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式”的法国公立大学法学教育

职业的设立直到1679年颁布的SaintGermain-en-Laye国王敕令(édit deSaint-Germain-en-Laye)第14条中宣布设立法学教授职位(lachaire royalededroitfranüais)并全面开展法学教育,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大学的法学院只零星开设教会法(Droit canonique)和罗马法(Droit romain)这两项课程。

论职务发明报告与确权规则的引入必要性及构建

我国正计划出台《职务发明条例》,草案中创设了职务发明的报告规则与确权程序,但这一提议遭到诸多质疑,影响到了条例的起草,有必要予以厘清。比较企业内部的经营活动可以看出,雇佣创造性智力劳动与雇佣体力劳动有所不同,前者以一定的创作自由为条件。在企业的雇佣环境下,为了使雇主可以使用雇员的创造性智力劳动,雇主对此类雇员应施以相对柔性的管理模式,报告规则正是在此种模式下必备的雇员反馈机制。而确权程序乃是一项纠纷解决的事前机制,可保障发明使用效率,避免发明使用受到雇主与雇员纠纷的影响。因此,我国有必要建立职务发明的报告规则与确权程序。不过,条例草案规定的报告规则与确权程序尚存不足。对于报告规则,立法者应当将报告对象扩展至所有的雇员发明,并对报告的内容、期限要求进行完善,再设立雇员不报告的惩罚措施;对于确权程序,立法者应建立确权错误后的处理规则。

德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及启示

德国专利法规定了实际损失、侵权人所获利益以及类推的合理许可费三种计算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方法。实际损失计算方法最为直接,能够直接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但在操作上较为困难,很少在实践中使用。侵权人所获利益计算方法并非是为了直接补偿实际发生的损失,而是寻求一种公平的解决方法,德国法院会先确定侵权人的销售收入、应扣除的成本,以及因专利侵权所获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后计算得出侵权人所获利益。合理许可费的计量方法是德国司法实践中运用频率最高的方法,德国法院在确定许可费的计量基础以及许可费率之后,即可计算出合理许可费。德国对这三种方法的具体适用对我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减少法定赔偿计算方法的使用,并应以上述三种方法为核心,科学、准确地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

网播组织的著作权法保护问题研究

新媒体推动了节目制作与播放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传统媒体越来越普遍地采用网络播送节目;另一方面,网播组织兴起,使其能够独立制作节目并通过网络公开播放。不过,在现有的《著作权法》下,网播组织并不享有广播组织权利的主体地位,导致网播组织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网播组织与传统广播组织都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投入,网络广播与传统广播仅存在传播手段的差异。根据"技术中立"原则,网播组织亦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我国正在对《著作权法》进行第三次修改,应借此机会,在其中赋予网播组织以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地位。

论商业标识共存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商业标识共存已经成为解决我国商业标识权利冲突的有效路径,其可分为商业标识协议共存与商业标识法定共存两种类型。从成因上看,商业标识共存既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基于现有商业标识多头立法下的无奈选择,亦是实用主义哲学在法律上适用的结果。考虑到商业标识形态下符号表达的有限性,以及保护财产利益的客观要求,法律应当准予商业标识间的共存,商业标识共存具有正当性。商业标识共存之认定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不造成相关公众混淆的情况下,法院应尊重商业标识使用所形成的市场格局,允许经过善意、规范性使用的商业标识共存。

法国追续权立法及其启示研究

追续权起源于1920年的法国,法国当时正处于官方沙龙消亡到艺术市场的过渡时期,艺术家在失去官方赞助后,难以维系生计,而艺术品交易商却通过转售艺术品大发横财。法国立法者认识到作品上的著作权与作品原件的财产所有权相独立,并考虑到艺术创作难以受到《著作权法》的有效保护,由此创设了追续权制度。正是法国当时独特的社会、市场、制度等多种因素,推动了追续权制度于法国的诞生。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正在进行中,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回溯追续权的诞生过程,我国具有创设追续权制度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我国追续权立法可借鉴法国,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设置追续金计量门槛,并将追续权限缩适用于公开拍卖,以保证追续权制度的有效运行。

