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格局的演进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大国在全球的战略竞争加剧,推动了中东地区安全、政治、能源和发展格局的演进。在安全层面,大国在中东发动代理人战争的能力和意愿下降,中东矛盾不再是全球主要矛盾;地区国家关系出现了缓和态势,从对抗走向对话,寻求建立更加稳定、均衡和普惠的中东安全新架构。在政治层面,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美俄的盟伴竞争使中东国家成为“新中间地带”,但大多数国家不愿在美俄之间选边站队。在能源层面,俄欧博弈使中东国家从以往对亚洲能源出口“一边倒”,转向与亚欧能源消费大国同时建立合作关系的“东西并重”。在科技层面,美国鼓动中东国家与华脱钩、断供,但中东国家反对科技议题政治化,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

俄乌冲突与中东安全伙伴的异化

安全伙伴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针对共同威胁而形成的正式或非正式安全合作关系,以期在危机爆发后产生力量倍增效应。21世纪以来,美俄在中东建立了各自主导的差序化安全伙伴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俄通过政治杠杆和经济杠杆激励伙伴国提供援助,但中东安全伙伴国与美俄价值观差异甚大,各自具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取向。本文从“安全—经济复合利益”视角出发,提出维护政权安全是中东国家应对俄乌冲突的政策出发点,中东国家与美俄安全伙伴的层级和战略经济利益是各国选择不同政策的主要考量。受这两个变量的影响,美国在中东的12个安全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在中东的4个安全伙伴国执行了“积极制衡”“消极制衡”“积极追随”“消极追随”“对冲”五种政策。中东安全伙伴与经济伙伴同域外大国越一致,就越有可能坚定支持后者;安全伙伴和经济伙伴越是错位,中东国家就越有可能选择“对冲”政策。根据各国提供道义支持和行动支持的差异性,可以将美俄的中东安全伙伴国分为“亲俄反美”“亲俄不反美”“亲美不反俄”“不亲美也不亲俄”“亲美反俄”五类,美俄在中东的安全伙伴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异化趋势———安全伙伴的强化、固化和退化。

军政关系视角下当代中东地区军队干政问题

军政关系、军教关系和军民关系是当代中东军事政治学研究的三大领域。按军队与政治的互动形态,当前中东地区的军政关系可分为军政协调型、军政平衡型、军强政弱型、军弱政强型和军政碎片型五类,每种类型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影响,但争夺权力是共性特征。中东地区军队干政表现为“军”与“政”两大集团之间的一组张力,其实质是权力博弈。军队干政的程度与范围因军政关系而异,既具有军事现代化背景下“军政分离、政在军上”的普遍性,也存在因军队干政而呈现的“军政互嵌”的特点;既因为政治制度、资源禀赋、历史传统和宗教文化差异性而呈现出多种形式,也在不同环境中不断调整与演变,朝着“文官掌军”和“军官掌政”双向发展。中东地区多国一系列军队干政的形态变迁表明,在中东国家军事现代化进程中,民主程序的推进、军人阶层的地位、军政权力博弈的态势以及社会民众的预期,是影响中东地区军队干政的重要因素。

中东国家民用核能开发与国际合作探析

中东国家发展民用核能具有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双重目的。在新能源革命与大国战略竞争的驱动下,中东国家寻求能源结构的多元化,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促进海水淡化,加强核能科学研究,跻身世界“核俱乐部”,打破中东地区核垄断,提升政治大国地位。俄罗斯、美国、韩国、法国、日本等国积极促进民用核能项目出口,推动与中东国家的民用核能合作,竞争中东市场份额,同时形成议题联系,配合与中东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民用核能合作丰富了域外国家与中东战略合作的内涵,促进中东国家民用核能开发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助力中东国家从石油经济到后石油经济的转型,实现“碳中和”目标,但核能项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

