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思政研究内涵式发展的三对矛盾及应对建议

思政“学科”的发达不等于思政“科学”的发达。文章以思政研究对青年网络新思潮的把握能力作为衡量思政研究内涵式发展的一项指标,根据大量已发表论文、会议论文以及线下调研考察思政研究在主题、方法上的得失,指出当前思政研究在主题上存在对于“要命”的问题重视不足,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对现象分析浅尝辄止、急于进入套路化的抽象化分析;提出的对策建议和解决方案空乏雷同;修辞与概念相互禁锢等问题。由此总结出制约思政研究内涵式发展的三对矛盾:固化的意识形态地图与变化的意识形态地理的矛盾;日新月异的质料与僵化的方法论及表达形式的矛盾;思政工作要求的实践能力与学院化逻辑之间的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升级意识形态地图,尤其要重视定位“生活政治”,有机引入跨学科方法,强化思政人才实践能力并配套相应保障措施。

中国互联网30年:全球格局变迁下的风险挑战、战略转型与未来前瞻

【目的】分析中国在互联网发展30年过程中的战略转型与挑战,探讨中国如何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结合历史数据,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战略转型与挑战进行深入分析。【结果】中国互联网经历了从跟随到引领的转变,成为全球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压力、数据治理挑战等问题。【局限】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本文可能无法涵盖所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此外,由于国内外政策环境和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结论】未来,中国需继续深化网络强国战略,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技术发展趋势。

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反思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在总量上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成就令世界瞩目。更进一步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总量很快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而终结一百多年来美国雄霸全球的历史。但是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及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同时,中国经济学研究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中,严重西化甚至"英美化"倾向已经是一个不容否定、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并且已经产生了各种严重危害。有鉴于此,必须认真看待和高度重视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严重西化倾向及其产生的严重危害。因此,鼓励推动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基础上提炼具有中国标识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话语、中国理论的经济学,将中国经验和丰富的中国实践上升为系统化和一般化的规律性理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提出的内在要求。

“专业主义”及其超越:从文学研究到当代中国学术

无论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还是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非专业人士都发表了不少成果,但就其总体而言,其绝大多数成果并不能被视作严格的学术作品,而恰恰暴露出其对学术规范、方法的漠视和专业训练的不足。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极为复杂,但专业人士须具备"专业主义"精神这一原则未能成为社会共识,应负主要责任。从文学研究到当代中国学术,不仅有必要重申这一原则,且须待其普遍确立后,思考如何超越"专业主义"的问题,以免原本为促进人类社会交流、发展的知识和学术活动,深陷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逻辑,蜕变成一些知识分子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而这一切,也是当代中国学界建构"中国话语"、寻求"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统筹的三组重要关系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包括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和集约化,既是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体现,也是产业转型与未来发展的关键。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处理好破与立(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间的关系)、量与质(产业规模扩张与转型升级)以及内与外(自主技术创新与对外开放合作)这三组重要关系。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优化产业政策机制、平衡市场机制,并建设以新型举国体制为核心的科技创新体制。在当前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须加速发展以数据和科技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推动长远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将以产业为核心,展现深度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特征,引发就业形态和政府、企业关系的深刻变化。通过不断创新和改革,中国经济将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产业:金融强国战略的三元结构和历史演进

探讨中国迈向金融强国的现实理论依据及国家战略层面的考量。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金融强国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相互增强的三元结构。科技创新是推动金融行业转型和发展的关键力量,金融强国战略则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持和风险应对机制。实体产业发展不仅是金融强国战略的重要着力点,也是金融与产业融合的必然结果,昭示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数据资本促进产融结合,为金融强国战略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金融-科技-产业”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构成了金融强国战略实现的良性循环格局。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与政策应对——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收入与增长非线性相关系,而威廉姆森拐点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理论提出空间基尼系数的一个分解框架,并运用威廉姆森"倒U型"理论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S型关系。以平滑转化回归模型测算,中国存在人均GDP为4 189.30美元拐点,并于2005年越过拐点,但进入地区差距收敛的"高体制"路径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在政策应对上要进一步通过实施高起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宏观配套政策,配合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空间集聚与政策效应——基于2136个市县1999、2010年数据

本文对我国2136个县市1999年到2010年人均GDP增量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性、位置相关性进行显著性检验,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后,发现我国人均GDP增量具有空间依赖、地理位置、初始水平和区域政策的联合效应,我国东部和西部发展均已获得区域政策效应,区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已促进了区域发展差距的收敛,这说明我国区域政策体系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中部崛起战略效果在2010年时还不显著。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仍需在创新区域政策,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特别是将促进"大西南"发展应作为今后我国以区域政策为导向的宏观调控战略重点。

