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创作的极限挑战——《道可道》、《化蝶飞》作者、复旦大学教授吴礼权博士访谈录

2018年12月,著名语言学家与古典文学专家、中国第一个修辞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修辞学会会长吴礼权教授的“说春秋道战国”系列历史小说出到了第三辑。此辑两部长篇分别是:《道可道:智者老子》、《化蝶飞:达者庄子》,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与暨南大学出版社以精装与平装两个版本推出。前者40万字,后者60万言,真可谓是煌煌巨著。老子、庄子虽然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但却生平史料极少,《史记》中有关他们生平事迹实质性记载的文字皆不过百字而已。而他们留下的书,因为皆是哲学著作,又是上古汉语写成,解读起来具有极大的难度。但是,吴礼权教授却以其卓越的古文根底与深厚的古典哲学学养为基础,突破重重不可能的挑战,以文学家思接千古的想象力,以修辞学家优美、优雅的文笔,将自古以来就被人视为可望而不及、可想象而不可接近的哲人形象及其哲学思想生动鲜活地予以呈现出来,让人读之如见其人,有即之可温的感觉。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场感”“立体化”与“流动性”——重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包含大量具体的地理空间单位,这一方面增添了文学史的“现场感”,另一方面又在文本内外共同构筑了多元、丰富、立体的“中国文学地图”想象。同时,书中的中国文学或“文学中国”又是时时处于世界文学流动过程之中的,这种流动性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复杂面貌,也透露出吴福辉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此外,书中大量的插图、表格等也可视为文学空间与“文学地图”的形式化延伸。

文学翻译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生

在戊戌变法以前,中国近代的翻译主要是洋务派的科技翻译,后扩大到社科领域。此时,人们基于自身固有的文学观念,并不重视文学翻译,仅有若干零星的"以中化西"的自发翻译。戊戌变法时期,近代文学翻译在特定视域下"误读"西方文学——主要是小说,认为它是西方"开民智"的启蒙利器与政治宣传的工具。此时,中国社会完成了对文学翻译大规模兴起的思想准备,之后文学翻译被实质性地纳入到了中国文学变革的内部。

论基于文学修辞语言的公文写作艺术方法

一篇富有感染力的公文应是规范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公文语言的基本要求为严谨、庄重、明确、简洁和通俗。如果在遵循公文语言风格传统的基础上,巧妙运用文学修辞语言,增强公文的可读性和生动性,将会达到良好的审美意境和表达意境。

“十七年”现代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教学本位与学术史构建——以1957年朱彤先生所讲《现代文学讲稿》为视角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处在初创期,全国各大高校中文系所使用的现代文学教材主要为内部自编的油印、铅印教材(讲义)。师范类高校在现代文学的教材编纂中发挥着突出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以笔者所见1957年南京师范学院朱彤先生编纂的《现代文学讲稿》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朱彤先生的现代文学教学与教材编写实践,以及分析《现代文学讲稿》中的内容,指出“十七年”时期现代文学的教材编纂与以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问题生产紧密联系“,教学本位”促进着现代文学教材的编纂与使用,由此进一步探讨现代文学教材编纂史中的学人研究与学术史构建问题。

新时期民间文学创新性发展问题探讨

我国1949年以后的文艺政策继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在民间文学领域表现为除了搜集整理传统民间文学作品外,更注重民间文学在适应新形势下的创新性发展,发挥民间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新故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继承了民间故事的基本特征、技法和风格,但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以适应新时期传播、接受的需要。文章讨论了新故事的属性和特征,同时对民间文学的创新性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

试论传媒与文学的关系——基于金庸加入中国作协一事的思考

传媒通过议程设置等特点介入了文学批评,通过与通俗文学的通俗性必然的联系改变着通俗文学的样态,也迫使文学体制思考如何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2009年关于金庸加入中国作协的争论让我们不得不认清这样一个道理:在大众传媒全面介入文学的今天,文学应当坚持人文关怀的立场,保持自身的审美维度和独立精神;媒体则应当利用其自身的资源为文学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2018-2020年《上海文学》短篇小说创作观察

《上海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坛重要刊物之一,短篇小说更是其颇具特色的标志性栏目与主打文学体裁。通过对近三年《上海文学》杂志(2018-2020)所刊载短篇小说的整体性阅读发现,一方面,作品中所透露出的“现代个体孤独感”既是现代人普遍的心理感受,同时也通过文学书写来完成自我表达与“疗愈”;另一方面,随着“八〇后”“九〇后”一代年轻作家的崛起,“迷惘的青年形象”在其作品中呼之欲出,且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此外,科幻小说的崛起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不仅标志了一个文类自身的发展,更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症候意义。