论追续权对艺术市场的影响之争议及其厘清

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引发了艺术市场从业人员的普遍反对,其认为追续权将损害艺术市场。围绕追续权是否损害艺术市场的争议由来已久,国内外正反双方曾对此展开激烈的争论。从欧盟、法国、英国的立法实践上看,追续权尚无损害艺术市场的先例。从影响市场的因素上看,追续权只是卖家在选择交易市场时所考量的众多因素之一,追续金对艺术市场的影响甚微。总的来看,追续权制度的创设不会损害艺术品市场,现有反对者所秉持的观点实际上忽略了艺术品与普通商品之间的区别,并且,评判追续权制度的创设与否不应以其对艺术市场的影响作为依据。

我国追续权适用范围研究

追续权是艺术家从作品的转售中分享利益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法正在进行中,修改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除草案第一稿外,其他草案各稿都将追续权适用范围限定于公开拍卖,这引起了拍卖行业的强烈反对。不过对我国艺术市场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阶段将追续权适用于其他交易类型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有将追续权制度限定于公开拍卖才具有可操作性。未来我国追续权可以扩展适用于艺术市场专业人员参与的转售活动,以使更多艺术家受益,并平衡艺术市场中介商的利益。

追续权适用范围研究——兼评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追续权是艺术家从作品的转售中分享利益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法正在进行中,修改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除草案第一稿外,其他草案各稿都将追续权适用范围限定于公开拍卖,这引起了拍卖行业的强烈反对。不过,通过对我国艺术市场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阶段将追续权适用于其他交易类型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有将追续权制度限定于公开拍卖才具有可操作性。未来,我国追续权可以扩展适用于艺术市场专业人员参与的转售活动,以使更多艺术家受益,并平衡艺术市场中介商的利益。

美国追续权立法研究——兼谈对我国追续权立法的影响与启示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坚定的追续权制度的反对者,美国联邦层面曾数次进行追续权立法尝试,皆以失败告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州法层面曾实施过追续权制度,但也被法院认定违宪而废止。但是,美国在2013年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在联邦层面引入追续权制度。考虑到美国在世界艺术市场上的领头地位,一旦美国进行追续权立法,这将对我国追续权立法施以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压力。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新增了追续权条款,我国可以从美国追续权立法实践以及讨论中获得启示。在追续权制度的实施上,我国应当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并且规定信息获取权,探索建立艺术市场登记制度。在追续权的权利限制上,追续权不应适用于特定情形下作品原件的初次转售。

论追续权之主体——兼评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但其中并未指明追续权的主体。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我国有必要界定追续权的主体。在追续权权利主体上,不同国家根据追续权继承制度的不同而存在争议。追续权在继承上应当遵循一般的民事继承制度,我国应规定追续权权利主体为作者或其继承人、受遗赠人,并且,追续权权利主体应限于自然人。在追续权义务主体上,追续权义务的创设来源于中间商使用作品行为,因此,追续权的义务主体为中间商,即艺术作品原件的出让人。为了保障追续权的有效实现,参与交易的买受人与中间人应向追续权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同时,追续金应由艺术品交易中的专业人员代扣代缴。

早期追续权立法评价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新增了追续权条款。为了完善我国追续权立法设计,有必要回溯早期追续权立法。早期的追续权立法主要采用单行法的形式对追续权进行规定,不同国家在追续权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较大差异,在立法设计上并未充分考虑制度的可操作性,但早期追续权制度确定了追续权的基本架构。早期追续权立法对于我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作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我国应遵守公约的规定,在外国作者适用追续权上采用互惠原则。我国在追续权立法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制度的可操作性,采用转售总额为追续金计量基础,并将私人交易排除出追续权的适用范围,在追续权的运行上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以保障追续权的运行效率。

追续金计量研究——兼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但其中并未明确追续金的计量方法。追续金是具体确定追续权法律关系内容的关键因素,我国应当明确追续金的计量方法。在计量基础上,追续权是对艺术作品使用的补偿,无论艺术品转售中是否发生增值,艺术家都有权获得追续金,我国追续金的计量基础应为除税的转售总额。在计提比例上,滑动计提比例的计量方法较为复杂,并且对于追续权义务人而言相对不公平,我国的追续金计提比例宜采用固定计提比例。我国还应设定追续金的计量门槛,排除一部分转售价格极低的艺术品交易,以提高追续权的运行效率。最后,我国不宜规定追续金的计提上限,否则将有违获酬权的财产逻辑。