中国消费者境外消费的特点、成因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一直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利器,近年来我国居民境外消费迅猛增长,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为何越来越眷顾境外。基于近五年境外消费数据,从消费特点、消费趋势等方面分析境外消费迅速扩张的原因,发现伴随人均收入增长而来的消费升级、国内产品的质次价高等对境外消费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尽快扭转国内消费下滑的格局。

金融发展、实体部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1998—2014年期间中国30个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及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进行测算以及对其进行分解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和实体部门经济之间的增长差异与金融发展的交互项纳入到实证模型中,检验金融发展与TFP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正增长,年均增速为1.6%。中国的TFP增长动力源泉为技术进步(2.2%)而非技术效率的改善(-0.6%)。金融发展和TFP增长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即金融发展对TFP增长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发展和实体部门经济发展之间的增长差异。当金融发展增速超过实体部门经济增速的54.5%时,金融发展抑制TFP的增长;当金融发展增速与实体部门经济增速之间的差异低于54.5%时,金融发展会促进TFP的增长。

要素市场扭曲和中国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笔者以创新产出为研究视角,把要素市场扭曲分解为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两部分,以此分析这两个部分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以2000—2014年期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分别测算出其劳动力要素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水平,实证检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国家层面来看,2000—2014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要素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均呈现出负向扭曲态势,并且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显著地小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前者的抑制作用要显著地小于后者;笔者通过更换不同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回归估计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与改革路径突破

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意味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实现新常态突围,必须坚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破解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在深化改革中推进包容性发展,并在改革中体现包容性发展理念。第一,政府职能必须转换,为更多的"僵化"资产转化为资本创造制度条件和市场环境;第二,深化土地改革,将僵化的土地资产转化为货币(物质)资本;第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僵化的劳动力资产转化为人力资本,并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与经济学的中国时代

中国问题更需要以中国经济学理论进行阐述,中国经验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处理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体现中国文化自信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也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将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同时到2030年左右,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之时,经济学的中心必然会转移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必然会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因为经济中心决定着经济学的中心,而主流经济学其实就是一个大国经济学。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21世纪的经济学应该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导语：在今年初举办的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供给侧改革作了详细阐释；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对供给侧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为更好地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本刊特别开辟专栏，邀请复旦大学周文、中国人民大学邱海平、南开大学何自力三位教授就供给侧改革进行笔谈。

中国崛起的规模效应和世界意义

过去30年间,我走访了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我从亲历百国的观察和全球视野的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发展成就也是最大的。自l979年开始的30年中,中国的GDP增长了18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并且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创新复合体”的建构逻辑

新质生产力不仅为中国的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还通过“创新复合体”的模式,将国家和市场主体紧密结合,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通过整合各类新兴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能力,使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当今时代,国家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形成了协同创新的“创新复合体”,不仅增强了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还使国家和企业在全球战略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在全球竞争格局经历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的新兴领域战略能力发展面临治理、创新和市场活力等方面的挑战与机遇。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回应了全球竞争新范式,催生了“创新复合体”这一国家与市场的新互动模式,将其应用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及产业升级方面,为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新兴领域战略能力的发展需要在国家与市场深度结合的主体范式下,继续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优化中央与地方的协同机制,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协同发展。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推动企业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更大突破,应对全球竞争中的复杂挑战。

“中国共产党无疑是过去100年中最成功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从不认为其政治制度可以成为别国的模板,中国的崛起也没有改变这一点。但长远来看,我们应当意识到,随着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其他国家可能在不同方面将中国视为范本。

日本殖民同化的影响与琉球身份认同的重构

琉球被日本吞并后,经历了日本政府的殖民同化政策,包括政治上的军事占领和行政控制、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改造、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皇民化运动”等,这些措施系统性地解构了琉球固有的身份体系,削弱了琉球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主体意识。战后,美国对琉球的占领以及琉球“回归”日本后的“复归”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琉球身份的重塑,包括寻求政治认同、文化复兴、争取原住民权益、民族意识觉醒以及谋求自治等。琉球身份认同重塑的未来走向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日本政府依然坚持对琉球的统治,美军依然驻扎琉球,殖民主义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继续影响琉球人的身份认同。深入研究日本殖民统治对琉球人身份认同的具体影响机制十分必要,可借此更好地理解琉球社会文化的复杂性,深化对日本殖民同化的理论研究。

中国之谜与中国之道

中国机遇、协商、实验的价值观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启示,也给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与社会科学带来巨大的困惑。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创新与实验,会丰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并改善现有的世界秩序。

高职院校思政课应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策略

长期以来,西方民主价值观影响着中国人文社科话语,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言行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新形势下,研究高职院校思政课如何开展好民主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中应坚持破立并举,解构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构建自身民主话语体系,进一步把“民主”讲深、讲透、讲活,厚植新时代大学生的民主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