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互鉴视角下的全球性交往与传播主体多元化

文明交流互鉴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基础,既遵循了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以文明多样性和平等性弥合意识形态鸿沟的“全球南方”国家诉求。促进全球性交往是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路径。在深度媒介化背景下,充分激活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主体在传播网络中的作用,形成从国家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从线下到线上的立体交往格局,将进一步丰富国际传播的实践场域,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和国家形象的全方位认识。

区隔与整合:全媒体传播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

意识形态在特定国家和制度情境中具有整合社会观念、巩固现行制度、强化政治认同的重要作用。本研究认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要以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为重要抓手,着力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中的区隔问题。本研究提出,结合数字时代新闻舆论工作格局的发展现状,应从群体区隔、话语区隔与舆论区隔这三个维度来把握区隔问题。通过完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社会整合能力,从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和传播内容三个环节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全过程。

从网红到长红:媒体如何助力城市传播

从淄博烧烤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从贵州榕江“村超”到甘肃天水麻辣烫,一系列爆火出圈的文旅IP带动着一个个城市变身网红城市,这些网红城市获得的高关注度背后都有互联网平台的流量逻辑,也给主流媒体的城市传播创新实践提供了诸多启示。网红城市的传播之道,表面上看各有各的优势和基因,深层次则都有一些相似的规律和特点,如引人关注的往往并非标志性景观而是具有情绪价值的消费或体验场景。

能力、效能与效力:2024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及实践启示

本文回顾和梳理2024年中国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发现主要呈现出应用型研究增加、认识论层面完善国际传播叙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国际传播格局复杂化演进三个层面的特征。基于相关文献述评,文章提出后续国际传播研究的实践进路:融入世界文明叙事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议题与话语;培育标志性的文化IP,提升传统文化的全球影响力;扎根数字社会的传媒生态,创新网络外宣理念与路径。

以交流互鉴回应现代化之问:全球文明倡议中的国际传播实践指向

全球文明倡议准确锚定了全球各国同命运共呼吸的现状,以四个“共同倡导”回应当前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对全球文明倡议的基本主张、经验基础、价值指向和传播方案开展梳理与分析,本研究认为,全球文明倡议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为基础,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准则,在故事资源、叙事思路与传播形式三方面为我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提出了具体要求。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切入点的国际传播工作的着眼点在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这具有增益国家能力与重塑全球信息传播秩序的积极潜力。

计算传播研究中的计算机视觉分析:基于B站政务视频的研究案例与讨论

本文基于视觉框架理论,运用计算机视觉分析方法,基于B站政务视频数据,探索风格层次的视觉框架(包括人脸呈现、感知亮度、图像熵等元素)分布特征与层级差异,及其对于视频传播效果的影响。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基于计算机视觉的计算传播研究进行了讨论。

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热点回顾与实践启示

回顾和梳理2023年中国国际传播学术研究的热点,发现主要呈现多元议题导向、国际传播叙事多维转向、依托智能媒体多模态传播等三个层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对2024年国际传播的实践路径提出建议:持续加强国际传播效能建设,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故事;以数字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提升国际话语“议价空间”;把握关键事件节点,角力国际传播叙事的舆论场。

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实施城市传播的差异路径

本文从不同类型的城市特征出发,针对新近成立的一批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如何进行城市国际传播,提出三种典型路径:一是聚焦城市发展的产业化传播路径。如重庆、东莞、佛山等制造业名城,扎根城市特点,服务城市制造走向世界,将城市故事、产业故事和全球叙事有机结合;二是突出城市文化的区域化传播路径。如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要扎根湾区文化、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以对话交流拓展国际传播;三是注重城市连接的数字化传播路径。对上海这样的全球都市来说,数字化是对标全球城市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路径,经由城市界面的大众个体化生活实践,更有利于城市精神、文化和历史的全球传播。产业化、区域化、数字化并非城市国际传播的单一路径,而是城市国际传播的复合路径。总体上,不同地区城市国际传播中心在服务和探索城市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都可采用以产业化作为故事内核、区域化作为文化承载、数字化作为创新连接的实践策略。

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国际传播:实践进展与影响路径

本文从多语言信息搜集与核实、多模态内容创作与翻译、多形式内容分发与消费等三个方面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实践进展;并从新型行动者、新认知模式、新的真实性、新型国家能力等四个方面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的影响路径。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国际传播行动者需要拒绝技术迷思或恐慌,以价值理性引导工具理性,推动其促进国家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相互理解。

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技术创新趋势 ——基于专利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次基于专利数据库,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技术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发现: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技术创新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主要来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以机构主体为主(主要是高校和企业)。所针对的传统文化类型以传统文化总体为主,其次是语言文字、传统建筑或古迹、文物或博物馆等,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传统文化传播的技术创新占比最多的是虚拟现实技术,随后包括数字化系统和平台、展示装置或系统,以及计算机视觉、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等。研究结合经验发现对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技术创新提出了建议。

