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图”到“草图”:音乐创作与表演

以乐谱捕捉音乐思想具有暂时性与片面性,表演者在声音和时间中“激活”音乐符号,是无止境的修正过程。草图研究在挖掘创作思维、理解作曲家在声音与时间上的音乐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也对音乐表演产生直接影响。肖邦钢琴音乐中的“假设性”风格特性并不具有绝对的稳定性。探究汇集不同草图的集注乐谱与手稿,可为音乐表演中以最佳方式表达音乐作品的历史感和风格感提供帮助。

血塞通与曲克芦丁治疗脑梗塞的对照研究

目的对照研究血塞通注射液与曲克芦丁注射液对脑梗塞治疗效果。方法选择186例脑梗塞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94例,用血塞通600mg静滴,每日1次,14d为一疗程;对照组92例,用曲克芦丁480mg静滴,每日1次,14d为一疗程。观察两组疗效。结果治疗组显效率92.5%,明显高于对照组80.4%(P<0.01),治疗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积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1)。结论血塞通注射液治疗脑梗塞疗效显著,副作用少。

鼻饲疗法对老年吞咽障碍致吸入性肺炎影响的研究

目的:探讨鼻饲疗法对老年吞咽障碍致吸入性肺炎的影响。方法:选择108例老年吸入性肺炎患者随机分为鼻饲疗法治疗组52例,辅予鼻饲每次200～300ml,每日6次,3个月为1观察周期;对照组56例,培哚普利4mg,每日1次,3个月为1观察周期。结果:治疗组痰培养阳性次数与白细胞增加次数和发热与抗生素使用天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结论:鼻饲疗法对吞咽障碍性吸入性肺炎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丝绸之路连接古代中国与中东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与外部世界往来联系的交通要道。本文探讨了丝路交通在中东的发展，研究讨论了中国发明的养蚕缫丝技术、造纸术等传入中东的意义，揭示了丝路对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和谐共进的积极作用。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

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历史学家费诺洛萨和宾扬的著作,20世纪美国诗人庞德在创作生涯的初期便迷恋上了佛教中的观音。他在诗作中将观音形象与西方的圣母玛利亚形象合一,旨在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宗教圣像,并尝试将孔子形象与她们并列。庞德并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观音基督化,而是在诗作中突显了观音的宗教特征。这些宗教特征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观音的净水瓶、莲花、杨柳枝和月亮,庞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撰写的《比萨诗章》中着力书写了这些象征元素,而他此前的创作手稿对这些元素的表现更为清晰。这些尚未全部出版的手稿塑造了观音的传统形象,展现了上天的慈悲为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它既是多元文化的,又是真挚个人的。深入细察庞德的意大利文和英文手稿中的观音形象,《比萨诗章》中观音的意蕴便昭然若揭。

论合同自由的衰落(1870-1970)

古典合同理论以自由市场交易为基础,将合同视为私人进行市场规划的工具,其经由合同法教科书与法理学著作而形成了一般合同法。一般合同法上的古典合同自由理论深刻地影响了司法、法律思维和政策,虽然其基础日渐崩溃但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随着政府和议会对合同自由越来越多的干预,以及古典合同模式不能有效处理外部效应问题、垄断问题和其他市场失灵问题,以及消费者无知等问题,古典合同理论意义上的合同自由在1870年至1970年间逐渐衰落了。

今古稻作土壤

稻是东亚的主要作物,养活了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口。它通常有两种不同的生态龛:一种是低地稻田,生长季节可以用水浸没;另一种是高地刀耕火种农田(swidden)或旱田,可能有些灌溉设施,但不必在田里挖蓄水池塘。在前一种生态龛种植的稻叫“水稻”,在后一种的叫“旱稻”。但这两个名称实际上并不代表稻的品种;一种驯化的栽培稻(oryza sativa)可包括数千个品种。尽管低地的养份条件远比高地要好,因而产量也要高些,但大多数品种实际上在两种生态龛都能种。

格兰厄姆·巴克(Graeme Barker)访谈录

刘歆益：请谈谈你的学生时代和你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的经历。巴克：我所认识的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是在上大学之前就参加考古发掘了。比如我爱人3安妮·格兰特（Annie Grant）,她在13岁时就参加了考古发掘。我不一样。上中学时,我的兴趣并不在考古学。我到剑桥本来读的是古典学,学习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等。在读了两年古典学后,我转到了考古系。在古典系学习那段时间,我并未太多涉猎考古学,但读过一两本考古著作。后来,圣约翰学院里4有一个人和我谈起他对考古学的热情。

从口头到书面:故事讲述中的人类学突破

人类生活的原生态是缺乏顺序的 ,在口头文化中 ,口头讲述者直接面对听众 ,他的话语随时会被打断 ,讲故事的过程中随时有插话、对话或交流 ,这种互动过程意味着说者与听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 ,但长篇叙事尤其是虚构性叙事 (如史诗 )并非口头文化的主要特征 ,而是文字社会的产物。小说正是在文字文化和闲暇文化中较晚孕育出来的一种“讲故事”形式。

口头传统中的记忆

口头传统中的记忆依靠许多物质性的人工制品等记忆手段来完成,与书面文化中的死记硬背和逐字逐句地重复不同,并可能与后者有互动关系。作为书面文化的成员,我们应该防止用自己的“有色镜”看口头传统,而是需要从内部看口头性。