论追续权之权利性质

我国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新增了追续权条款,但草案并未规定追续权的权利性质。理论界在界定追续权权利性质上存在4种不同的观点,即征税权说、著作人身权说、著作财产权说、综合权利说。追续权并非税法上之征税权,追续金不具有税的属性,将追续金视为税的观点源于对原始词汇的错误理解。追续权虽具有"不可转让、不可放弃"的人身权特征,但这一特征的产生不同于身份权,也有别于传统人格权和著作人身权,追续权不具有人身权属性。追续权是一项报酬请求权,源于对艺术作品使用的补偿,应当将追续权置于著作财产权之中。

网播组织应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

在现有著作权法下,网播组织并不享有广播组织权利的主体地位,导致网播组织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网络广播与传统广播仅存在传播手段的差异,网播组织与传统广播组织都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投入。根据"技术中立"原则,我国应对网播组织提供保护,对广播组织重新定义,扩张广播组织的范围,将网播组织纳入其中。

论网络中介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的合理性

网络中介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是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应有之义,具有必要性;审查义务并不会加重网络中介服务商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和经济负担,而是将网络中介服务商的知识产权负担摆到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应有层次,具有可行性;在当前新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网络中立理论并不可取,不足以成为反对网络中介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的论据。因此,由网络中介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是合理的。

商业标识共存的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商业标识共存已经成为解决我国商业标识权利冲突的有效路径,其可分为商业标识协议共存与商业标识法定共存两种类型。从成因上看,商业标识共存既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基于现有商业标识多头立法下的无奈选择,亦是实用主义哲学在法律上适用的结果。考虑到商业标识形态下符号表达的有限性,以及保护财产利益的客观要求,法律应当准予商业标识间的共存,商业标识共存具有正当性。商业标识共存之认定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不造成相关公众混淆的情况下,法院应尊重商业标识使用所形成的市场格局,允许经过善意、规范性使用的商业标识共存。

论著作权、作者权与版权的关联与区分

我国是世界上少见的同时使用著作权、作者权与版权的国家。并且,由于著作权法存在“著作权即版权”的规定,以及我国学界将著作权视为作者权,这使得这三个概念在我国具有同一性。然而,这种认知存在错误,有待厘清。追溯历史,作者权与版权最先产生,并具有同源性,但二者在19世纪发生分化,之后二者虽然又在国际与区域公约的介入下发生融合,但仍有差异留存,作者权并不等同于版权。同时,著作权也不等同于作者权与版权,其融合了作者权与版权两大体系的精髓,但是,此种融合下,也使得著作权既不完全等同于作者权,也不完全对应于版权,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著作权、作者权与版权实际上互有联系,但各不相同。这一区分对于我国著作权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在整体上,我国应当确立著作权的独立性,坚持体现中国法学传统和特点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就具体规则而言,我国在独创性上应追随作者权的标准,并删去法人作品的规定,再对视听作品权属作出完善。

法国地方公共团体概念的辨析

法国地方分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法律基本制度的建设,如公法人制度的建立和以法律形式明确各个权限的分配,而且涉及到机构的独立化、普遍选举的推动等等,以及公务法人的多样化发展和合理分类,最后还涉及建立必要合理的监督手段使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监控下良性有序地发挥。因此,对地方公共团体概念的把握是了解法国地方分权制度的关键。

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对话

杜特莱（No？l Dutrait）先生是法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亚洲研究院院长。他多年以来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翻译出版了阿城、苏童、莫言、韩少功、高行健等作家的作品二十余部,其中包括莫言和高行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主要作品《酒国》《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灵山》等,他的翻译被认为是推动莫言和高行健获得诺奖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在法国访学期间曾就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问题与杜特莱教授进行了交流,但由于时间关系,留下了不少未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