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戒》:新时期小说的真正开端

一般认为 ,新时期小说始于刘心武的《班主任》 ,但是 ,从新的视角来分析 ,1 980年发表在《北京文学》十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小说。这篇小说具有新的价值坐标 ,呈现为一种“革命性” ,无论是主题、视角、文体还是艺术本质、作家的审美意识、小说的艺术精神都有极大的变革 ,有着全新的面目。它在主题、文体、美学风格等方面对新时期小说都产生了影响。

Literature是怎样“变成”“文学”的--晚清早期新教来华传教士的“文学”实践及评价

马礼逊、米怜、麦都思、理雅各等最早一代新教来华传教士接触中国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文化探险历程。当大多数传教士最初将注意力集中于宗教领域中的"术语问题"(Term Question)之时,其实他们在中西世俗文化交流领域同样遭遇到了"术语问题"。当他们面对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文学传统时,他们习惯性地使用了英语中的Literature,来描述并论述中国"文学"。而其实从一开始,西方的Literature与中国的"诗文"为中心的传统就不是可以简单替换的完全对等概念。而在此语境中传教士们所生成的最早一批中西跨文学交流的文本成果,亦大多带有文献文本的性质。但又恰恰是这些传教士的文学与文化探险,开创了中西之间文学交流的先河,并最终让西方的Literature,成为了中国的"文学"。

论“样板戏”话语演绎的阶级感情

受制于抗日战争以来的“战争文化心理” ,“样板戏”中的人际关系被简单化分为两大对垒阵营中的敌友关系 ,或同一阵营中的同志关系 ,人物感情倾向于两极分化的阶级爱憎感情。讨论了基于阶级感情的亲情话语、阶级情谊话语 ,揭示了打上“文革”时代烙印的“样板戏”话语只有阶级共性 ,缺乏人物个性的特征。

方法与对象的适应——与党圣元商榷

本文是与党圣元《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载于本刊1996年第2期)一文的商榷。作者认为,在思想与思维层次上,学术研究方法必须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的发生,可采用包含文化哲学因素的文化学研究方法,而非党文所提出的"极其古老的""文化哲学"方法。因为,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的文化母体,是整个中国远古文化而不是比较晚成的文化哲学。这一见解,是在颇为具体地分析了诸如道、阴阳、象与太极等范畴后得出的。本文同时就党圣元对《周易的美学智慧》一书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国语》的作者与时代

历来关于《国语》的作者,有左丘明、“左氏”门人弟子、左史倚相及吴起等各种说法,但其说大抵皆止于想象猜测;从作者数量来说,则又有单数和复数之说,要之亦难遽下定论。倘仅就《国语》本文来看的话,则其作者似应是战国前期人,姓名今已不详;无论其人数为单数抑为复数,可以肯定他(或他们)皆利用了各国的史料档案。相应地,《国语》似应成书于战国前期,与《左传》约略同时代;不过是否同样成书于公元前五、四世纪之交,则我们也无从肯定或证明。

天宝河洛儒士群与复古之风

李肇《国史补》卷下记载了几组开元以来的名人，其中有“位卑而着名者”一目，下列李北海(邕)、王江宁(昌龄)、李馆陶(光速)、郑广文(虔)、元鲁山(德秀)、萧功曹(颖士)、张长史(旭)、独狐常州(及)、杜工部(甫)、崔比部(元翰)、梁补阙(肃)、韦苏州(应物)、戴容州(叔伦)。

《尚书》的古今文问题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是中国史学传统的开端。但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尚书》,却已远非它诞生时的原貌,甚至也远非中古时人所看到的模样。在《尚书》三千余年的流传史上,由于种种的天灾人祸,《尚书》的面貌曾经发生过几次巨大的变化,而古今文问题又是其中最纠缠难解的死结。本文综合学者们的各种研究,对它们作了一番清理和介绍。

《战国策》的作者与时代

从《战国策》的形成史来看,它应有其每一篇的原始作者,有作为其前身的早期结集本及结集人,然后才有了刘向的编辑整理。不过对于上述前两项,后人也是众说纷纭,已不甚了然了。本文综合学者们的各种研究,对它们作了一番清理和介绍。

