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教育立法的理念、问题与对策——复旦大学“教育改革与教育法治”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文通过对复旦大学"教育改革与教育法治"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和讨论进行总结与评述,探讨了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教育改革和教育立法的互动关系、教育立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教育治理体系和高校教育自主权等问题,并简要评析了中国现行的教育法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

为速成博士辩护——兼论美国法学院博士学位制度的衍生与变化

如果将近代到西洋留学攻读法律学位看作去西天取经,那么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绕远路取经,即去英国、欧洲大陆攻读长学制的传统学位;另一条途径是抄近路取经,即去美国攻读短学制的新学位,主要是一年制博士学位。无论走哪一条路去西天取经,都需要花费成本。趋利避害,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花费而从西洋取得常人眼中最高的学位,显然是人之常情,近代如此,当代亦如此。事实证明,慢不一定达,快不一定不达;速成不等于作假,速成不等于无成。这是后人在评价近代留学生时所应该持有的立场。对速成博士毫无根据地质疑甚至冷嘲热讽,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高校网络突发公共事件的特征与应对——基于复旦大学本科生的调查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公民意识的增强,网络日渐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意见集散地,高校学生也越来越热衷于通过网络表达对学校各类事件的评价、意见和态度。在这种趋势下,高校网络突发公共事件呈上升趋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面对高校网络突发公共事件,首先要引入优质、多元的公共事件参与主体;其次应畅通舆论渠道,构建高校舆论平台;再次要重视校园议题,为高校学生利益救济提供现实基础;最后必须注意紧扣舆论发展规律,通过线上线下的综合措施形成应对策略,努力在新形势下做好高校学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建设中国一流法学院校需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

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历久弥新的学科。法科在中国现代大学创立以来的起起伏伏发展过程中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法学在内的一批显性社会科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以法学学科独立建制的系科纷纷成立。

“对话教育”视野下的非诉讼纠纷解决课程再造——以复旦大学非诉讼纠纷解决课程的教学改革为例

对话教育理念在真实学科教育过程中的落地,需要找到理念与学科的精神共鸣,并以此为基础完成课程再造。对话教育与法学非诉讼纠纷解决存在着清晰的智识交织,从而为对话教育理念在法学课程中的落地提供了契机。基于这种共鸣,三个方面的课程优化与重塑成为现实:在价值维度,用“对话”反思“对抗”,强化对“聆听”的关照;在内容维度,用“对话”批判“程式”,增补对“认同冲突”化解方法的习得;在教学维度,用“对话”超越“灌输”,激活对“多层次对话”的觉知。基于对话教育的理论视野,从价值、内容与教学这三个维度,实现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课程再造与教学改革。

浅析全日制法律硕士的就业现状与就业指导策略——以复旦大学法律硕士为例

全日制法律硕士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新形式,本文以复旦大学法律硕士作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该学位教育的就业状况和培养状况,并对法律硕士的就业指导工作提出了策略建议。

高校法学院系人权教育的几个问题

中山大学法学院于2002年3月在中山大学举办了“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研讨会” ,来自国内各著名法学院系的与会者对我国现有法学教育的改革与未来法学教育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富于开拓性和建设性的探讨 ,现将会议主要发言内容辑要为文 。

东京大学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探讨及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效,但转化率、产业化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巨大。日本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并从制度和资金支持两方面推动建立技术转移组织机构(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TLO),极大地促进了高校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东京大学作为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其内设产学合作促进本部与东京大学开放研究院、外设全资子公司东京大学TLO的知产管理模式,对其有效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产生了积极作用。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有: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体系,优化工作机制;注重人才培养,搭建校内服务平台;兴办中介机构,扩大业务范围;提供资金支持,拓宽融资渠道;加强政策引导,创造社会价值;丰富考核形式,坚持质量导向;创办科技企业,鼓励学生创业。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厚省在第四届中小投资者服务论坛投保机构股东代位诉讼实务探讨专题论坛上的发言 对投保机构提起特别派生诉讼之诉由的思考

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个学习与交流的机会。这次会议议程将我安排在投服中心提起特别派生诉讼的选案考量因素这个主题下,由于之前承接过投服中心的课题,对投保机构提起特别派生诉讼的诉由问题进行过思考,所以今天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近代以来中国国际法学的演进及启示

近代以来国际法学虽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但对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国际事务处理都曾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特定时代的局限,中国的国际法学长期以来以学习者、诠释者身份出现的居多,中国本土产生有影响力的国际法思想或流派仍在进行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我们如何从美国二十世纪强大以来其对国际法翻译、引进后产生了美国本土国际法理论中得到启示,来形成体现中国价值观、含有中国元素而又易被多数国家接受的国际法理论,即中国自主国际法知识体系,是当下所有中国国际法学者共同面对的命题.

