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章语法:句法与修辞之间——复旦大学第五届修辞学沙龙研讨综述

复旦大学第五届修辞学沙龙于2006年11月23日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校的教师和研究生六十余人参加了这次研讨活动。会上，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屈承熹教授作了“篇章语法：句法与修辞之间”的专题报告，引起了与会人员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

“新文科”语境下中文学科拔尖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历史、理论与实践

“新文科”教改,既是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及学科发展的自然需求,也是时代社会对于高校文科人才教育和培养提出的新的需求与新的要求。中文学科作为人文学科的基础学科之一,其人才教育和培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历史角度尤其是教育史角度来看,现代中文教育以及中文学科的建立,与传统科举教育的衰落以及科举制度的废止息息相关,同时又与现代知识教育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密不可分。在新的时代需求和要求之下,借助于“新文科”建设这一时代发展机遇,中文学科如何在传承与开新之间、学术发展建设与更好地适应时代社会需求和要求之间、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之间更好地统筹协调均衡发展,无疑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的大学新生幸福教育的策略与实践——以复旦大学大一新生的幸福教育为例

幸福教育作为一种积极心理学层面的教育,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对处于大学适应阶段的大一新生尤为必要。本文聚焦复旦大学面向大一新生的幸福教育的策略与实践,探讨高校开展幸福教育的意义、方法和实效。

再论泉州方言豪韵[-■]和[-o]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泉州方言豪韵[-■]、[-o]两种读法的现象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两种读法属于不同的历史层次,一种认为这是词汇扩散式音变的产物。文章将泉州以及泉州市境内的其他方言与泉州市邻近的且有相同现象的莆仙、尤溪方言对比,并结合以往相关研究中对于扩散式音变和语音层次不同点的总结进行分析,认为泉州话豪韵[-■]、[-o]两种读法反映了语音层次的异读。

在翻译中翻译:清末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中的译者关系研究

作为“西学东渐”和晚清翻译史上最为重要的翻译方式之一,口译—笔述式翻译模式,最初主要以外来口译者与本土笔述者之间的双边协作方式展开。这种方式,一方面历史地反映出这一翻译模式在晚清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形态,另一方面亦反映出此间中西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日常展开方式。而这种翻译模式或翻译实践方式中的外来口译者与本土笔述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亦形成了一种“在翻译中翻译”的翻译形式,其中口译者的“意译”或“口译”,都需要笔述者的“意会”与“言传”来得以转换落实。而无论是“意会”还是“言传”,又都关涉着或者受制于笔述者与口译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这种关系的考察,亦就是对晚清翻译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翻译方式的考察。

音变中的情境效应和词汇效应——以上海市区方言/A~/的产出与感知合并为例

本研究旨在考察音变过程中的情境效应与词汇效应,从而探讨音系—语音映射关系的两种模型——生成模型与样例模型。我们对上海市区方言/A~/的产出与感知两方面的合并情况进行案例研究,发现情境效应与词汇效应均对/A~/的合并进程造成影响。这一结果支持基于使用的音系—语音映射模型。此外,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今天上海市区方言里,/A~/对立在产出方面仍有显著差异;而在感知方面,/A~/在一部分词中已经完全合并,在另一部分词中接近但是尚未达到完全合并。

上海土音新字本《伊娑菩个比方》及其所见19世纪50年代上海方音

文章介绍了美国传教士郏爱比(Asa Bruce Cabaniss)以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等传教士创制的上海土音新字翻译编写的上海话本《伊娑菩个比方》(即《伊索寓言》),将其内容与罗伯聃(Robert Thom)所翻译的文言本的《意拾喻言》进行了比较,并整理分析了该书所反映的19世纪50年代上海话的音系特点。

中国修辞学学科史的建构与开拓——学科演变史的回顾与学术创新路向的探寻

复旦大学修辞学史研究团队50多年来探索中国修辞学史理论与演变规律的历程表明,陈望道修辞思想对于该领域研究的继承、开拓与创新,以及学科方向和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该团队已出版的六种修辞学史论著集中体现了以下创新理念和实践,即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强调“史”与“论”的统一,重视修辞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坚持多维度、多层次地研究修辞学史以及注重系统论方法、纵横结合法、点面结合法等重点研究方法在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针对性运用。团队协作,以老带新,是该团队研究取得突破和进展的另一动因,正是郑子瑜、季羡林、周振甫、胡裕树等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扶持,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合力攻关、薪火相传,才造就了中国修辞学史研究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繁花似锦、众芳争艳的景象。回顾历史,更应看到不足,期待后来者共同努力,“指出新条理”“开拓新境界”。

道德作为审美如何可能?

将康德“实践理性”与中国文化“实用理性”精神进行简略比较,我们会得出中西不同文化意义的“道德作为审美”都是“可能”的这一初步结论。二者具有相异的文化背景与哲学机制。对于西方文化而言,“道德作为审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格道德的至善与美,决定于“纯粹理性”即“上帝”的“在场”;就中国文化来说,是因为经过先秦“史”文化的“祛魅”即“理性化”过程,以“良知”即内在觉悟作为心灵根因的缘故,是心体与性体的合一于道。“道德作为审美”的可能实现,取决于“幸福”与“崇高”同时两栖于道德与审美的缘故。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之演进与成因——兼谈科举文体的程式迁移与定型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进程始于北宋熙丰年间,而非传统看法中的南宋初年。这一转变与王安石科举改革引经义入科场密切相关。试论程式中的官题与论腰两部分直接源于经义程式,试论的程式化实乃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而这种迁移最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太学,之后随时文刊本的传播而普及。试论程式虽始终未被官方制度化,但因便于考生仿效且为考官阅卷提供了便利,故在应举人数增加、试论篇幅渐长的南宋同时受到考生和考官的青睐,最终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试论写作与评判标准。