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後凋——苏辙晚年事迹考辨

元符三年（1100），宋哲宗崩，在向太后的主持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继承了皇位，北宋的历史从此进入以奢侈荒唐着称的徽宗朝。坐上皇位的徽宗写了五首诗来悼念哲宗，其中有云：

诗人之事与诗家之心——李白北上幽州动机考

安史之乱的产生，是突如其来的。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当时诗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通过排比相关史料，考察当时诗人在面临这一事件时的第一反应与举措，对於研究当时人的心理是很有意义的。关於李白对安禄山叛乱一事的态度，前人多由他於天宝年间北上幽州一事谈起，因为李白在《赠韦良宰》一诗中已明言他当时在幽州就已觉察到叛乱的危险。

驭文之首术 谋篇之大端——试论散文的构思

古人说得好:“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明]洪自诚:《菜根谭》),梁实秋也曾说过:“散文的美,美在适当”(《论散文》)。要写出“恰好”或“适当”的文章,就要讲究构思。构思是作者在孕育作品过程中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古人称构思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可见构思的重要。只要构思好了,写起来才能顺理成章,得心应手。要学会构思散文,就先得了解散文构思的特点。否则一味盲目实践,免不了要走弯路。散文构思是有它自身的特点的。首先,

《春赋》评改

古往今来,描绘春天的诗文不计其数。《春赋》的作者以饱蘸色彩与感情的笔触,写出了大地之景,春天之魂,剥茧抽丝地引导读者去悟出“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哲理。全文层次分明,由物及人,由繁入简,最后由富有哲理性的格言作结。一曲春歌,化作五彩纷呈,激励读者去迎接人生的春天,去抵达理想的彼岸,使读者在审美中获得愉悦。读这篇散文使读者自然想到朱自清的《春》,该文与《春》有颇多相似之处,如立意,如布局,如语言,如比喻。对习作者来说,学步是需要借鉴的,但光有借鉴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发现,是创造。散文中有不少耐人咀嚼的描绘,可以说它们是这篇散文的闪光点,倘若少了它们,散文就像缺了脊梁骨。

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

钱穆出生的19世纪末叶，在考古学家眼里，“就中国考古学材料的出现而言，是一个重要而光辉的时代”，许多前此不经见甚至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古物，在不同的地域内，相继重现于人间。而其中在中国学术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是甲骨文的发现。

预演(微型小说)

王刚一从师专毕业(就被)便分到一所乡村中学(担)任了初二语文教师,同事们都称他为小王老师。学校每学期都要组织一次听课活动,每位老师的课都要听,而听新来的老师的课又(总是)放在首(先)位。有时教办室的人在来(学)校检查工作时也要听一听课的,所以听课就(格外)显得很重要了。在听小王老师的课前。

爱的呼唤

一(四十四)年前,一位小学生捉到一只猫头鹰,拿给老师看,老师告诉他:①猫头鹰是捕鼠能手。一只田鼠一个夏天要糟蹋一公斤粮食,而一只猫头鹰一个夏天就能捕上千只老鼠,你算算,一只猫头鹰在一个夏天就能为农民保护多少粮食(啊!)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是一个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长期以来更是学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开始就是应中国的社会实际命运而生,它绝非一种单纯的文艺理论现象。强调文艺对现实的介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富生机的部分,不应以强调文艺的自身规律为由,对之进行忽视、漠视、消解甚至否定。当然,在介入方式上,应正确领会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避免身份错位和忽略文艺特点的不足,以便让文艺以诗性精神构建现实的维度,以自身的方式来为社会现实服务。

北宋“险怪”文风:古文运动的另一翼

唐宋古文运动的相关史料中,以否定的记录立场呈现了一个"怪文"的系谱:从中唐古文的奇崛文风,到北宋前期的一批偏激的古文家,然后是景祐"变体"、庆历"太学新体"、嘉祐"太学体"一脉,再续之以熙宁后的"经义"文。此种"险怪"文风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与科举考试内容之间的矛盾,并结合思想史上"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以及宋代新儒学向"性命之学"发展的趋向,重新审视"怪文"承载激进思想的历史意义。再通过宋代的主流思想家对欧阳修"晚年文衰"的批评,考察古文与新儒学先合后分的关系,从而获得对于古文运动较为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