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中国国际法学会”考论

抗战后期,随着列强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国际法学人关注的焦点从不平等条约转向战后国际法律秩序的重建,开始考虑如何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展示“中国之意见”。董霖等人发起创办的“中国国际法学会”是一个经过注册的全国性国际法学术团体,是一个有出版物并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学术组织。该学会的历史表明,中国国际法学人已经将视野由内向外,从被动接受国际法转变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法的建设,中国过去的内向型国际法学开始转变为外向型国际法学,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制定中开始出现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法学会”的成立是国际法引入中国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国际法学在中国从萌芽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信号。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环境法学教育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嵌入式”教学是一种融入过程、面向问题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在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与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背景下,应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嵌入环境法学教育工作中,完善环境法学教育资源供给,推动环境法学教育模式和手段革新,进而提升环境法学人才的思想自觉与文化自信,实现中华生态智慧与法治文明的赓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环境法学教育是一种有益的实践探索,高校应当充分挖掘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新鲜素材,拓展教育教学的时空领域,构建全方位、多元化“嵌入式”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并积极组织开展环境法学教材的编写与修订工作。

略论苏联法对我国法学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 ,我国全盘学习苏联 ,接受了苏联的以苏维埃法概念为核心的法学理论 ,用以指导本国的法制实践 ;在宪法制度、国家机构组成、立法和司法体制及一系列立法等方面也都吸收借鉴了苏联的经验 ,并且按照苏联法学教育的模式培养了大批法学教育和司法实务人才。这一法律移植过程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面向全球开放的历史条件下 。

规范化与专业化:大学基金会资金管理的法律问题研究

大学基金会是依托大学而成立的一种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大学基金会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新生事物。作为高等教育资金的一个比较灵活的来源,大学基金会对于缓解我国目前教育投入不足的现状,支持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为规范我国大学基金会的管理和运作,促进我国大学基金会的健康发展,需要对大学基金会资金筹集、运作与管理的基本性质、特点与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而深化对大学基金会资金管理的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将推动其规范化与专业化的运作与发展。

我国国际经济法学定位的重新审视——告别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法学

我国国际经济法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定位。这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下,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或者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国际经济法学。本文在分析我国国情和国际经济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我国的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法学定位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探讨是否和如何告别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法学,使我国国际经济法学与时俱进,在丰富我国国际经济法理论的同时,让我国国际经济法学真正能够维护我国的国际经济权益。

大学章程的冷思考——兼谈大学法的制定

只有正确认识大学章程的性质、客观看待大学章程的作用、冷静思考大学治理的出路,才能真正制定出适合中国大学特色和高等教育发展基本规律的大学章程。当前对大学章程在认识上存在一些不足,突出表现在:对大学章程含义理解上的不足、对大学章程作用认识上的偏差。解构大学章程的法律性质可从三个向度出发:一是制定依据的上位性;二是制定主体的内部性;三是效力范围的相对性。基于此,大学章程在法律性质上只是大学内部治理的纲领性文件,只是大学治理方式改革的一个方面。当务之急是制定全国统一的大学法,以大学法的规范和指引,推进大学章程建设。

论原因理论在给付关系中的功能——以德国民法学说为蓝本

原因理论乃是德国民法体系内涵之"红线",其在无因行为制度、契约制度中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原因理论仅在《德国民法典》的不当得利体系中以法条形式出现。原因是给付概念的核心,通过原因使得给付与履行概念得以统一,并且在三角给付中确定给付关系同样须借助原因。我国不采德国民法上的物权行为无因性,因此,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作用有所削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给付型不当得利在我国丧失独立性。相反,通过原因理论在对《民法通则》第92条进行解释时,可以构建起给付型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定。

挑战与应对: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立法法》修改的宪法学分析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5条缺乏宪法依据,该条规定将造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方略之间的冲突,且和《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4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混乱。《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22条不是"根据宪法"制定出来的,其性质不能被视为对现行宪法第100条的修改或者拓展性解释。《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没有涉及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方面的内容,也没有明确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命令相较于其他类型法律规范的位阶关系,应该将它们纳入其中。

香港政制改革的宪法学透视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主动解释香港基本法,不需要基于香港终审法院的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2004年释法决定不存在法理上的问题。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释法决定确立的香港政改"五部曲"符合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精神。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是正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以"决定"的形式规定香港特首产生的具体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8.31"决定中规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爱国爱港"原则符合香港基本法和现行宪法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