胡适的诸子学研究对其“文学革命”主张的启发

与提出“文学革命”几乎同时,胡适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诸子学研究上。在钻研中国古代典籍的过程中,胡适注意到文法分析可以当作一种考证方法使用;而为了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发掘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他的博士论文以先秦诸子之逻辑方法的发展为核心议题:这些问题意识都进一步启发、促成了他关于新文学中的文法、逻辑等方面的观念。胡适的“言之有物”事实上侧重于思想方面,而他也尤为关注新诗的说理之维。但对明晰、贯通的过度追求,也导致其创作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数字化文学批评的“话体”特质及其反思

“话体”特质指支撑诗话、词话、文话等话体批评不断发展裂变的文体特性,它以开放性为核心表征,主要经由文本结构和批评内容两个层面得以显现。在数字化文学批评中,“话体”特质得到了拓展:首先,批评主体的群属身份进一步多元化,话体批评作者多为士人群体,他们通过辑录前人言论阐扬自己的批评观念,使得批评文本带有“多重主体性”,而数字化批评作者群已扩大至普通网民,同一文本空间往往并置着多重声音,因而带有“共生主体性”;其次,话体批评中潜在的“对话”意识在数字化批评中衍化成了一种切实影响文学批评整体风貌的重要因素;最后,数字化批评中,批评话语的碎片化、文学性特征较之话体批评更为突出,且可以不断实现话语增殖。话体批评所张扬的“话体”特质,启发人们立足数字化文学批评的现实语境,探索碎片化批评话语的价值,反思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变革。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谈助”说及其理论义涵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所谓“谈助”,即作为闲谈助兴的语料,是关于小说意图与功能的系列术语。这些术语的提出基于古代小说口传耳听的生成与传播语境,又主要集中在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方面。从内容上看,物事、史事、怪事、故事等“事”皆可助谈,“谈助”说指向的是小说文本的博闻与尚趣特性。除认识、娱乐功能外,借各种事象助谈,还可以促成人际间的共情与同理,如同“诗可以群”的风教论,颇具“稗可以群”的命意。传统小说批评中的“谈助”说是古人立足生活经验而提出的一种小说功用观念,它不仅体现了小说之“小”的价值定位,更呼应了小说的“趣谈”本质,值得关注。

断裂·异质·共生:20世纪初《上海漫画》商业广告的视觉策略

《上海漫画》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漫画刊物,其中的广告提供了数量颇多、形式颇丰的图像史料,蕴含着丰富的设计内涵。以《上海漫画》的广告为研究对象,旨在梳理和呈现广告设计特征与策略的转换过程,分析和阐释广告的视觉表征。研究表明:断裂、异质与共生是《上海漫画》中广告视觉构建的基本特征与取向。首先,广告形式的“断裂”呈现为典型的西化风格,但“断裂”下仍蕴含继承与革新。其次,“断裂”也呈现于受众心理层面,消费选择成为一种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方式,随之也造成了本土与洋商广告的设计分野。此外,广告也带有典型的杂糅与共生的特征,表现为视觉元素的多元包容。

跨文化翻译视角下《茶花女》在中国和土耳其的传播与接受

19世纪末,《茶花女》在中国和土耳其的译作引起了巨大轰动。尽管中国和土耳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甚远,但都在数年内相继翻译了这部作品,并在随后各自创作了本土版本。本文通过对中国译者林纾与土耳其作家米塔特的《茶花女》翻译进行研究,从语言和文化角度分析其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与接受过程,并探讨两位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与诠释,能够揭示跨文化翻译中文本的再现方式以及其在不同文化价值观下的命运。

多维视野下的新探索——“‘雅俗共赏’:文学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的“‘雅俗共赏’:文学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集中探讨了当下晚清民国文学研究中的诸多前沿议题。与会学者以经典文学文本、报刊、日记、地方志、民俗传说等不同材料勾勒复杂的文学生态与媒介环境,从空间、媒介、叙事、翻译、感官等多个视角拓展了晚清民国文学的研究方法。会议主张以雅俗共赏、多维视野的原则深化晚清民国文学的研究视域与理论建构。

