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宣传与文艺:冷战时期中朝同盟关系的建构

抗美援朝战争在新中国的革命历史书写和大众记忆中占有重要地位，战争中确立的中朝同盟不仅是抗美援朝运动的政治基础，还是冷战时期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基石。作家积极参与到抗美援朝运动之中，成为宣传国际主义政治理念的重要力量。以巴金、老舍、杨朔、路翎为代表，作家们在抗美援朝运动期间，以及漫长的战后岁月，创作了大量朝鲜题材文学作品，描写了母亲失去儿子、妇女经受家庭破碎、儿童失去父亲的场景。通过虚构的人物形象，文学作品成功地将中国革命语境中经典的军民鱼水情的叙事模式延伸到了异国他乡，用大众所熟悉的家庭话语诠释了国际主义政治理念，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合理性诠释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中国志愿军战士以兄长、儿子、父亲的身份融入异国战地生活，完成革命话语下中国对同盟国的扶危济困与政治启蒙的光荣责任。抗美援朝文学作品中的朝鲜叙事影响深远，不仅强化了中朝两国友谊与军事同盟的战争宣传主题，还建构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想象（特别是“第三世界”），奠定了新中国积极投身国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大众文化基础。

主持人语:革命文化盛宴中的暗流与杂音

1948年年末的北平，城外炮声隆隆，城内人心惶惶，这座古老的城市和它的百万居民又迎来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刻。有人打点行装，准备南逃；有人艰难度日，期盼战乱结束，安定生活早日到来。在一片惶恐与混乱中，一个美国人，德克·博迪（Derk Bodde）在每天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历史转折瞬间的人生百态。博迪受富布赖特计划资助来华访问。

幸存者的忏悔托词:戴厚英与《人啊,人!》

2000年以后出版的一些当代文学研究专著对伤痕文学有了新的评价。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个体主体性与大写历史之间的关系在伤痕文学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伤痕文学作家在尝试正确处理小写历史时，也在思索如何以人性化的方式来继续革命进程。这些学术研究切入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对叙事形式特征的分析上，从叙事策略角度来阐释理论的重要性，以及记录文本中主题与风格的转换。换句话说，对于创伤写作的关注角度更多的是文本，而不是对人性与道德的深入探索。本文将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重新阅读创伤文学的经典之作戴厚英的《人啊，人!》。

国家政策、学术出版与市场策略——1980年代武侠小说的出版状况

1980年代,对新旧武侠小说的出版管理始终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的关注重点之一。在旧武侠方面,管理者与出版方的博弈与协商,最终导向了“学术出版”这一“中间地带”,它一方面使国家能更为便利地进行调控与管理;另一方面也为出版者的市场活动打开了转圜空间。而对港台新武侠而言,这一“中间地带”完全无法适用,其结果是管理者密集而直接的政策干预。同时,出版者则试图通过对出版政策乃至国家导向的重新阐释,来为自己的市场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两者之间的拉锯,显示了出版管理者在转型时期自我定位上的两难。

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管窥

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第一,重视文本的英译,并将英译与研究紧密结合。第二,研究者多具有英美文学、比较文学、西方理论的背景,注重跨界研究以及与西方文学研究的对话。第三,注重具体作家、作品或者某一文学体裁的研究,研究成果大多不以文学史的形式呈现。第四,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一大热点,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五,关注文学与宗教、社会史、文化史等的关系,把文学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之中进行研究与分析。随着中美信息和人员交流的增多,两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会更加趋向融合,其差异越来越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差异,而非两国整体的截然不同,美国中国文学研究今后可能的发展趋势也将继续体现上述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