今日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写完他的第一本书——《逻辑哲学论》,当时他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役.一系列精雕细刻的格言由一个复杂的排列体系联结起来,并且一切都按照从形而上学到形式逻辑的方向排列.此书被罗素誉为是一部杰作.人们很快就广泛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石里克、卡纳普和魏斯曼,维也纳学派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逻辑哲学论》立刻使维特根斯坦在哲学家的神殿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自己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有一段时间他放弃哲学去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后来又在奥地利做一名建筑师,1929年他回到剑桥,在那里断断续续地工作一直到他1951年去世.他的思想交流实际上仅局限于课堂。

治理与责任的限度: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在过去 2 0年 ,国际经济机构的职能极大地扩张 ,涵盖了影响广大人口、群体和组织的诸多项目和政策。先前人们可以让本国政府为其政策负责 ,现在 ,他们必须转而面向拍板决策的国际机构。但是 ,这些机构向谁人负责 ?它们向那些受其直接影响的人们负责吗 ?本文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为例着手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分析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新近的扩张 ,然后探索责任概念如何才能最好地应用于国际经济机构。接下来 ,本文将勾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近来通过提高透明度和监督的力度来加强其责任的具体方式。但是 ,本文结论部分将指出 ,尽管在责任机制上有所改善 ,上述国际经济机构在改进其管理体制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在它们的实际作为与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合法性之间 ,仍然是不相称的。

“仙道贵生与身心健康”分论坛

董沛文：道教原生态生活是解决现代健康危机的有效途径 古老的道教文化、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必然会成为解决现代生态危机、健康危机的有效途径。做为道教信众，必须严格按照道教的智慧去精行，恪守戒律，尊生、贵生、乐生，守其一，处其和，通过“身心和谐”的修炼，促进“家庭和谐、与人和谐”的和谐关系，“天人和谐”的环保观、生态观，慈心于物，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也必然为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做出道教界有益的贡献，同时也会寻觅到自己真正价值的所在，获得真正的健康、快乐与幸福。

欧美的佛教研究

在这里，我将试着从“宗教是怎么回事”和“佛教是什么东西”这两个方面谈谈欧洲和北美的学者对佛教的看法，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最早得从中世纪开始讲起。

“欧洲共同买卖法”草案:法律框架与当事人约定

欧盟委员会以降低交易成本的经济考量作为制定《欧洲共同买卖法》的依据,但是草案本身设定的法律选择适用机制过于复杂,可能会导致它的实践效果大打折扣。此外,在《欧洲共同买卖法》的框架下,只要消费者同意适用,即使适用其规定会导致消费者丧失欧盟国际私法规则提供的既有甚至是水平更高的保护,那么,这种保护的丧失也是正当的。《欧洲共同买卖法》模式因此对于'消费者同意'过分依赖。

明代前半叶的乡村组织

在传统中国乡村中,有四类组织长期被深置于当地民众的家庭生活中,它们是社、合法的宗教机构(如佛寺、道观)、民间信仰的坛庙及大型亲属组织。这些组织的历史可以向前追溯数个世纪:佛寺和道观始于汉代,而其他组织则更早。然而就徽州而言,有关上述组织的所有记载皆出现在9世纪至10世纪。那么,这些组织都会做些什么,它们之间在当时及其后有何种差异?对于这些问题,查官方文献往往无济于事。由于地方政府对于乡村的关注是出于财政的需要并受到政权更迭的影响,同时其真正目的在于治理乡村,因此官方对于乡村秩序和乡规民约的记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不具有连续性。同样,官方记载对于了解上述组织之间在功能和内容上的差异也无能为力,原因在于地方官往往假定各个组织固于自己的名头,只能专司其职,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通过官方文书,我们看到如下景象:社参与的是全村活动(如节日庆典),佛寺承担丧葬礼仪、道观负责打驱鬼,民间神灵会给信众带来福让,亲属组织则负责祭祀祖先、看护祖墓、修茸学校(有时也会维修粮仓)。不过,这些教科书似的描述所刻画的泾渭分明图景,虽不乏吸引力,却是虚幻的。因为在这些以多元融合的宗教文化而著称的村庄中,对于这些组织各自的教义和活动的范围,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参与者都很少顾及它们之间的差异。相反,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他们每人都会相互参与其间。这些交叉重叠有时是合作,但更多的则是竞争,以至于组织之间会相互侵占彼此的日常领地。简言之,上述四类乡村组织之间的共同之处比其公开承认的要多:它们在村子里(有时是村外)以牺牲其他组织为代价,试图吸纳民众、扩张领土、增加财富、扩大职责范围和权力。事实上,中国乡村的许多社会政治史都可被视作这些乡村组织之间权力变迁的历史。宋元时期的徽州,大型亲属组织在乡村中的地位和权势远不及其他三类。即便在丧葬和看护祖墓这类问题上,亲属组织也会遭遇其他对手的激烈竞争。在宋元徽州这样一个移民社会里,这里的宗教信仰众多,但儒家组织甚少,家族往往缺乏稳定的组织和悠久的历史——这需要众多具有强烈世系认同感的成员。因此,此时的义户、家族相对较弱是不足为奇的。①这种情况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间发生了改变。在此期间,徽州宗族及其支派的权威得以扩张,它们规模空前地建立族田,用于祭祖和救助。对此,本文将给予细致分析。

明代印刷术中的雕版工

明朝年间,众多门类的手工业中,雕版印刷行业的雕版工最常见诸记载。近一个世纪,研究者在印本书页的折叠处、序言、章节、题记的末尾,或插图的角落中发现了六千余名雕版工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仅见于不到一成的现存印刷品,而且这些印刷品中不见制作于北京、广东、福建以及藩王统辖地区者;这一数量至少占明以前四个世纪所知雕版工总数的三分之一,也远远超过陶器、玉器、象牙器、漆器等手工匠人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