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执行性立法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生成

地方执行性立法是地方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细化和补充是地方执行性立法的基本方式。实践中地方执行性立法不重复上位法的立法路径存在技术障碍和现实困境,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地方立法的要求。在内容上形成一个逻辑自洽、体系严谨、协调统一的规范整体的体系化路径成为地方执行性立法功能实现的必然选择。鉴于地方执行性立法体系化存在着一系列合法性、合理性难题,地方执行性立法应当创新立法技术,通过“嵌入式立法”,即在上位法立法计划内,将基于“地方性知识”产生的制度需求细化、补充到上位法规范体系之中,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整体,从而解决地方执行性立法的合法性、合理性难题,确保上位法的有效实施,提升地方法治的整体水平。

环境资源地方立法中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利益是环境资源地方立法的核心,环境资源地方立法过程是各方利益博弈过程。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性、利益供给和分配不均、利益主体的多元以及对环境资源利益追求分化等,国家与地方、公权部门间、公权部门与私权主体间、私权主体相互间、跨区域间、代际之间等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如何防止部门利益、阶层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法制化,如何消解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以平衡好各方利益,如何最大限度促进政府、市场、社会和公众等多元法律主体的共治,都是环境资源地方立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利益冲突的协调,应保障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遵循利益公平分配与收益合理共享原则,需要促进利益关系人参与立法最大化,健全利益关系人的意见表达机制,注重对利益关系人正当利益的识别和合理性建议的吸纳。

我国行政规章立法后评估标准研究

2017年修订后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将规章立法后评估作为检验规章立法质量的重要参考。我国规章立法后评估初步实现了制度化、常态化,但是,这套规章立法后评估标准体系在标准选取和标准内容上都存在突出的问题。规章立法后评估标准的建构,应当综合考虑评估目的的特定性、评估标准的可测评性、评估对象的特殊性等因素。

农村基层腐败犯罪治理机制研究——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决清除农村基层干部腐败。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严重破坏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阻碍农村发展,损害村民及有关群体、个人的根本利益。必须充分认识当下村级基层组织腐败行为的新情况、新特点,并据此推进新形势下的农村基层反腐工作,对农村基层腐败犯罪治理机制进行优化:继续增强基层干部和村民的法治意识,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选配、考核管理,建立基层干部权力清单、健全民主管理与权力制约机制,建立健全监察系统、完善权力监督,强化各反腐要素间的协调、联动。

济南大学地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着力提升地方立法研究服务水平

经过75年的不懈努力,济南大学已经发展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建的综合性大学、山东省重点建设大学、山东省高水平大学“冲一流”建设高校。75年来,济南大学始终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服务社会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在省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学校党委、行政高度重视,认真抓好地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建设,依托学校多学科融合、国家级省部级人才储备优势,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参与地方立法研究服务工作,形成了“一二三”工作模式,提升了研究服务水平。

欧盟数据中介制度及其启示

[目的/意义]欧盟数据中介制度是旨在通过技术、法律或其他手段在不确定的数据权利人与数据需求者之间建立以数据共享为目的的商业关系的服务,对于激发我国数据要素潜能,助推数据要素市场化具有积极借鉴意义。[方法/过程]通过欧盟《数据治理法》立法说明和新闻报道探寻欧盟数据中介制度发生的背景以及主要创新,通过对《数据治理法》的规范分析探究数据中介制度的基本内容,通过案例分析数据中介的基本形式,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数据中介制度的借鉴路径。[结果/结论]借鉴欧盟数据中介制度相关经验,提出完善我国数据中介制度应从探索数据中介服务新形式、强化对数据中介服务机构的信任以及推动制定数据互操作性标准三方面着手。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改革的八个命题

习近平关于改革的法治思想可梳理为八个命题,这八个命题构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揭示了二者的统一性,是改革法治化的思想基础,而“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则是对改革的法治总要求。在形式法治层面,提出“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先立后破”)和先行先试“要按照法定程序取得授权”;在实质法治层面,提出“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对改革程序,提出“要做好改革评估工作”;对改革的法律责任,则提出“要宽容改革失误”与“健全容错纠错机制”。