复合身份政治视野下土耳其的中亚政策探析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塑造一国的“关系半径”,并产生“对外排斥”与“对内整合”两种行为模式。多元身份国家在面对不同的合作对象时,往往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环境对身份资源进行个性化筛选,形成复合的身份认同、角色期待和政治实践。在复合身份政治的框架中,复合是手段,身份是方向,权力和利益则是动力。以此观之,土耳其的中亚政策是其三重国家身份(突厥语国家、伊斯兰国家、欧亚国家)、三重角色期待(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领导者、中亚伊斯兰思潮的塑造者、欧亚大陆的“枢纽国家”)和三重政治实践(亲缘政治、教缘政治、地缘政治)的复合和嵌套。复合身份政治是土耳其追求身份自主的写照,但其塑造的多元角色在“群内国家”尚未获得足够的认可,在“群外国家”也没有获得有效的承认。面对身份冲突,土耳其需要在身份诉求、国家实力和体系条件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

巴以冲突的治理难题与前景分析

巴以问题是中东地区安全及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再度爆发并产生溢出效应,形成了四组矛盾:一是哈马斯等“抵抗联盟”成员与以色列的军事博弈,二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左翼政府与以色列的政治博弈,三是国际社会与美以的外交博弈,四是全球亲巴力量与亲以势力的舆论博弈。围绕巴以问题的解决出路,国际社会提出了反恐怖主义论、反殖民主义论和共生关系论三种不同的治理路径,各种治理方案相互竞争,对巴以和平、中东国际关系和大国的中东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站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在“两国方案”和联合国相关决议的基础上实现阿以两大民族和平共处,为巴以冲突治理贡献安全和智力公共产品,与国际社会一道助力中东和平与发展事业。

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机制构建与发展前景

阿拉伯世界是中国对发展中地区开展交往的重要对象,多边机制是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平台。70余年来,中阿关系从政治伙伴到战略伙伴,从双边合作到多边协作,形成了综合型机制、专题型机制和复合型机制。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机制的创立,对于加强新时代中阿合作机制化建设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中阿在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既顺势又谋势,不断巩固存量、扩大增量、提高质量,携手打造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展望未来,中阿双方可在地区安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全球治理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

新时代中阿合作迎来新机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都面临实现民族振兴、加快国家发展的历史任务,要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首届中阿峰会确立了中阿双方以“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为建设目标,以多边合作机制为平台,以“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抓手,不断丰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中阿合作有助于消除中东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成为新时代南南合作的典范。

阿富汗和伊朗跨界河流治理的双重困境

当前,国际水资源争端升级,跨界河流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跨界河流治理有霸权护持、议题补偿、制度嵌入和身份建构四种模式。同为伊斯兰国家、社会同质化、经济联系密切的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水资源争端白热化,其背后是两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上游弱国阿富汗拥有地理区位优势,掌握开发主动权;下游强国伊朗拥有政治经济优势,掌握外交主动权。权力平衡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内部根源。另一方面,美国占领阿富汗后为遏制伊朗而支持阿富汗,印度出于对抗巴基斯坦的目的而支持阿富汗,第三方的选边站队导致水资源争端国际化。域内外大国的权力斗争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外部原因。要破解上下游、域内外双重困境,两国应在跨界河流治理中对内抑制资源民族主义,对外获得必要的国际发展和安全援助,从利益共生到安全共生,从单边治理到全流域共治,建立跨界河流命运共同体。

