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碳市场法治保障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碳市场是连接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重要结点,也是市场机制影响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而法治路径是碳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碳市场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发展状况,发现目前我国碳市场法治发展存在立法层级不足、执法标准不一、案件受理范围模糊等问题。为此,有必要构建碳市场法律制度。通过开展碳市场法律法规制定、统一执法标准和设置碳市场指导案例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碳市场的法治标准,为碳市场的发展提供助力,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法治层面的有力保障,以中国式现代化助推碳市场行稳致远。

“一体双峰”:临港新片区金融法治建设初探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是肩负着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开放与创新使命的特殊经济功能区,有必要、有条件建立与其地位相匹配的金融法治体系。临港新片区金融法治建设与陆家嘴片区、上海传统金融区“一体双峰”,共同保障实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临港新片区法治建设应充分运用“浦东新区法规”授权立法权限,着力打造适应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的社会主义“法律新区”。

完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法治供给机制

高水平的法治和规则环境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基础设施不仅包括交易系统、结算系统等有形的物理设施,更重要的是具有竞争力的无形的法律规则体系。良好的法治体系包括完善适配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科学有效的监管体系、权威高效的权利救济体系。本文从制度供给、监管执法、争议解决三个维度来讨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

证券发行注册制时代的监管难题与回应型监管

注册制改革对证券发行审核权进行了市场化的结构性调整,推动证券市场的信用基础重构与风险转移,同时也衍生出企业风险外部化、发行上市审核权异化、交易所规则竞争化、行政程序监督弱化等风险。当前实践中的应对方式是转移监管重心,即加强信息披露并加重违法责任。然而信息披露监管与强化责任监督等做法具有一定的间接性与滞后性,可能加剧信息披露形式化、连带责任主体权责不匹配等问题发生的程度。注册制时代的证券市场监管应借鉴回应型监管理论,以差异化监管、监管措施组合与执法升级、监管授权与多元主体合力等作为主要规制策略,以互动式监管、合规监管、近距离监管、授权式监管等作为制度建构重点,探索超越“收紧—放松—收紧”管制之治乱循环的新发展路径。

“双碳”背景下我国绿色证券市场ESG责任投资原则构建论

ESG责任投资原则以现代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及经济负外部性理论为基石,促使投资价值评估从以利润回报指标为核心向融合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多维价值与多维指标体系转化,并以信息披露、量化评估、投资策略指引等为主要实施路径。在国际、区域、国别层面,虽ESG责任投资拥有不同模式、不同特点,但其遵循共同的理念和原则,其标准体系及治理框架亦日渐成熟。我国绿色证券市场ESG责任投资原则的实施较晚,但其关注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等价值取向已被广泛认同。结合域外实践进程,并基于我国绿色证券市场的发展需要,应将ESG责任投资理念与原则更深地融入绿色证券市场建设中,通过努力培育绿色证券市场投资主体、优化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完善上市公司ESG治理,构建完善的绿色证券市场ESG责任投资原则、制度,从而释放我国绿色证券市场发展的巨大新活力。

法定数字货币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法定数字货币是我国货币形态的发展方向,而个人信息保护是决定其能否发挥实效的关键因素。其运营架构中的应用层、交易层、监管层可能存在着信息泄露与二次侵权、信息外包处理、脱敏数据还原、跨境交易、监管权滥用等风险,主要原因是法定数字货币加强了国家货币权力,货币权力与个人信息权利之间产生了法权结构上的紧张关系,在信用信息与征信、涉税信息与税收征管、衍生数据及专有权等法权场景中较为明显。据此,应推行法定数字货币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化方案,确立权责统一、协商互信的原则,健全信息生命周期风险防控、分级分类保护与信息安全创新机制等技术规范,完善公权行使程序与私权救济等法律规范,提高法定数字货币的个人信息保护水平。

“回应型”公司合规的治理结构和发展路径

我国公司合规制度在外源式、行政主导式的发展模式下产生了监管依赖、合规形式化与公司责任变相扩张等问题。合规的本质不是公司免责的形式工具,而是公司治理上的改革和实践,需要“外部行为规范的内生化建构+治理权的外部化转移”的双向作用。回应型规制理论能为合规制度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路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要有效配置合规职权并压实公司成员的合规义务;在合规监管立法与执法中,要秉持回应型法权关系的协商互信原则,合理运用规制升级策略与多元主体的规制授权措施;在政府监管、市场行业监督、公司治理自律三者的互动反馈与合力共治中,要促成合规监管与合规治理的内外结合。