区域协同立法的运行模式与制度保障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现需要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个性化的制度保障。区域协同立法是非隶属的地方立法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协助,为解决区域公共事务提供区域规则、衔接规则的地方立法活动,是建立更加有效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重要制度供给路径。为确保区域协同立法在法治框架下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完备的区域法规范体系,应当针对征求意见模式、示范协调模式和共同协商模式等区域协同立法不同运行模式分别予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并从建立交叉备案与动态清理机制、健全社会参与和信息公开共享机制、优化区域协同立法交流学习与智力支持机制、完善区域协同立法后评估和立法考评机制等方面着手建立健全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

行政委托情形下信息公开主体确定的功能主义路径及其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规定受委托的行政管理职能在履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政府信息由谁公开,实践中委托机关亦对此有所忽略。信息公开作为一项义务无法委托,似乎只能由委托机关实施,但委托机关并不制作信息,基于监督何时收集信息或接受受委托组织汇报的信息并无任何规定,其难以成为合适的公开者。由谁公开信息,本质上属于对信息公开职能的分配,对此适用功能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信息公开要实现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功能,必须满足全面监督、及时监督、准确监督的要求,由此确定受委托组织实施公开较为合适。基于功能主义得出的方案,应符合现实规范的规定,可基于“权责”一致的要求以及信息产生的“依附性”,得出信息公开义务属于受委托职能的固有内涵,随其委托发生“附随委托”的效果。因此,受委托组织应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实施信息公开,如此才具有合法性。信息公开的纠纷亦可归属于广义上的受委托的职能,由此也消解了以委托机关为被告通过行政诉讼救济的违法性。

个人参与数据收益分配的理据与路径

个人以其个人数据为数字网络贡献了惊人价值,因现行法律未明确个人参与数据收益分配的法权基础,致使数据处理者攫取了绝大部分个人数据收益且未公平向个人分配。鉴于个人数据和人格标识均体现个人的人格与财产利益,且二者商业化使用逻辑具有共性,可借助“人格权一元理论”将个人信息权益定位为具有财产利益的具体人格权,并从中抽象出“个人数据商业化利用权能”作为个人分享数据收益的正当性基础。个人数据收集和使用场景的多元性决定应以类型化视野确定个人参与数据收益分配的机制:在商业性场景中,建立“小额支付系统”来保障个人数据对应的个人经济尊严;在公益性场景中,宜将个人数据收益汇集为专项资金用以弥合数字鸿沟、提高公众数据素养、保障数字人权等来增进公共利益。

二创短视频的著作权侵权治理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随着短视频行业规模的扩大,影视综二创短视频创作者与影视综长视频权利人间的著作权侵权纠纷日益激化,隐有桎梏相关行业发展的趋势。现行著作权法普遍遵循的“先许可,后使用”模式与二创短视频创作的UGC模式脱节,是导致纠纷频发的主要原因。而且,畸高的影视综长视频许可使用费,也导致缺乏足够议价能力的二创作者无足够动力获得许可。考虑到短视频平台、二创作者和长视频权利人间是互利共生关系,可采用平台集约化许可模式,由短视频平台代表二创作者向长视频权利人获得许可,在保证长视频权利人使用费收益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为二创作者引入长视频版权内容,从根源上避免或减少侵权纠纷,以合作促进长短视频行业的共赢式发展。

比较听证: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制度重塑

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地方实践呈现行政指定、申请评估、竞价拍卖及招投标等模式的多元并进格局,但存在数据垄断风险和程序封闭的困境。实践路径分歧缘于公共数据市场化开发应用与安全风险的内在张力、公共数据权属不清等制度因素。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当超越数据界权,以公共数据资源分配的程序正义构建公共数据的开放利用秩序。比较听证制度是基于交往行为的理性建构过程,能够为利益相关方提供“理想的沟通情境”,实现程序正义,缓解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内在张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特许经营属性也能实现与比较听证制度的耦合。比较听证嵌入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体系化建构,需要确立竞争性授权原则,保障竞争的公平公正;完善比较听证的制度构造,科学设置市场准入资格、听证程序、比较标准及效率补偿机制;以监管沙盒制度和可信数据治理技术消解比较听证引入公共数据运营权分配的制度困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路径