生态语言学视野下的官场话语分析

生态语言学强调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官场话语生态位的生物-逻辑环境、社会-逻辑环境、精神-逻辑环境因此成为动态语言研究的必有要素和重要动因。借鉴生态语言学考察当代中国的官场话语,可以构建官场话语生态位的框架体系,以此来解释官场话语接受中的独特话语现象,从而发展领域语研究的新面向,探索话语分析论域中生态语言学视角研究方法的新路径。

语言学的学科地位问题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这早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和教育界的共识,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都是在大学里设置独立的语言学系,相当于在中国将语言学设置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学科目录中语言学没有一级学科的学科地位。国内语言学界和教育界许多有识之士曾多次呼吁将语言学调整为一级学科,也曾多次召开各种级别和类型的有关语言学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高层论坛和学术研讨会。最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发出了《关于修订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通知》(学位[2009]28号),拟对目前的学科目录作调整。为促进和推动语言学调整和设置为一级学科,本刊围绕语言学应该调整为一级学科这一主题,组织了一组笔谈文章。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的第三章"一级学科的设置与调整"第七条中说:"一级学科是具有共同理论基础或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学科集合。一级学科原则上按学科属性进行设置,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一)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二)一般应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三)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构成本学科的领域或方向内,有一定数量的学位授予单位已开展了较长时间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四)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较稳定和一定规模的需求。"在第四章"二级学科的设置与调整"第九条中说:"二级学科是组成一级学科的基本单元。二级学科设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一)与所属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相近的理论基础,或是所属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二)具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三)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一定规模的需求。"本刊组织的这一组笔谈应该说从不同侧面讨论和回应了上述有关语言学设置一级学科的相关要求和条件。本刊愿意与语言学界同仁一起为语言学一级学科设置和语言学科的发展而共同努力。

中国古诗统计建模与宏观分析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处理文学文本是计算语言学领域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该文结合点态互信息量与频率阈值,自动发现中国古诗词汇.基于构建的诗歌词典,利用启发式的正向最大匹配算法,对中国古诗作分词处理.采用主题模型对分词后的诗歌文本进行统计建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主题演变和诗人群体风格网络的探索性分析.基于全唐诗语料的实验结果表明:主题模型可以给出具有较好解释力的中国古诗统计模型,验证已有的文学史研究,并在传统的文本细读的研究范式之外,对中国诗学提供了全新视角的宏观刻画、描述与阐释.

论中国电影美学的特点与建构

中国电影美学的建设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起步,并开始逐步拓展。虽然西方电影美学和中国电影美学在很多方面有相同之处,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美学传统的差异,其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因此,中国电影美学的建构不应是西方电影美学的简单移植,而应在学习借鉴之基础上,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和中国电影理论的传统,使之能更好地凸显出中国本土文化特色。为此,既要深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审美关系问题,不能忽略中国电影理论工作者关于电影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又要从理论上认真总结中国电影创作所积累的各种美学经验,并深入探讨其创作规律。同时,还要认真研究中国电影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把握观众观影时的审美心理变化,分析那些能吸引和打动观众的优秀影片在美学上的成功之处,总结出其中的创作规律,并深入研究电影美感如何在观众(审美主体)和影片(审美客体)的融合统一中产生。随着接受美学的引入,观众的先在结构、期待视野及观众反应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影响,也都构成了研究的内容。另外,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建构一方面需要从域外引进各种基础理论,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注重从中国文学艺术的美学传统中汲取营养,充分重视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学术积累,从而使中国电影美学与中国文化中的美学精神有机衔接起来,显示出更浓厚的东方色彩和本土化特征。

基于偏向相似性的自然语言关联和聚类研究

聚类按关联进行分类,关联和聚类分析的基础是相似性计算。通常相似性是指绝对相似性,具有对称性。但自然语言研究中发现大部分规律都是偏向的,具有不对称性,需要用偏向的思路来考察不对称的关联和聚类策略:以类似条件概率的概率蕴涵指标来描写特征间的不对称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定义优势关系、紧密关系、控制中心、中途岛等关联特性;基于偏向相似性的聚类策略,从而能更好地处理语言本体研究中的"假性孤立点"、数据稀疏问题和家族象似性类型的聚类。

中国近代演说与传教

演说在中国由来已久,它也被清代官府用做《圣谕广训》的宣讲。西方传教士用中文传教所作的演讲,显示出与清代官府演讲不同的态度、内在思想和理路文体。这一变化实际上带有从古代到近代的变化。从演说体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所起的过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