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及启示

德国专利法规定了实际损失、侵权人所获利益以及类推的合理许可费三种计算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方法。实际损失计算方法最为直接,能够直接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但在操作上较为困难,很少在实践中使用。侵权人所获利益计算方法并非是为了直接补偿实际发生的损失,而是寻求一种公平的解决方法,德国法院会先确定侵权人的销售收入、应扣除的成本,以及因专利侵权所获收益占总收益的比重,后计算得出侵权人所获利益。合理许可费的计量方法是德国司法实践中运用频率最高的方法,德国法院在确定许可费的计量基础以及许可费率之后,即可计算出合理许可费。德国对这三种方法的具体适用对我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减少法定赔偿计算方法的使用,并应以上述三种方法为核心,科学、准确地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

网播组织的著作权法保护问题研究

新媒体推动了节目制作与播放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传统媒体越来越普遍地采用网络播送节目;另一方面,网播组织兴起,使其能够独立制作节目并通过网络公开播放。不过,在现有的《著作权法》下,网播组织并不享有广播组织权利的主体地位,导致网播组织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网播组织与传统广播组织都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投入,网络广播与传统广播仅存在传播手段的差异。根据"技术中立"原则,网播组织亦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我国正在对《著作权法》进行第三次修改,应借此机会,在其中赋予网播组织以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地位。

论商业标识共存的法律规制

近年来,商业标识共存已经成为解决我国商业标识权利冲突的有效路径,其可分为商业标识协议共存与商业标识法定共存两种类型。从成因上看,商业标识共存既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基于现有商业标识多头立法下的无奈选择,亦是实用主义哲学在法律上适用的结果。考虑到商业标识形态下符号表达的有限性,以及保护财产利益的客观要求,法律应当准予商业标识间的共存,商业标识共存具有正当性。商业标识共存之认定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不造成相关公众混淆的情况下,法院应尊重商业标识使用所形成的市场格局,允许经过善意、规范性使用的商业标识共存。

法国追续权立法及其启示研究

追续权起源于1920年的法国,法国当时正处于官方沙龙消亡到艺术市场的过渡时期,艺术家在失去官方赞助后,难以维系生计,而艺术品交易商却通过转售艺术品大发横财。法国立法者认识到作品上的著作权与作品原件的财产所有权相独立,并考虑到艺术创作难以受到《著作权法》的有效保护,由此创设了追续权制度。正是法国当时独特的社会、市场、制度等多种因素,推动了追续权制度于法国的诞生。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正在进行中,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回溯追续权的诞生过程,我国具有创设追续权制度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我国追续权立法可借鉴法国,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设置追续金计量门槛,并将追续权限缩适用于公开拍卖,以保证追续权制度的有效运行。

论追续权对艺术市场的影响之争议及其厘清

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引发了艺术市场从业人员的普遍反对,其认为追续权将损害艺术市场。围绕追续权是否损害艺术市场的争议由来已久,国内外正反双方曾对此展开激烈的争论。从欧盟、法国、英国的立法实践上看,追续权尚无损害艺术市场的先例。从影响市场的因素上看,追续权只是卖家在选择交易市场时所考量的众多因素之一,追续金对艺术市场的影响甚微。总的来看,追续权制度的创设不会损害艺术品市场,现有反对者所秉持的观点实际上忽略了艺术品与普通商品之间的区别,并且,评判追续权制度的创设与否不应以其对艺术市场的影响作为依据。

追续权适用范围研究——兼评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追续权是艺术家从作品的转售中分享利益的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法正在进行中,修改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除草案第一稿外,其他草案各稿都将追续权适用范围限定于公开拍卖,这引起了拍卖行业的强烈反对。不过,通过对我国艺术市场现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现阶段将追续权适用于其他交易类型不具有可操作性,只有将追续权制度限定于公开拍卖才具有可操作性。未来,我国追续权可以扩展适用于艺术市场专业人员参与的转售活动,以使更多艺术家受益,并平衡艺术市场中介商的利益。