当前,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着农村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不完善、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执法机构和队伍的建设滞后于现实需要、农民环境意识较为薄弱,司法救济路径不通畅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农村生态环境法治化的进程。对此,要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力度,提升农民法治意识和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路径。

委托立法中的立法思维冲突及调和——基于第三方与立法机关的比较

第三方委托立法是新时期我国实现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公众参与立法的新途径。鉴于前期来自各个地区的地方立法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积累,基于第三方委托立法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与规模,同时结合作为受托第三方立法者参与立法的经验,本文着重论述了第三方立法过程中出现的与传统的立法机关立法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与冲突,阐明了在委托立法的初次交付阶段呈现出的第三方与立法机关的思维差异,并分析由委托立法性质和双方思维属性区别所决定的思维差异发生的机理,进而从观念、制度、程序三方面寻找对话的路径,以期为第三方立法质量的提升提供借鉴。

从“行为论”到“关系论”的中国行政法学

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创设于19世纪的德国,其对当时行政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大功效。然而,由于其在理论和实务上的双重弊端,导致其在面对现代公共行政的变迁时,日渐显现出诸多不足之处。为此,有必要在行政法学研究中引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以弥补行政行为形式理论的缺陷。具体而言,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指导下,中国行政法学的研究理念更加现代、研究视角更加开阔、研究范围更加宽泛,中国行政法学也因此呈现出整体、多边以及动态之特征。

论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的互动与融合

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都体现着“地方性知识”,都是对特定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和规范。民间规范拥有与地方立法互动融合的有利条件,其可以促进地方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可操作性的提升。在民间规范与地方立法的互动实践中,存在着民间规范转化为地方立法、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所抑制和民间规范被地方立法双重规制的情况。在地方立法中,为了保证地方立法吸纳民间规范的科学性,有必要加强民间规范融合地方立法的合理性、针对性和地方特色性的立法评估,以实现地方立法实效性的提高。

推进智慧型居家社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建设的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巨大的养老和医疗需求。基于此,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智慧型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被提出。文章首先解释了该模式的相关概念,阐述了其在我国各地区的发展现状;其次,分析了该模式仍然存在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医养资源分配不均、智能化和适老化程度不高、健康信息采集困难等问题;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完善顶层设计、推进线上医疗资源、提高智能设备市场化水平和多样化信息采集手段四点对策。

《学位法》笔谈

主持人语:中国学位制度向何处去?学位并非一个“舶来品”,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就有了学位授予或任命制度。如汉代察举制中的秀才、博士弟子,隋代的进士、明经博士,晚近明清时期的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孜孜以求的“学位国家认证”。作为学术事业的基础制度,学位制度不仅事关学位体系、学科发展、人才评价标准等重要问题,更是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隐私计算赋能公共数据开放的逻辑进路与风险规制

公共数据开放的核心要旨是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充分释放公共数据潜在价值和效益。通过隐私计算赋能,实现数据协同利用、控制数据用法用量以及打造数据安全流通新模式,有助于消弭公共数据开放中数据安全与数据利用的根本性矛盾。但隐私计算赋能公共数据开放是价值与风险并存的过程,可能导致公共数据开放的信任维系机制失效和引发新型数据安全风险。对此,最优的解决方案是科技治理与法律规制的协同共治,将隐私计算改造成为遵循科技逻辑和法治原理的数据治理科技,包括隐私计算的法律归化以及通过设计的公共数据开放的双重进路,实现公共数据开放中法律规范与代码规则的有机融合,法律和科技的相互增益。

网络虚假信息元规制模式的确立及其展开

现行网络虚假信息规制可划分为行政规制模式和自我规制模式,但两种模式与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规制现实需求存在逆差。元规制模式可以弥补行政规制模式和自我规制模式的局限,因应新时代网络虚假信息规制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要求。元规制模式中,政府应通过法律法规为网络平台规制虚假信息设置公共利益目标及识别标准要求,提升虚假信息规制效能。政府应对网络平台自治规则和履行义务情况进行后设规制,确保平台切实履行网络虚假信息规制主体责任及实现公共利益目标。此外,还应构建主体协同联动及监督救济机制,加强规制主体间的协调合作,防止网络信息规制行为侵犯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