从“体系”的眼光看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

1 中国文论研究的“体系”诉求有三大动机。 2 西方传统文论体系是以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为模式建构起来的 ,但中国文论的“隐性体系”不是建立在本质论基础上的 ,其理论基础是审美经验论。因此 ,中国文论体系不是“本质论”体系 ,而是审美经验“现象论”体系。 3 中国文论体系包括两个分体系 :意境论体系和形式论体系。二者平行发展 ,有各自的审美范畴 ,同时甚至是对立的 ,但总体上是彼此互补交融的。

句法、语义、语用之间的互参互动关系

语法结构是一个多层面整体系统 ,系统的内部成分以及不同平面之间构成互参互动的制约和对应关系。一定的句法形式总是对应于一定的语法意义和语用特征 ,反之亦然。句法、语义和语用任何一个平面中的现象 。

移情说"的主客体关系论

移情说的核心、同时也构成其突出贡献的是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审美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移情说理论深化了把审美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认识,注意到"同情"中深层的心理活动,避免了把审美移情看成单纯的表层直觉活动而流于肤浅,推进了心理学美学的纵深发展,探索并强调了人在审美移情中所获得的彻底解脱和完全自由。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移情说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审美经验及其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表现论和形式论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限,把美学研究向着精确化、科学化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唐代俗讲与佛教八关斋戒之关系

佛教将一年中的正、五、九三月称为三长斋月,简称三长月,又叫神变月。三长月是诸天帝释鬼神运用神通,巡行天下,视察善恶的时间,所以要奉持八戒,吃斋、礼佛、讲经、布萨、禁屠钓,以求福避祸,俗称八关斋戒,又叫三长月斋、神变月斋戒。俗讲是唐代寺院在三长月举行的重要法事活动之一,目的是修善求福,传布佛法。本文论述了唐代俗讲与三长月斋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作为考察敦煌变文的讲唱时间与名称的一个途径。

方言与修辞的研究接面--兼论上海话“伊讲”的修辞动因

本文首先分析了传统修辞学应用于方言研究时的理论和实践困境。本文认为只有对修辞学重新定位,修辞学与方言研究的交集面才得以扩展。在此基础上,文章以上海话的"伊讲"为例,详细探讨了它在语法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两个阶段:作为事后追补语和句末语气成分,并从合作原则的角度分析了推动这种语法化发生的修辞动因。

语法的句式和修辞的关系

语法学界和修辞学界所说的句式不完全相同,所以应把语法上说的句式和非语法领域里说的句式严格区别开来。在讨论语法句式与修辞的关系时,要处理好语法句式的静态和动态的关系:具体话语里的某个特定句式所表示的动态句式义如果和静态常规的句式义一致,那是一种消极修辞;如果溢出或突破静态常规句式义而产生出变异的句式义,那就是一种积极修辞。在语法句式的应用问题上,语法的语用平面和修辞是契合的;句式在应用中要做到适应题旨和情境,才能达到语法"合用"、修辞"切当",才能取得最好的表达效果。文章最后提出语法句式在动态话语里有三种修辞现象:式变、义变、词变,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

略说句系学

本文运用三个平面的理论来研究句子,认为任何句子都是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统一体,从句法平面可抽象出句型,从语义平面可抽象出句模,从语用平面可抽象出句类;句型、句模和句类综合成的抽象的句子就是句样;句例和句样是具体和抽象的关系;某种语言的句系,是指该语言的句样系统,即是该语言的句型子系统、句模子系统、句类子系统互相结合、纵横交错形成的网络系统。然后提出了研究句系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以及研究句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最后建议建立一门新的学科——句系学,并呼吁大家共同努力来构建现代汉语的句系系统。

台湾大学生语言使用状况研究

台湾大学生个人、家庭母语的使用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其常用的语言有国语、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语和英语5种。各种语言平均使用频率分别是:国语占76.52%,闽南话占15.39%,客家话占1.03%,原住民语占0.29%,英语占1.08%。台湾大学生各种语言使用能力存在显著特征:不管母语是什么语言,大学生的国语能力最强。闽南母语人的闽语能力强于客家话,客家母语人的客家话能力强于闽语。国语母语人的闽语能力强于客家母语人,这说明闽语的竞争力大于客家话。在语言态度上,台湾大学生喜爱国语的程度高于英语;但在语言的期望值上,不管学生的母语是什么,他们对英语的期望值都最高;其次是国语;再次是闽南话;客家人对客家话的期望值高于闽南话,这说明客家人的语言忠诚度比闽南人高。

元语篇与文学评论语篇的互动关系研究

借鉴互文理论考察文学评论语篇与文学作品元语篇之间的互文结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归结文学评论语篇的语体范式,探索其生成动因和结构规律性。已有的研究视文学作品元语篇和文学评论语篇为各自独立的、具有线性特征的结构整体,而注入互文理念的语篇研究则视之为互动共生、具有立体多向空间关系的互文结构体。这种互文结构体是以对话关系为基础,由"述"核心板块和"评"延伸板块共组的有机统一体,其语体范式以语体交叉渗透为结构表征。而由此展开的语篇分析为过去主要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内容分析的文学评论增加了理性色彩和形式分析要素,揭示了评论语篇与元语篇之间求本溯源所形成的结构重写与推陈出新的互动关系、共现关系、解构关系和建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