美国追续权立法研究——兼谈对我国追续权立法的影响与启示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坚定的追续权制度的反对者,美国联邦层面曾数次进行追续权立法尝试,皆以失败告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州法层面曾实施过追续权制度,但也被法院认定违宪而废止。但是,美国在2013年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在联邦层面引入追续权制度。考虑到美国在世界艺术市场上的领头地位,一旦美国进行追续权立法,这将对我国追续权立法施以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压力。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新增了追续权条款,我国可以从美国追续权立法实践以及讨论中获得启示。在追续权制度的实施上,我国应当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模式,并且规定信息获取权,探索建立艺术市场登记制度。在追续权的权利限制上,追续权不应适用于特定情形下作品原件的初次转售。

论追续权之主体——兼评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但其中并未指明追续权的主体。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我国有必要界定追续权的主体。在追续权权利主体上,不同国家根据追续权继承制度的不同而存在争议。追续权在继承上应当遵循一般的民事继承制度,我国应规定追续权权利主体为作者或其继承人、受遗赠人,并且,追续权权利主体应限于自然人。在追续权义务主体上,追续权义务的创设来源于中间商使用作品行为,因此,追续权的义务主体为中间商,即艺术作品原件的出让人。为了保障追续权的有效实现,参与交易的买受人与中间人应向追续权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同时,追续金应由艺术品交易中的专业人员代扣代缴。

追续金计量研究——兼论《著作权法》修改草案

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但其中并未明确追续金的计量方法。追续金是具体确定追续权法律关系内容的关键因素,我国应当明确追续金的计量方法。在计量基础上,追续权是对艺术作品使用的补偿,无论艺术品转售中是否发生增值,艺术家都有权获得追续金,我国追续金的计量基础应为除税的转售总额。在计提比例上,滑动计提比例的计量方法较为复杂,并且对于追续权义务人而言相对不公平,我国的追续金计提比例宜采用固定计提比例。我国还应设定追续金的计量门槛,排除一部分转售价格极低的艺术品交易,以提高追续权的运行效率。最后,我国不宜规定追续金的计提上限,否则将有违获酬权的财产逻辑。

论追续权之权利性质

我国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新增了追续权条款,但草案并未规定追续权的权利性质。理论界在界定追续权权利性质上存在4种不同的观点,即征税权说、著作人身权说、著作财产权说、综合权利说。追续权并非税法上之征税权,追续金不具有税的属性,将追续金视为税的观点源于对原始词汇的错误理解。追续权虽具有"不可转让、不可放弃"的人身权特征,但这一特征的产生不同于身份权,也有别于传统人格权和著作人身权,追续权不具有人身权属性。追续权是一项报酬请求权,源于对艺术作品使用的补偿,应当将追续权置于著作财产权之中。

论网络中介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的合理性

网络中介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是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应有之义,具有必要性;审查义务并不会加重网络中介服务商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和经济负担,而是将网络中介服务商的知识产权负担摆到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应有层次,具有可行性;在当前新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网络中立理论并不可取,不足以成为反对网络中介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的论据。因此,由网络中介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是合理的。

《伯尔尼公约》中的追续权条款研究——兼谈我国创设追续权制度的考量因素

《伯尔尼公约》于1948年引入追续权制度,这一规定共由三个条款构成,其中第二款规定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第三款的含义,第三款规定有重复规定之嫌。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新增了追续权条款。作为公约成员国,我国在追续权立法上应当依据《伯尔尼公约》中涉及追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采用互惠原则规定追续权制度,因此它对于追续权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各国有权决定是否需要在国内法中规定追续权,并有权决定追续权的适用范围。在适用互惠原则的条件上,一国只需在本国法上规定追续权的保护即满足公约的要求。在适用互惠原则的保护范围上,一国作者依据互惠原则在另一国主张追续权的保护范围应根据这两个国家对追续权保护范围的规定而加以确定。

论法国法上仲裁庭否认自身管辖权的仲裁裁决——以Abela案为例

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是大多数国家司法机构撤销仲裁裁决的原因之一,各国立法及判例均强调限制仲裁庭管辖权的扩张。但仲裁庭越权管辖的对立面——自我否定管辖权的相关研究却鲜见于各种学术著作。目前立法情况分为两种,或不予规定,或是将此种决定视为仲裁裁决。在前种立法例下,当事人一般只能寻求司法途径解决争议,而根据后者,当事人则可向法院请求撤销裁决。两种立法例孰优孰劣,惟有在比较中方能得知。法国是后一种立法例的代表,Abela案是法国一例典型判例。笔者拟通过对该案进行解读,以便读者更为直观了解由管辖权否认自身仲裁权决定引发的种种争议以及后种立法例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