土耳其周边外交中西亚土库曼人的角色与影响

受族裔认同、地缘政治和库尔德问题等因素的复合驱动,近十余年来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经历了相互“重新发现”和认同增强的过程。土耳其试图将土库曼人扶植为本国的地区代理人,服务于其周边外交目标的实现。在叙利亚,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干涉叙内政、打击库尔德人和推行地区干涉政策的重要工具;在伊拉克,土耳其利用土库曼人制衡库尔德地区的独立野心,保持土在伊北部的影响力。然而,受到叙伊国内局势、土库曼人族群特征、土与叙伊两国中央政府及库尔德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土耳其与两国土库曼人的互动方式及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叙利亚土库曼人的代理人色彩更浓厚,伊拉克土库曼人的伙伴角色则较为模糊和尴尬。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的密切互动乃至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土周边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加剧了其国内政治与治理格局的碎片化和脆弱性。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迪拜的领事保护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中国海外利益拓展的广度和深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同时,海外中国公民面临的安全形势也更加复杂,对保护提出更高要求,加强领事保护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新议题。迪拜处于“一带”和“一路”的交汇点,以其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环境下,为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提供了流动的机会。迪拜是中东地区中心枢纽城市,也是中国公民人数最多的城市。中国在迪拜的领事保护具有鲜明的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的特点,是在长期实践中根据迪拜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形势,结合中国特色外交决策机制,逐步摸索出来的优化选项,可作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领事保护的借鉴之用。

沙特与伊朗复交历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集中体现。中东地区是全球安全赤字和信任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分而治之”策略和代理人战争加剧了中东地区冲突。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方案,倡导“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原则,积极劝和促谈,受到中东国家的普遍欢迎。中国的外交努力促成了沙特与伊朗复交,带动了中东“和解潮”,提升了中国外交塑造力、感召力与亲和力。中国在沙伊复交谈判过程中成功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斡旋巴以矛盾、也门危机、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东国家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基础。

“蓝色家园”战略与土耳其的东地中海政策

东地中海争端主要表现为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及欧洲大国的纷争和对立。“蓝色家园”理论促使土耳其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层面强势推进海上划界主张,深刻影响了其东地中海政策与周边外交,目前成为新时期土耳其海上地缘战略的理论来源。土耳其的东地中海政策既导因于争夺油气资源和地缘政治利益,又反映出其对这一地区历史与现状的深层不满,体现了其塑造大国地位的诉求和外交政策模式的变化,加剧了与周边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然而,受到国际法、地区国际关系和大国压力等多重因素的显著制约,土耳其很难实现基于“蓝色家园”战略设想的东地中海政策目标。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促进中东繁荣发展与持久和平

把握当前人类所处历史方位,应对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这关乎人类发展的前途。在全球性问题尖锐复杂、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世界的稳定和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实现中东乃至世界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的根本出路。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的成功举办为中东地区发展和稳定开创了新的机遇和前景。在中东地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不仅契合中东国家和人民自主探索其发展道路,而且有利于推动中东地区逐渐破解安全和发展困境,共同塑造一个繁荣、发展和稳定的新中东。

G20峰会背景下中国与印尼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印尼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源于其拥有独特的多重身份与权力优势,主要表现在较强的综合国力、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突出的经济发展成就与不断提升的系统重要性、东盟领导角色及其在多边机制网络中的影响力等方面。近年来印尼在全球贸易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区域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以及基础设施国际合作等方面表现活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不断上升。在G20框架下,印尼希望借助多边机制网络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升自身国际地位。担任2022年G20主席国使印尼在全球经济治理舞台上迎来高光时刻,为其全球经济治理诉求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呈现机会。同时,G20面临的严峻挑战考验着印尼的协调能力,而巴厘岛峰会的成功举办,明显提升了印尼的全球影响力。21世纪以来,中国和印尼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层面开展了全方位合作,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同时也提升了两国关系的战略内涵。新时期,中国和印尼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应突出重点议题,聚焦投融资治理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国际合作;重视区域合作,推动亚太高水平区域经济治理合作;提升全球协调,加强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中的协调配合;夯实战略基础,基于全球性合作伙伴定位加强战略互信和政策沟通。

