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可能性——复旦大学中文系陆扬教授访谈

赵一平（以下简称赵）：陆老师,您是在桂林的广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的,读的是外国文学,您跟桂林这个城市,该是挺有缘分吧。据我所知,您后来著述丰厚的领域,主要是在西方美学、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方面,同外国文学好像是渐行渐远了。

从迷茫走向自觉--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陈思和教授访谈

"文革"后以来三十年文学历程,并不是一个从辉煌走向更辉煌的过程,但它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过程。三十年来,文学一步步从工具状态走向自觉状态,不断冒犯传统的审美习惯和瓦解原有的文学观念,寻找文学的真正自由精神。于是,它所遭遇的指责与迷乱都是必然的宿命。

篇章语法:句法与修辞之间——复旦大学第五届修辞学沙龙研讨综述

复旦大学第五届修辞学沙龙于2006年11月23日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校的教师和研究生六十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会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屈承熹教授作了“篇章语法：句法与修辞之间”的专题报告，引起了与会人员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

精致化教育理念下的高校辅导员队伍培养机制研究——从复旦大学辅导员工作坊谈起

"精致化"教育理念对全面提升高校辅导员培养工作具有很好的启示。把"精致化"教育理念融入辅导员培养工作,不仅有其必要性,更有其显著的实效性,有利于增强辅导员个体的工作水平和内在价值感,提升辅导员队伍的整体活力和工作品质,切实推动高校优秀辅导员向专家型辅导员发展。

“新文科”语境下中文学科拔尖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历史、理论与实践

“新文科”教改,既是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及学科发展的自然需求,也是时代社会对于高校文科人才教育和培养提出的新的需求与新的要求。中文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基础学科之一,其人才教育和培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历史角度尤其是教育史角度来看,现代中文教育以及中文学科的建立,与传统科举教育的衰落以及科举制度的废止息息相关,同时又与现代知识教育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密不可分。在新的时代需求和要求之下,借助于“新文科”建设这一时代发展机遇,中文学科如何在传承与开新之间、学术发展建设与更好地适应时代社会需求和要求之间、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之间更好地统筹协调均衡发展,无疑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业的散文创作与教学传统

散文,本是中国古代除诗歌外的文学大宗。但随着近代以来文学体裁的重新划分及其价值等级序列的翻转,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而一度被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章”,反而有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趋势。直到晚近“非虚构文学”概念的传入,“散文”随着其定义和外延的相关争论以及“非虚构”创作的勃兴,再次成为中国当代文坛关注的焦点。本文所称的“散文”取其最广泛的含义,即除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其他文学作品,包括注重抒情性、接近“美文”的“传统”散文、随笔等,也包括传记/纪实作品在内的狭义的非虚构作品。

诗文中的盛唐气象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解读唐代文学的魅力

唐代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是中古士族社会最后繁荣的阶段。唐人的行为和宗教取向比较随意，因此文学作品所写内容非常大胆，很少忌讳。政治热情、亲情和爱情、世事沧桑、人生感悟是唐代文学作品的几大主题。不过，盛唐人说盛唐诗，和现在人的认识有很大差别。盛唐最有名的诗歌评论家殷瑶，认为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作家，一个是常建，一个是王维。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的大学新生幸福教育的策略与实践——以复旦大学大一新生的幸福教育为例

幸福教育作为一种积极心理学层面的教育,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对处于大学适应阶段的大一新生尤为必要。本文聚焦复旦大学面向大一新生的幸福教育的策略与实践,探讨高校开展幸福教育的意义、方法和实效。

再论泉州方言豪韵[-■]和[-o]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泉州方言豪韵[-■]、[-o]两种读法的现象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两种读法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一种认为这是词汇扩散式音变的产物。文章将泉州以及泉州市境内的其他方言与泉州市邻近的且有相同现象的莆仙、尤溪方言对比,并结合以往相关研究中对于扩散式音变和语音层次不同点的总结进行分析,认为泉州话豪韵[-■]、[-o]两种读法反映了语音层次的异读。

