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的未来之路：城乡融合、空间集聚与区域协调

在中国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上,如果片面限制大城市的扩张,鼓励小城镇发展,片面强调区域经济的均等化,将无法充分发挥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经济集聚发展的好处。为此,必须克服思想上的认识误区,打破城乡间和地区间分割的制度障碍,促进城市内部的社会和谐,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并由此最终实现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的三大都市圈：辐射范围及差异

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外围"理论出发,利用中国城市级面板数据,以港口城市上海、香港、天津为中心的三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城市在都市圈内的地理区位与该城市人均GDP的关系。研究发现,珠三角与长三角都市圈内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到大港口距离间存在"∽型"的三次曲线关系。在到大港口的一定距离范围内,集聚力超过离散力,距离核心城市越远,人均GDP越低,但当距离远到一定程度时,离散力就越来越强,出现人均GDP的第二个局部高点。因此,"∽型"曲线的第一个谷底点以内的区域就可以作为都市圈的辐射范围,而曲线第一段地理与人均GDP的负相关系数则可以作为核心城市的相对集聚力的度量。本文的主要发现是,长三角都市圈核心城市上海的辐射范围和集聚特性要稍强于珠三角都市圈,而环渤海湾都市圈暂时仍然是多个港口城市共同起到辐射作用的城市体系。

“调结构”可从城市化破题

经济理论从未系统地告诉人们在扭曲的结构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更没有说一个国家怎样去调整扭曲的经济结构。“结构”二字是读懂中国经济的法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刚刚起步，全球格局亦将会随之改写。

“新二元社会”当慎思

中国存在城乡分割，有一些历史原因。城乡分割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两个表现：第一，劳动力流动是受到控制的，以前农民不能流到城市里边来，现在虽然可以进来，但城市政府会用各种各样渠道来管理，不能充分自由流动。第二，即使进来了以后，他们在各方面的权利和城里人是不平等的，特别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利和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不能以“倒退”的方式防衰退

正当近期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示中国可能早于其他大国走出危机的底部时，我们似应警觉不易觉察的两个变化——以政府干预取代市场规律；民营经济不断边缘化。

理性还是泡沫:对城市化、移民和房价的经验研究

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国家具有更高的房价一人均GDP比值，而在中国，城市化带来的住房需求则成为推高城市住房价格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对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规模等因素后，外来人口（移民）占比更高的城市房价更高，表现为2000年移民占比每多出10个百分点，2005年房价就会高出8．33％。在移民占比变化更大的城市，房价和房价增长率都更高，表现为2000～2005年移民占比变化每多出10个百分点，2005年房价就会高出16．17％，2000～2005年房价增长率高出18．45％。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移民占比和移民占比变化对房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城市移民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移民来实现的。

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

信任在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着重要意义,而户籍制度造成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可能给信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本研究根据上海市的抽样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居民信任水平的决定因素,重点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居民信任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没有本地户籍的居民,更加不信任小区的邻居和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更低,并且,户籍分割对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不会随着非本地户籍人口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减少或消失。另外,个人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信任还受到所居住小区内其他居民该信任水平的影响(即"同群效应")。由于非本地户籍人口相对聚居,同群效应就会放大由户籍带来的社会分割对信任的负面影响。

高增长与低就业：政府干预与就业弹性的经验研究

本文从地方政府干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就业能力较低的现象。基于中国城市级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单位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长(就业弹性),但政府干预削弱了外资的就业创造能力。同时,具有生产性的省级政府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就下降0.089。从趋势上来看,如果政府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与GDP的比值持续上升,那么,就业弹性就将持续下降。如果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就必须减少政府对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的干预。

从共识出发：“特惠”视角下产业政策的关键问题

近期国内学界就产业政策展开了激烈讨论,但远未达成共识。为了厘清概念并做深入的政策比较,从"特惠"视角的分析框架来看,产业政策是针对特定产业、产品和企业的优惠政策,而区域政策则是针对特定地区的优惠政策。产业政策会扭曲要素的产业间配置,要求决策者对各产业的发展前景都有准确把握,而决策层级越高,难度越大。区域政策尽管会导致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但不会扭曲要素的产业间配置,故对决策者的信息要求较低。进一步,区域政策和地区层面的产业政策具有较好的替代性反事实,绩效比较容易考核,而中央层面的产业政策则难以考核。基于上述原因,区域政策和地方层面的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中央层面的产业政策却鲜见成功的案例,因此必须再认真深入研究。

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

本文基于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应牺牲大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城市体系的调整将向大城市尤其是东部大城市进一步集聚。这一道路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区域和城乡间人均收入的平衡,从而实现增长与和谐的共赢。与这一道路相比,现有体制下城乡和区域间的利益矛盾是造成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城乡分割政策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的自由流动,其后果不仅是城市化进程受阻、大城市发展不足和城市体系的扭曲,还造成了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

地理与服务业--内需是否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到大港口和区域性核心大城市的距离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到大港口的距离之间呈现出三次型的"∽"曲线关系,随着离大港口越来越远,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下降、上升再下降。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到大港口的距离之间也存在三次曲线关系,但是没有第二波峰,说明第二产业的集聚力比第三产业相对更强,但离散力相对更弱。同时,我们也发现,区域性的大城市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含义是,向沿海和大城市周边的空间集聚对于服务业发展非常重要,服务业作为内需增长的源泉并不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

姓氏与信用:农户信用评级中的宗族网络

信用评级对于农户从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融资的转型起了重要作用,信用评级这一金融制度正规化的转型过程是否受到传统的社会网络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中国农村的宗族网络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网络,我们采用"村民是否属于该村第一大姓宗族"这一外生指标来度量它。本文利用温州洞头县农信社的农户信用评级数据发现,如果村民来自该村第一大姓宗族,其信用等级就高。具体地说,在初评阶段,该村第一大姓宗族成员的分项得分更高;在审核阶段,他们的信用等级更不容易被调低。宗族网络对信用评级过程的影响为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嵌入"提供了微观证据。

技术差距、后发陷阱和创新激励——一个纵向差异模型

本文在纵向差异的模型框架下考察了两个厂商的技术选择和创新激励。最终的均衡结果不但依赖于他们之间的技术差距，也可能与他们的行动顺序密切相关。技术后进者面临一个技术提升的后发陷阱，其中后发者的利润并不会随着其技术水平的提升而增加。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可行性，发现该策略存在一个实施上的悖论：如果让FDI生产技术水平更高的产品，则当地厂商提升技术水平的激励会减弱甚至没有；反过来，如果要让当地厂商具有更大的提升技术水平的激励，则引入的FDI就必须生产技术水平更低的产品。我们的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引入FDI时，其真正面临的可能是在“技术前沿”与“创新激励”上的一个权衡。由此，若从提升当地技术水平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当地企业先动的产业政策，以尽可能维护他们提升技术水平的激励。

企业规模与最优内部收入差距

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反映了企业对员工的激励强度,是薪酬结构设计的重要议题。基于市级非国有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第一,在内部收入差距较小时,加大与既定职位相联系的工资上涨幅度,会增强员工争取获得晋升的动力和努力水平,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影响,但随着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则会对企业利润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存在最大化企业绩效的内部最优收入差距。第二,不同企业的最优内部收入差距存在显著差异,通过构造企业规模与收入差距的交互项,可以验证企业规模会增强内部收入差距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程度。在企业因规模增大而提高了监督难度并减少了晋升可能性的情况下,内部最优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助于确保对员工的激励效果和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更利于对企业绩效的改进。