离岸金融的范式转换与体系构建——从“避税天堂”到“法律新区”

离岸金融是现代国家因应金融全球化之趋势,通过金融领域的国家事权所构建的一个国际资本得以自由流动的“离岸空间”。离岸金融之“保密”“避税”等传统制度要素,不能满足跨国公司和国际投资者的市场需要,商事金融领域的法治变革将会成为各国离岸金融体系竞争的焦点。应当推动离岸金融由“避税天堂”向“法律新区”的范式转换,在制度供给层面“生产”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商事金融立法、监管标准和司法裁判。离岸金融“法律新区”范式具有正当性基础,应根据“在岸金融监管—试验性金融监管—离岸金融监管”之差序格局,通过货币、公司、监管与司法四个维度,构建中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制度型开放体系。

欧盟金融产品干预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产品干预旨在弥补金融监管的滞后性,将注意力从销售阶段转移到产品设计阶段,考虑用一种更实用的方法来弥补信息披露、适当性监管等机制的不足,加强对金融产品设计制造过程中的监管。它由金融机构的产品治理和监管部门的直接干预组成,直接指向市场透明度的最终目标,要求金融机构从不同角度描述产品特性、产品链条上下游之间建立紧密的信息沟通机制,确保产品最终用户能够有效评估自身与产品匹配度,避免产品错配问题。产品治理的制度清晰界定金融机构在产品生产销售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能够夯实机构主体责任,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而直接干预又赋予监管机构在紧急时刻“踩刹车”的权力。建议借鉴欧盟金融产品干预法律制度,构建宽口径的“金融投资商品”之法律概念,概括现有的所有金融投资商品,统一行为监管规则,赋予监管部门直接干预权,同时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金融机构划分为生产者和销售者,通过完善产品治理规则,夯实金融机构产品风险管理的责任。

私募股权投资优先权的公司法实现——以类别股为中心的探讨

优先权在满足私募股权投资交易中投资人的风险偏好、完善被投企业公司治理、平衡不同投资者间利益冲突、化解投资退出矛盾及促进融资功能的发挥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类别股制度的引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私募股权投资优先权适用的法律缺位,为投融资双方适用优先股作为投资工具降低了制度成本。本文从私募股权投资的优先权引入、公司法适用见疑、公司法适用回归角度,阐述了优先权对于私募股权投资的工具价值、理论扩张、适用路径。从根本上看,私募股权投资适用优先股的本土化路径应从理论回归和实践回归层面加以考察,以法定化的公司法类别为基础,消解公司设立类别股份的桎梏,结合不同种类股份设立的契约安排,实现私募股权投资优先权的商事属性回归。

差异化视角下的功能协调:中国存托凭证制度困境的解决路径

中国存托凭证(以下简称CDR)制度旨在吸引于境外注册并设置可变利益实体(以下简称VIE)架构的科创企业回归境内资本市场。CDR制度实践的关键堵点落于治理结构与监管体系。在微观层面,CDR投资者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范围尚不明确;在中观层面,CDR与首次公开募股(以下简称IPO)在制度定位与机制配套方面较难兼容;在宏观层面,CDR发行的跨境监管与科技监管均有待强化。究其根本原因,仍在于特殊表决权试点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企业内部治理失衡,而CDR制度设计中监管权责与监管技术的整体失调则导致监管滞后。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层面重新审视投资者保护的理据后,可得出CDR制度需要在功能化、差异化与融贯化等三个方面作出努力,即在功能化方面设计CDR投资者固有权与非固有权的体系,在差异化方面明确CDR制度与IPO制度的定位安排,在融贯化方面耦合监管穿透、监管合作与监管科技。

特别代表人诉讼四题初探

特别代表人诉讼通过民事诉讼增加证券违法的违法成本,实现震慑证券违法行为之功能。其以非公益机构实体当事人作为代表人,诉讼参加方式上采用了更为激进的“默示加入,明示退出”方式。共通性事项的确定涉及的是不特定多数投资者权益的维护,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因此是属于公益诉讼,特别代表人在该阶基于法定的诉讼担当获得诉讼实施权,同时为了证成法定诉讼担当之必要性以及代表的充分性,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增加了需要50名以上投资者特别授权的要求。个别性事项处理属于私益范畴,此时特别代表人是基于投资者的“默示加入”授权取得诉讼实施权,属于意定的诉讼担当。我国现有法律中对“代表制”在破产程序中的应用尚无规定,将被授权范围进行目的性扩张可以解决特别代表人参与破产程序合法性欠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