纪念胡裕树先生诞辰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为了纪念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诞辰90周年，由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的“语言的描写与解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7月15至16日在上海举行。国内外学者110余人参加了会议。

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成立十周年

2019年11月23日,"我们在校园写作"高峰论坛暨庆祝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创意写作专业成立十周年大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王安忆、上海市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孙颙、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甘露、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叶兆言、著名作家金宇澄及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中文系主任陈引驰、创意写作学科负责人王宏图等领导、专家学者以及校友共计100余人参加大会。

严绍璗先生对复旦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

去年严绍璗先生去世的时候,国内还在疫情管控的阴影之下,我平时不用微信,也没有上网习惯,自觉置身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噩耗到了晚上才被间接地告知,一时还将信将疑。在8月6日那天日记里,我就记下几个字:“中午暴雨,加冰雹。听说严绍璗先生去世了。”

漫谈实践存在论美学——在华东师大中文系青年教师学术沙龙上的演讲

我今天想讲一讲实践存在论美学，介绍一些中国美学当代的情况以及我现在初步的想法。9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界有一个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论，这个争论到现在还在继续。我之所以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与这个争论密切相关。实践存在论美学与实践美学有关，也与存在论美学相联，但是从根本上说，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在实践美学基础上的推进。

在翻译中翻译:清末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中的译者关系研究

作为“西学东渐”和晚清翻译史上最为重要的翻译方式之一,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最初主要以外来口译者与本土笔述者之间的双边协作方式展开。这种方式,一方面历史地反映出这一翻译模式在晚清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形态,另一方面亦反映出此间中西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日常展开方式。而这种翻译模式或翻译实践方式中的外来口译者与本土笔述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亦形成了一种“在翻译中翻译”的翻译形式,其中口译者的“意译”或“口译”,都需要笔述者的“意会”与“言传”来得以转换落实。而无论是“意会”还是“言传”,又都关涉着或者受制于笔述者与口译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这种关系的考察,亦就是对晚清翻译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翻译方式的考察。

“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

“地方性的辩证法”是由这几年文学创作上比较引人关注的作品和现象而提出的讨论话题,我只能说一些粗浅的感受,这些感受交织着不同的层次:一是地方性的写作面对或背对的是什么,更直白地说,它试图摆脱的束缚和限制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或多种有形无形的笼罩性的力量,要抽空地方性,使文学写作变得更为均质、同质,甚至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性写作的取向是向下获取自由和解放的取向,这样的取向是内在于文学本身的。

中国修辞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开拓——学科演变史的回顾与学术创新路向的探寻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团队50多年来探索中国修辞学史理论与演变规律的历程表明,陈望道修辞思想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继承、开拓与创新,以及学科方向和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该团队已出版的六种修辞学史论著集中体现了以下创新理念和实践,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史”与“论”的统一,重视修辞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坚持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修辞学史以及注重系统论方法、纵横结合法、点面结合法等重点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针对性运用。团队协作,以老带新,是该团队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另一动因,正是郑子瑜、季羡林、周振甫、胡裕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合力攻关、薪火相传,才造就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繁花似锦、众芳争艳的景象。回顾历史,更应看到不足,期待后来者共同努力,“指出新条理”“开拓新境界”。

小说理论与创作之间必要的张力

一本专栏的设立基于一种共识。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结合70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采用各种方式(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学术探讨)发掘当代小说家的“创作谈”这座富矿,灵活、具体而深入地总结当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的经验,由此建构带有当代中国鲜明印记的小说理论。但这一原初设想是否也暗藏了某种“潜台词”:作家的创作实践及其“创作谈”一直保持着互相阐释的良性循环关系吗?我们既可以参照具体作品来读解作家们的“创作谈”,也可以参照“创作谈”来顺畅地阐释他们的作品?作品必定是作家“创作谈”的完美演绎,而“创作谈”必定是作家作品最权威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