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亟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体系,来激励农业生态服务供给、降低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国际上针对农业生态补偿进行了大量有益实践,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本研究在大量文献和政策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国际农业生态服务的类型,分析了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的执行机制,包括补偿对象、补偿标准、价格机制和执行部门设置等关键环节。并进一步比较了农业生态补偿政策与其他农业生态保护政策的特点以及适用的领域,认为农业生态补偿政策在执行成本、政策可行性以及收入分配公平性上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国际经验对中国农业生态环境政策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农地产权制度的演进及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土地政策一直沿着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增强农民信心的方向前进。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作出规定。此外,国家层面早在1998年的《土地管理法》中就对土地调整作了明确的规定。虽然相关政策已出台多年,相应的绩效也基本释放,但实际执行效果到底如何?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演进,然后基于全国8省的调查数据对农地产权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出台了众多的文件和法规进一步保障农地产权安全,地方政府也基本上落实了国家关于强化农地产权的有关规定,但部分政策存在落实不到位的现象。

中国与亚太的安全秩序：“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权力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秩序的转变。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在总体上一致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亚太安全秩序正在随着中国权力的提升而改变。中国政府"双边与多边"的地区秩序理念以及中国权力地位的提升导致了亚太地区秩序转型,并揭示了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和组织以及与美国在地区秩序理念上的兼容性。正是这一兼容性不仅确保了中国权力的提升不会导致地区秩序的断裂,而且会大大促进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谐。中国的认知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和谐世界"与之相应,因此,中国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努力建设一个确保地区和平与全球和平的环境,进而确保专注于国内的和谐发展。

从移民企业家到跨国商人:绍兴印度人的人类学研究

文章以文献回顾讨论了关于印度商人的民族志研究,说明印度商业活动受到学者关注的原因,分析了移民企业家这个概念为什么不能解释今天日益频繁的跨国商业模式。研究绍兴的印度商人,可以为学界提供及时的案例,让我们更了解印度跨国企业的内部运作。

欧盟扩大后的多边治理

欧盟扩大被认为是对现有治理体系的一种外在冲击,它扩大了欧洲的公共空间,也使得这种公共空间多样化。在这种新的环境下,等级制的治理模式越发显得缺乏解释力,欧盟不得不采用更为灵活、分权和软性的治理模式。

沙特外交政策转向中的家族政治动因

自2015年萨勒曼国王上台以来,沙特一改往日居中调停的稳健外交形象,在中东地区发动了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攻势。与此同时,沙特王室家族内部的政治争斗迭起。作为绝对君主制国家,沙特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萨勒曼政权对外政策制定与王室政治的关系突出表现为,沙特家族内部的权力博弈导致执政者倾向于通过采取进攻性对外政策来转移内部压力并攫取更多权力。从历史来看,这种压力转移式集权策略并非毫无限制,而是受制于多重因素,特别是内部分裂程度与外界反应强弱的影响。

在美国体验对孩子的人格教育

培养拥有健全人格的新一代,无论家庭或是国家,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然而,当下教育问题层出不穷,许多家长给孩子的仅是身体生长的营养需要,关心的只是孩子的考试成绩,没有关注到孩子的精神需要和更深层次的人格塑造。好的教育不仅来自学校,更来自与孩子朝夕相处的家长。这要求家长不仅有教育的艺术,更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不仅要让孩子从小树立远大志向,更要分得清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并择善而从之。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论述,就饱含着这样的殷切希望。以下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谈了家长如何培养人格健全孩子这个话题。有的谈给孩子制定美德计划,建议塑造孩子良好的性格、培养好习惯;有的则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谈美国对孩子的人格教育;有的则建议和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这些文章观点新颖,内容实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家长朋友们不可不读。

19世纪上海的西人帮会

近代上海华洋交接,五方杂处,这种社会格局使它成为帮会组织扩张势力的沃土。青帮、洪帮等中国传统帮会组织活动的猖蹶,构成上海近代社会史上色彩浓烈的一页,似乎人们耳熟能详。然而,迄今仍鲜为人知的是。

中美关系、一带一路、亚投行战略及亚洲再平衡——专访政治学家约瑟夫·奈

中国将它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转化为巧实力,在今天虽然防止了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对它怀有敌意的联盟,但并非一劳永逸约瑟夫·奈是哈佛大学的大学杰出贡献教授(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曾任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并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

中国面向市场改革的一些问题

中国与东欧国家体制改革的比较 到目前为止,东欧的经济改革可以说几乎是不成功的。即便匈牙利是取得某些成功的国家,这种成功也是相对的,甚至是极为有限的。宣布实行的新经济机制大部分实际上长期没有起作用。最近匈牙利关于“改革的改革”的争论证明改革是有缺陷的。在象民主德国这样一些经济成效稍好的东欧经济中,那里的“改革”

尼日利亚的另一面

只有借助包容性稳定增长,尼日利亚才能逃脱博科圣地等暴力组织的魔掌,赋予尼日利亚人理应享有的安全与繁荣2014年,尼日利亚深受负面舆论困扰,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于当年4月绑架了200多名在校女生,此外还发生了一系列残酷的绑架、爆炸和谋杀活动。尽管事态发展注定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忧虑,但这些不应埋没尼日利亚近来取得的成就。

