及活动范围,然后通过唐代圆照撰《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以及《宋高僧传》中记载的西明寺道邃的事迹的考察,推定两道邃之间的关系。

对于龙树《回诤论》第四颂的再检讨

《回诤论》(Vigrahavyāvartanī)传统上被认为是龙树亲自著作的论书。该论梵藏汉本俱全,对于研究龙树的空观思想而言,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因此,对于《回诤论》文本的正确解读,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对于《回诤论》第四颂颂文部分的解读,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读为否定的否定(pratis.edhapratis.edhah.),一种认为应读为否定与被否定的对象(pratis.edhah.pratis.edhyah.)。本文将从义理、译本及正理派的思想出发,对此问题进行再检讨,欲在确定此处最适合的读法与翻译。

净影寺慧远《胜鬘经义记》之烦恼论

《胜鬘经》的四住地烦恼与无明住地烦恼,是为补充此前诸经理论的不足而提出的新理论,为烦恼论发展史上一大转折点。净影寺慧远的《胜鬘经义记》以其独特的思路对《胜鬘经》的烦恼论进行了解释。本文主要通过对慧远的五住地的解释、五住地与二障及烦恼与识的关系着手,对慧远的理解进行整理,以期把握其思想史上的意义。

金刚智弟子大智禅师小考

《宋高僧传》卷一所载金刚智弟子大智禅师,长期被学术界认为是北宗神秀的弟子义福。徐文明先生对此虽有怀疑,但没有进一步论述。本文利用《释氏稽古略》的一条注释,并结合相关历史事实,论述金刚智弟子大智禅师并非义福,而是道氤的观点。本文的研究,一方面使得学术界基于金刚智与义福的师徒关系来讨论开元时期禅密交涉的问题失去了前提;另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道氤修学内容的认识。

福州東禪寺版大藏經目録的研究

唐代中期以來,福建佛教漸趨興盛,唐末的威武軍節度使王潮(846-898)以及五代閩國之主王審知(862-925,909-925在位)皆以護佛聞名。南唐保大二年(945)閩國滅亡後,福州歸屬吴越國,吴越錢氏亦篤信佛教。時至北宋,福州號稱“佛國”,寺院的地位崇高、經濟實力雄厚。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北宋後半期,一向以印刷業和造紙業聞名的福州,迎來了兩部刻本大藏經的接踵誕生。兩宋之際誕生的“福州藏”,一方面繼承了唐代寫本大藏經的傳統,另一方面則開創了私版大藏經的先河,是宋元代江南系統大藏經的源頭。

天台教典的海外回流及入藏始末

天台教典的流传和入藏经历过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唐末五代之际,它于中土一度失传,后由吴越国从高丽和日本请回并雕造了杭版天台教典。吴越杭版是北宋官版开宝藏本和南宋福州藏本天台教典的源头,因此天台教典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以及大藏经史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以往的讨论偏重天台教典于吴越国时代的回流以及北宋的入藏,却很少关注其在南宋时代的动向。事实上天台教典的入藏并非单独事件,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历史过程,南宋的再度入藏即为此历程的终点。结合宋版大藏经和其他佛教史料,本文将对天台教典的回流和两次入藏的经过作整体性观照,对一些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新解,钩沉不同藏经系统之间的深层关联。

从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入藏看藏外佛经的入藏基准

《开元释教录·入藏录》被认为是历代汉文大藏经的入藏基准。菩提流志译《须摩提经》不见其中,属藏外佛经,却在日本平安后期(12C.)古写经中得以发现。日本平安后期古写经,可以追溯至奈良时代(8C.)从中国长安带回的写经。日本国家书写一切经事业,就是以《开元·入藏录》为基准,分别抄写了入藏和不入藏佛经。《须摩提经》在北宋开宝藏中的入藏,表明在汉文大藏经形成的初期阶段,《开元·入藏录》的权威性基准地位并未形成,各地域诸寺院仍有各自的入藏取舍标准。开宝藏以降的高丽再雕藏、北方系统契丹藏和江南系统诸藏依据自身编纂方针,对《须摩提经》的入藏作有不同的取舍。流志译《须摩提经》是否入藏的过程,是《开元·入藏录》作为汉文大藏经基准地位确立的验证和典型个案。

富永仲基及其批判精神

富永仲基是日本思想史上一位具有独创性的重要思想家。本文重点考察他思想中贯彻的批判精神并简略地分析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批判精神主要表现在:(一)“加上”法则。即用来揭示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批判研究方法。(二)“诚之道”。即反对泥古、反对教条,强调“道”的现实实践性。(三)“三物五类”。即揭示思想学说的历史、地域、派别、语言方面的局限性和普遍性,进而提倡客观、批判的研究态度。

日本藏无准师范传记新资料及其价值

有关无准师范生平的原始资料,至今为大家普遍熟知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南宋禅僧道璨(?—1271)所撰的《径山无准禅师行状》;另一种是南宋文人刘克庄(1187—1269)所撰的《径山佛鉴禅师墓志铭》。本文关注由侍者德如所撰的《佛鉴无准禅师行状》。该行状原藏日本京都东福寺,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本文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在调查原件现况、形态的基础上,围绕本行状的形成背景、作者等问题进行一些基础性的探讨,并依其内容,举例说明本行状对无准生平研究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