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

“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西亚伊斯兰大国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简称“沙特”)形成了复合身份。教派争端导致三国在西亚地区的战略博弈阵营化;阿富汗弱政府、强社会的权力结构使三国的战略博弈代理人化。作者提出“复合身份政治”概念,认为土耳其、伊朗和沙特以三重身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从族群和教派身份看,土耳其与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等突厥语族群形成特殊关系;伊朗与中部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形成特殊关系;沙特与南部普什图人形成特殊关系。从区域身份看,土耳其借助突厥语国家委员会,伊朗借助经济合作组织,沙特借助伊斯兰反恐联盟,三国在“向东看”过程中分别将阿富汗纳入各自主导的多边机制,形成了制度均势。从全球身份看,土耳其以北约的名义参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沙特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三国与世界大国形成了议题联系。复合身份政治使土耳其、伊朗和沙特构筑相互交错的次体系,稀释了世界大国主导的阿富汗问题安全倡议,阿富汗安全格局由“多极”走向“多中心”。

论埃及塞西政府的“议题联盟”战略

埃及是二战结束后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发起国,但在“不结盟”原则基础上,埃及以任务为驱动而不是以制度为导向,积极探索结盟的新形态——议题联盟。议题联盟是安全议题与发展议题、政权安全与资源安全的复合体,体现出埃及特色的国际合作观。这种议题联盟战略具有主权让渡的有限性、合作议题的单一性、合作方式的灵活性等特点,解决了埃及安全自主性与安全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本文以塞西政府为例,探讨埃及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采取的“东西南北”多向议题联盟战略,其大致可分为政权安全—主导型、政权安全—追随型、资源安全—主导型和资源安全—追随型四类。在东部,埃及加入中东战略联盟以遏制穆兄会势力;在西部,埃及与沙特、阿联酋、俄罗斯、利比亚国民军等结盟反制亲民族团结政府联盟;在南部,埃及围绕尼罗河水资源问题与苏丹结盟,反制埃塞俄比亚;在北部,埃及加入东地中海天然气联盟,反制土耳其和利比亚在东地中海地区划界。塞西政府议题联盟战略旨在实现利益最大化与成本最小化,既拓展国际安全合作,又坚守“不结盟”原则、维护战略自主性。

叙利亚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议题联盟”探析

在叙利亚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既不是制度化的军事联盟,也不是西方中心色彩浓厚的“阵营”和“轴心”,而是功能性的“议题联盟”。三国议题联盟是问题导向型的安全合作机制,对外基于共同排斥,对内基于风险管控。它是制度化安全合作与无序竞争的折中,表现为复杂的竞合关系。在功能上,成员国能够超越传统战略框架而扩大合作空间,并借助“多边主义”增强合法性。三国议题联盟存在结构性、过程性和障碍性三种分析层次,它们分别解释了安全合作的必要性、讨价还价的过程和制度化动力不足的根源。议题联盟降低了三国之间的交易成本,减少了合作对象的不确定性,但也面临权力、制度、文化和经济可持续性等多重困境。在后霸权时代的中东,议题联盟揭示了地区安全合作的去意识形态化、去中心化和务实主义转向。

中阿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理念与实践

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是阿拉伯世界面临的两大挑战。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新时期,大国战略竞争影响中东的发展环境,阿拉伯国家面临发展动力不足和市场需求不旺等发展难题。中阿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势,对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和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发展理念,促进中阿发展战略、发展机制和发展项目三重对接。中阿经济互补性强,双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实践“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将发展红利转化为和平红利,可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助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事业。

中国对欧港口投资与中欧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近年来中国在欧洲国家的港口投资项目日益增多,并与不断拓展的中欧陆海快线、中欧班列等陆海通道建设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港口在新时期中欧互联互通中的枢纽角色更加凸显。虽然不乏理性务实的声音,但欧盟对中国港口投资的负面认知日益上升。欧盟主要担心中国的港口投资将会挑战欧洲企业在港口航运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并造成欧盟内部的政治分裂,甚至带来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中欧应基于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理念推动港口合作,遵循利益融合路径,构建中欧港口合作的多方利益共同体;遵循空间融合路径,实现中欧双多边港口合作的协调融通;遵循议题融合路径,致力于实现安全与发展议题和政治与经济议题的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