区域国别学的国际经验与前景探索--蒂莫西·尼布洛克教授访谈

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已被纳入交叉学科类别下的一级学科目录。如何进一步开展符合目前国内实际的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并在研究及教学的同时推进新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构建,已成为学者们关注和探讨的热点议题。中国学界在现阶段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议题进行的探讨具有前景,同时也会与国际层面的实践工作形成映照。近年来,当代意义的区域国别研究蓬勃发展,中国相关工作的立足点及展现出的新特点和高速率,有别于不同时代一些西方国家的案例。除了可加以利用的资料和经验积累,中国在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中所展现出的基于研究实践的理论和方法探索,以及有关研究组织架构的新特点,体现了区域国别研究在当前和未来一个阶段的引领性特点。但与此同时,结合实际工作及阶段性目标的要求,从学理探索到具体科研工作组织,甚至还包括对广大“南方国家”的关注和交流工作,都是建设新交叉学科需要投入精力的重要方向。与国际同行就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具体工作方面和衍生出的新问题进行对话和探讨,将为当前中国国内建设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符合中国在未来一个阶段的优先智识需求、培养全面深入掌握跨学科区域国别知识人才的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强势治理及其脆弱性

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在埃尔多安时期显示出鲜明特点,如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繁荣,借力于宗教获取选民支持,置军队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通过欧盟践行自身的政治议程和寻求合法性,推行"零问题"睦邻外交等。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的政治治理进一步暴露出脆弱性,折射了中东内生问题、土耳其自身结构性问题及对局势的误判。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在内政方面进行大清理、对外交做出大调整,将国家发展带入拐点,增加了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整合还是解体--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时代的欧盟危机

欧盟危机最根本的来源实际上与时代的变化有关:二战后的欧洲人普遍将欧洲整合看作脱离刚刚经历过的战争、灾难、落后、专制的希望,联合的欧洲象征着进步与和平;但今天的欧洲人却不再普遍分享这一视角,他们反而会将欧盟看作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成因,而且这种认识并非没有道理。在今天,欧洲不再是一个目标,因为它是现实,而现实肯定不如理想美好。具体而言,导致欧盟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东欧的转型、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若干重要维度、欧洲货币联盟的缺陷、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缺席、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的影响、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欧洲自我认同的变化等。一方面,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可能被民粹主义者利用,而民粹主义具有如下四个特点:诉诸"人民"的直接正当性、"人民"与"其他人"的划分、民族主义、非理性的叙事。另一方面,民粹主义的抬头又与互联网造成的新媒体图景有很大关系。重重危机之下的希望在于,只要中左翼的力量能重新赢回其传统选民,并妥善处理欧元区的长期缺陷,欧洲仍然可能有乐观的前景。

中国在联合国中的责任与担当

联合国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积极发挥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主要场所。联合国作为全球核心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对自身地位的关注以及中国规范与原则和联合国某些规范与原则之间的互补性可以解释中国行为的这一变化。中国作为安理会"五常"之一,安理会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中国实施对某些行为的限制和许可能力,以及对特定行为赋予合法性或削弱合法性的能力;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能够有效运用联合国大会体系表达其广泛的政治和道义诉求;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积极参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非战斗力量走出去及其能力建设也很有助益。中国积极介入当地的斡旋外交,在收益上存在不确定性。总的来说,中国更多参与联合国的部分核心活动所承担的国内与国际成本相对较低而潜在收益巨大,同时,联合国也是中国可以有效依托的表达其世界观与全球秩序观的平台。

俄国学术史视角下的高加索研究:体现“边界”属性的特别案例

高加索是大众熟知的地理概念,但高加索山脉作为地理分界的属性却难以聚合被称为“高加索地区”的明确地域范围。在涉及高加索地区的学理性研究中,由于研究视角和目的的区别,其地域划定存在多种版本,其困难在于高加索自身就附带有“边界”的涵义。对高加索地区的关注、资料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因地区的“边界”属性而生发出独特的问题和议题,与此同时也面临不少基于在地化因素的现实困境。俄国是近代以来与高加索存在深度接触的国家,在高加索研究方面具有厚实的资料和学理积淀,因而对其加以梳理是贯通学术研究脉络的必要工作。从18世纪后期至当前阶段,高加索与俄国的接触和结合存在不同版本,但俄国中心地带对于高加索作为“边界”的意识和所赋予的战略意义未发生改变。基于俄国关于高加索稳定的战略定位,涉及高加索研究的内容也清晰体现出独特的“边界”性。在当前区域国别研究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高加索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其原因之一也正在于它是体现“边界”属性的特别案例。

重塑公共问责:德国、挪威和丹麦的医院改革

本文研究的是近来欧洲医院改革过程中的多层级福利治理和公共问责问题。通过聚焦德国、挪威以及丹麦医院改革中的中央与地方治理之间此消彼长的互动态势,我们提请人们关注传统问责机制的重塑问题。本文认为,由于财政压力不断加大,企业化(corporatization)和专业化已经逐渐消解地方政府在医院资金和规划方面的决策权。中央政府收紧了对医院改革路径的总体控制,却把重要的职责下放给了医院层面。多层级式的治理推动公共问责关系向更具管理型或专业型方向重塑。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人们或许会从本文的研究中认识到,如果改革是为了回应政策压力,那么随之而来在问责关系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变化,将有助于改变行政、管理和专业工作的环境压力和限制。由于挪威、丹麦和德国的卫生保健改革有助于促进企业化、集中化和节约化,因此有理由期待厘清官员的责任(负何种责任、如何负责任),还有可能改变和凸显政策目标与实际的管理和专业绩效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