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新文化与民初上海文化生态

陈独秀当初创办《新青年》,只是其开拓出版事业中的一个方面,并无到北京发展的打算。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改革,所援引的包括陈独秀在内的新派人才,多与上海有关。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学儒教、倡导白话文、倡导妇女解放,都与清末民初上海富有现代性的清新文化有前后承续关系。五四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与这一运动继承此前上海已有的民众抗议方式、与上海工商界深度介入有直接关系。无论研究《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还是研究共产党的创立,都需要考虑其时上海城市社会环境、文化特点,考虑京沪两地文化差异,以及两地人才互动的影响。

邵作舟思想探究

世人皆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与汤寿潜的《危言》,却不知晓绩溪籍晚清奇士邵作舟所著《邵氏危言》。梁启超曾评价这些危言"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著名历史学家熊月之经与戴逸、王俊义、耿云志等先生商议,在邵氏后人的支持下,深入探究邵作舟治国理政思想,并付予本刊以飨读者。

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命理世界

命理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深广。西方近代科学输入以前,以受儒家文化影响为主的传统读书人,对占卜、堪舆之类命理文化,绝对相信的不多,绝对排斥的也少。曾国藩、冯桂芬、董文涣、李文田等均在不同程度有所相信,有些人还会自己起卦占卜、相面、看风水。命理文化也对大自国家政治决策、小至个人日常活动产生大小不同的影响。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以后,对传统命理文化产生一定冲击,但命理文化与科学主义平行发展,领地依然相当宽广。深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的一批学者,如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严复、穆藕初、吴宓、沈有鼎等人,都在命理文化方面有颇为丰富的实践,为命理文化保留一定空间的学者更多,如钱穆、陈寅恪等。实证科学所能笼罩的区域,永远小于人类所能感知的自然、社会与精神世界的浩渺天地。实证科学所不能解决的各种问题,都有可能向命理文化敞开大门。这是近代读书人命理世界一直那么繁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