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

在辛亥革命和民初之时,尤其是帝制复辟发生之前,古代汉族的文化传统被视为"国粹",得到整个主流话语的赞颂。在辛亥革命前后,要求自由与宪政的呼吁被视为与重建汉族古典传统并行不悖的事实。反映在作为一种身体符号延伸的服装观念上,重新恢复古代"汉衣冠"的运动与建立自由宪政的实践交织在一起。但随着民初帝制事件的发生,古代传统与宪政实践开始分离,包括了"汉衣冠"在内的所有传统符号,都被视为建设现代政体的负面遗产,重建"汉衣冠"的自发运动最终随着新文化批判的出现而销声匿迹。

高攀龙晚年性学思想发微——以《会语》和《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为中心

高攀龙(1562—1626)是晚明大儒,对于他的思想定位,学界一直争论不断:一派定为王门后学;一派定为新朱子学;一派定为兼采或折中朱王。各有依据,三派鼎立。但这些论述只适用于他早年和中年的思想。其实,高攀龙在约1619年至1624年间的《会语》和《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以及其他晚年著述文本中,通过若干重要性学命题创建出了一套完整的性学体系,足以和朱子理学、阳明心学两大思想体系相媲美。

“大包干”政策内涵的历史流变--基于安徽省凤阳县的考察

作为农业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大包干”在中国改革史上有着十分显著的地位。安徽省凤阳县农村改革中涌现的“大包干”,经邓小平等人肯定后名声大噪,成为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时至今日,研究中国农村改革的学者,无不对“大包干”耳熟能详。然而对凤阳“大包干”政策内涵的历史流变,迄今仍未有研究者加以关注。就连农业政策的制定者、研究者,在谈及凤阳“大包干”时,也经常将其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概念合为一事①。

凤阳“大包干”:从地方政策到改革典型

从被否定到受肯定,从地方政策到改革典型,凤阳县的“大包干”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逐步“合法化”的发展过程。其间,中共安徽省委、滁县地委和凤阳县委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凤阳“大包干”之所以能够蓬勃兴起,是因为这是一场组织化的改革。此外,1979年2月至1980年6月,在凤阳的舆论宣传和实践运作中,“大包干”指的始终是包干到组而非包产到户。

让儒学回归人文化成

儒学与儒家的定位问题,肇始于康有为19世纪90年代对儒学及儒家作了几乎全盘否定的评价,他要利用原始儒家和原始儒学的若干资源,建立一个新的信仰共同体。而用宣称两千年来儒学、儒家所奉行的都是"伪经"的方式作为前提和基点,用虚构出来的全知全能的"孔圣人"作为建立的唯一支柱,强行置客观历史实际于不顾,无法令长期接受清代朴学熏陶和训练的士人们信服,这是康有为立论的致命弱点。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主要利用宋明理学和心学的思想资源,努力使儒学和近代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相黏合,试图将儒学与儒家定格为所谓道德宗教。章太炎则主张应继续保持传统的人文主义共同体,继续坚持现实的人、现实的世界、现实的社会的普遍化的责任伦理。而儒学的最大功效是通过制礼作乐推动社会的自我治理,包括社会各个不同族群、社会全体成员的自我治理,也就是让儒学回归人文化成。

国家与社会视域下的上海公墓建设(1909-1937)

上海公墓建设始于民间,各界民众和社会团体相继建立了类型多元的公墓,弥补了政府公共职能的不足,是民间社会承担公共性的重要表征。然而,民间社会掌控公墓的建设,不利于政府权力的统合,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了强化政府权力,上海市政府将公墓的管理纳入日常工作,在着力进行市立公墓规划与建设的同时,加强了对私立公墓的指导和监管。由此,近代上海公墓体制逐渐由民治转为官治,在此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社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上海公墓的建设和发展。

“无”与金批《西厢》的评点理论建构

"无"是金圣叹批评《西厢记》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即点出"无"在金批《西厢》理论构建中的作用。"无"在金批《西厢》中体现为融合-消解与瞬间-延展两对特质。融合-消解特质主要提供整体理论框架和审美追求;瞬间-延展特质主要提供具体创作法则。以"无"为立足点,可将金批《西厢》中的各方面论述串连整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既具有现代性、时代性的鲜明特征,同时又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成功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历久而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发掘、继承、弘扬以及创造性的转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提升和飞跃。

汉初“孝德”的形成与确立——以陆贾、贾谊思想为中心

承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在陆贾、贾谊等汉初政治家反思和批判秦弊的基础上,一反秦以"威德"为核心的重威严法、多欲寡恩的皇权政治模式,大力倡导法先圣、尚德行、施仁政等治国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崇尚"孝德",推崇孝治。汉代所推崇之"孝德"并不是向先秦儒学、西周德化礼仪之学的一种简单回归。而所谓的汉承秦制,实际也只是形式上的承袭,在关乎秦汉两朝立国之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层面,秦之"威德"与汉之"孝德"是迥然相异的。

陈龙正及其著述浅论

陈龙正并不是一位名宦，更不是一位大儒。在晚明政坛上，他做过不算小的官，在中央政府机构曾有过较为活跃的言行，对晚明的动荡时局怀有深刻的认识。他也曾努力倡行地方慈善事业，积极从事明末大灾期间的救赈工作；还与东林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而且在理学上也颇多独见，是晚明江南地区威望远高于县令的一位特殊人物。

君父与子民:君民关系所见汉晋皇权之经济基础

在以家国同构为重要特征的汉晋社会,形成了父慈子孝式的政治模式和君民关系,这深刻影响并构筑了具有浓郁伦理色彩的汉晋皇权之经济基础。在汉晋皇帝的诏书中,充斥着以慈父为化身的皇帝,通过减免租赋、赐爵赐物、赈济借贷等保民、惠民方式扶持、维系小农经济的话语。这体现了"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的君民间血肉相连的共生互动关系。然而,这种犹如父子的君民关系在有力地维系小农经济的背后,实际具有极强的蒙蔽性。

“责任田”问题再探讨——与鲁林《毛泽东传》商榷

“责任田”是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农村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政策。法国资深汉学家、历史学教授鲁林(Alain Roux)的《毛泽东传》,在呈现“一个法国版本的关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完整故事”时,书中对“责任田”也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但该书在记述“责任田”问题时,有不甚准确之处。笔者围绕“责任田”问题,与鲁林的《毛泽东传》商榷,并作一些订正和补充的工作,以推动中外学者更加全面、深入地探讨“责任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