微博热搜的议题可见性与把关行动者——基于舆情事件的计算传播分析

本文以2022年的舆情热点——“唐山打人”事件为案例,以网络化把关与网络化框架为理论视角,将舆情期间的实时热搜和微博作为数据来源和分析对象,对热搜、微博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展开全面深入分析。结果显示,热搜话题进入榜单的时段、在榜单中的最高排名、议题框架等对该话题的在榜时长具有显著影响。时间序列分析显示,热搜与微博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不同议题框架下,媒体组织、政务机构、网络大V和普通网民等“把关行动者”的动态关系差异明显。

区域国际传播,浙江如何提升效能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传播正逐渐由中央向地方下沉,由传统媒体向企业及智库机构拓展,呈现出基层化、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做好区域国际传播至关重要。浙江是经济大省、文化大省、侨务大省,也是传媒强省、开放强省,在国际传播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如何利用好这些优势,讲好浙江故事、中国故事,大力提升国际传播力?

“城市国际传播”的三个关键词

近几年来,各省市、各地区相继建立国际传播中心,总数迄今已达100余家。在第29届上海国际电视节“全球城市与国际传播”论坛上,从与会者的交流可见,这些国际传播中心扎根本地实际,探索各自不同的国际传播路径,其实践经验、优势短板等值得复盘总结。

数字媒体生态下体验真实观的生成与阐释

本文以纪实短视频为代表性媒介内容样态,探讨数字媒体生态下以“体验真实观”为实践内核的纪实文化的生成机理和流变规律,并据此阐释数字时代技术介入大众文化生产、为日常生活赋予意义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媒体赋予用户纪实文化生产者、观看者与阐释者等多重身份,基于“体验真实”法则培育了一种与用户日常生活经验紧密结合的行动体系;观众以审美趣味和生活经验为依托,经历了从“符号观看”到“叙事参与”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对于影像内容真实性的主观体验;反思将观看行为和文本构成对立起来的传统批评思路,将普通媒体用户的日常经验纳入阐释的视野,是准确理解数字时代纪实文化内涵的观念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现代化不仅是描述人类社会转型变迁的概念,同时还具有意识形态面向。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建构了不同的现代化解释性图式,并且与知识生产深度互构。结合场域理论从意识形态视角理解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问题。作为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我国新闻传播学知识场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建构我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强化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同时其也要有能力与其他知识体系进行对话。

精准化国际传播的优化路径与实践策略

作为一个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信息交流场的全球传播生态对国际传播提出了更高的精准化要求。在对精准化国际传播的发展动力背景及中国国际传播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探讨精准化国际传播的优化路径:一是通过跨学科的理论资源相互融合提供学理上的指导与支持;二是重视未来国际传播智库建设及人才培养,为精准化国际传播储备后备力量;三是加强数智技术在海外舆情监测中的使用,真实了解国际受众声音,规避未来国际舆情风险;四是优化海内外国际传播网络,更好地搭建精准化国际传播平台。

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

数字游民是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并借此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西方学者围绕数字游民的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以及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这四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展开了大量既有理论深度又充满社会关切的研究。在梳理、归纳和评述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方面,这些学术成果对中国数字游民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地学者借鉴相关学术成果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数字游民的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和阐释中国数字游民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至关重要。

符号、形态与场景:面向青年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浸润式传播

青年作为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立足当下数字文化流行、中西文化碰撞、多元社会思潮交织的现实境遇,面向青年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浸润式传播为增进青年群体的文化认同提供有效路径。以中华诗词、中华典籍、中华服饰、中华建筑等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意义的直接载体,也是面向青年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浸润传播的生动要素。为此,面向青年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浸润式传播,要积极挖掘和呈现传播符号建构中的人性叙事,运用数字化、交互化、商品化等融合传播形态,在内容接触场景、商品消费场景、仪式参与场景,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智能媒介所带来的文化感知。同时,也鼓励青年在接触中反馈、在参与中消费、在体验中创造,促进青年群体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情感共鸣、知识获取和文化认同。

试论出版:一种特定类型知识商品的生产与传播

“出版是什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古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出版”的理解有窄化与泛化两种倾向。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出版”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质,理论阐释固然有其价值,经验层面的剖析亦必不可少。穿越历史的长河,系统化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是出版恒定的内在追求,它不随时代变迁与媒介变异而流变,数字时代亦然;置身出版的场景,中介化的知识生产,是出版彰显价值并得以延续的内在保障机制;放眼人类知识史,出版在文化传播中实现文化传承,是文化之源。在数字时代,回溯出版史,辨识“出版是什么”,对于我们认清数字环境下“出版的位置”以及“出版何为”,具有参考价值。

平台化突围:媒体客户端开启2.0阶段

媒体平台化1.0阶段,强调内容聚合分发、完成生产流程再造,但媒体自建的客户端平台逐渐暴露出用户数、影响力、活跃度有限等问题。目前媒体平台化开启2.0阶段,媒体自建平台应在数量上做减法、在内容上做精品、在定位上做升级、在技术上做探索、在服务上做连接,同时要在嵌入用户数字生活的场景中满足用户的信息与服务需求,以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